【www.anne5.com--文摘大全】
编者按
裴士锋的《天国之秋》，讲述了有关天国王朝的一段历史。因天国之乱几乎与两次鸦片*平行发生，它为我们提供了观察这一近代中国意义最为深远却又含混的历史事件的全新视角，催发了对所谓“现代性”的新思考……
作者 库里里
“借着柔和的灯笼火光，他们仔细往外瞧，天还未全暗，在漆黑平静的河面上，他们能看到的就只有前方数百米像无数圆木般塞住运河的尸体……传教士奋力划，将船划近阴森恐怖的浮尸群中，漆黑中船桨一再打到东西，发出‘嘭嘭’声响。最后他们耗尽气力，不得不停下睡觉，就睡在无数尸体的冰冷环抱中。”（“The M Magazine an, no.293, pp.270-277.”）——《天国之秋》
裴士锋的《天国之秋》，是我近几年来，读过最难忘的书。其实很难说它属于何种写作，这本有关天国王朝的叙事长篇，时常会细致描述传教士的桨叶努力拨开堵住河道的尸堆时的“嘭嘭”作响，进而又异想天开地从洪仁玕的心头透视出一道阴影——“世上多的是在天上无一席之地的王”，这已与“本格派”的历史研究拉开距离；但另一方面，书末厚达百余页的注释、参考书目与索引，又提醒读者其非普通的小说家言；且《天国》也算不上《江城》式的非虚构创作，尽管裴士锋确曾来华“采风”，但他能碰触的，恐怕仅仅是建立在历史废墟上的一片灵感空间，而非“何伟式”的设身处地。一八六零年晚秋，安徽羊栈岭上的一场大雾险些令曾国藩麾下那*最后的大军覆灭，从而完全改写历史的进程。而百年之后，无论裴士锋如何“循着陡峭的碎石子小径，穿过满身瘤结的松树林和茂密青绿的茶园”，爬上黟县北边的羊栈岭山坡，他都不可能再体会到那个阴冷午后，曾国藩欲查敌人来犯东京而不得时的焦虑、不安或侥幸了。
用学术界的时髦话说，《天国之秋》或可称为裴士锋重新发明（re）历史的一次尝试。这话乍听之下或许刺耳：史述以真实客观为正统，岂容随意发明创造？但历史学家们达成了共识，越是研究历史，越能体会到，我们很难真正了解历史过程。从此角度上说，当黑格尔讥讽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永远不懂从历史里学到教训”时，真有些苛刻了，毕竟又有哪个盲人能从摸象中学到真知呢？
历史，当然指过去发生过的真人真事。但就像裴士锋永远回不到一八六零年的那个晚秋，我们也永远触碰不到历史过程本身。人类是靠媒介理解历史的，这媒介就是史料，而现代史学最痛的发现，却是史料往往不真。于是就有了意大利人克罗齐那“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几乎与克罗齐同时，鲁迅的恩师章太炎也有类似体悟，大体上，他认为“唐朝以前，官修尚未制度化，部分史册尚称信实，之后官府完全掌控撰史，则真实性大为可疑。还不如许多‘朝野私载’来得可靠，而*之后，禁毁书籍，人们‘莫敢记述时事，以触罗网’，所以‘虽有良史，将无所证信’”（汪荣祖：《史学九章》）。也就是说，真正权威的一手史料，几乎找不到了。
缺乏真正权威的史料并不会导致我们对历史一无所知。因为较为晚近又重大的历史结果，由于与当代生活仍有紧密联系，并不容易造假，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负，或者美国总统的选举。但对历史研究来说，重要的往往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历史学家希望搞清楚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希望弄明白人类能如何从中吸取教训，习得经验，避免悲剧，或者，嗯，在竞争中生存下来乃至获得胜利。这就需要他们从残缺不全的、真假难辨的、错综复杂的、充满误导和私货的史料*中寻找真正的历史线索，而在此过程中，他所能倚靠的只有自己的经验、智慧、情感以及对“人”的理解，因为“历史”总是由人造成的，而人据说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历史才会不断重演。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历史学家，恐怕不会敢说自己的研究成果就堪称百分之百的信史。他只能说，自己重新叙述了一段历史，或者，重新“发明”了一段历史。
“发明”历史，即指借助精心编排的史料，及作者自身想象力的润滑与拼接，讲述一段与以往公论并不相同的历史。裴士锋在《序言》中写道：“对英语读者来说，撰写此书的一个目的，是想矫正一个长期以来的幻觉，即无论如何是英国人在十九世纪‘拯救’了中国”（是不是有点大开眼界），而对中国读者来说，此书的意义却在别处：因天国之乱几乎与两次鸦片*平行发生，它为我们提供观察这一近代中国意义最为深远却又含混的历史事件的全新视角。
没有什么词比“含混”更能代表中国对鸦片*的复杂情感了。一方面，它常被看作近代最耻辱的民族灾难；另一方面，它被看作是打破大清*闭关锁国的重要契机，1840年因此被公认为中国进入现代的开端。而往往被忽略的是，在不断的宣传和反思中，鸦片*已被升华为某种象征，塑造了我们别具一格的现代观念，直至今天。
让我们来谈一谈“现代”吧。如果你将来、或已经进入了大学，读人文学科，比如中文系，听到教授现当代文学的老师，一口一个“现代性”，而你对此一无所知。不要害怕，因为这有很大可能，不是你的责任。“现代性”一词是舶来品，代表西方人文学者对“现代”的归纳与体悟，而未必能解释中国人的现代生活与想法。
你知道，俗称的“西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都是*国家。当然具体形态也各不相同，但化繁为简，直到最简，就可以概括成，教会代表神权，神伟大，而人卑微。而伴随科技发展与*运动，终于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信神，认为人可以靠自己的理性而非被虚构出的神的指引认识世界，改善生活，这就催发了启蒙运动，也就是西方现代的开始。
然而你也明白，人往往是很贱的，既讨厌被压迫，又害怕没倚靠，偏偏压迫与倚靠又往往是同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部分人文学者观察到，纯粹理性化的生活并不健全。有些人流离失所了，既然神不存在，那最朴素的善恶道德似乎也失去了根基与说服力。其中一些人就成为奥康纳笔下迷惘的“不合时宜的人”；另一些人则活得简单些，相信金钱、力量与权力是人唯一能把握与争取的价值。不择手段追求力量、金钱与权力的人当然一直存在，早在十六世纪，马基亚维利就以此为基础创作了《君主论》，而中国版的《君主论》——《韩非子》则更可追溯到战国时期。但是，将由纯粹理性倾向诱发的功利主义供奉到庙堂之上，成为个人与国家公开的行事准则而不以为耻，确实是启蒙运动之后的事。
功利主义公开成为行动准则的可选项，被以列维·施特劳斯为代表的*哲学家们公认为是西方的现代特征，即“现代性”之一。但可选项并不等于必选项，只有明白这点，才能理解鸦片*带来的启示。
以英国为首之列强以武力打开清王朝贸易大门的做法虽为纯粹利己的*无疑，但它与以往发生在中原大地上的*又有许多不同。首先，英国对清王朝的土地与政权毫无兴趣，甚至以保护*政府的行政能力为第一要务。由于鸦片*与天国王朝同期，*顾此失彼几近崩溃边缘，而这是英国最不想看到的，因为“如果*真的瓦解，出手救助中国的受苦人民将是英国的人道责任”，“我们可能会一路被牵着走，毫无抵抗之力，最后除了亲自治理它，别无选择。”
英国对*土地与政权毫无兴趣，是因为不想再要一个印度。自从他们一不小心*了印度，其殖民统治的高昂成本与军事成本，已经让英国吃不消了。甚至有研究认为，英国之所以必须要保证自己在*的鸦片市场，就是为了不断填补在印度造成的亏空。
也就是说，英国对清政府的保护，看似有些道义，其动力却还是“利益最大化”；但反过来，除了利益最大化之外，又有其人道的一面，他们认为，一旦*这片土地，就必须为这片土地上的人负责到底，这种死脑筋，就很难用“功利主义”来解释了。
不仅如此，英国本土对**的反思也从未停止。1856年11月，听到英军炮轰广州和有平民受伤的消息后，曼彻斯特的居民写信给女王，表达他们的“羞愧之情和愤慨之意”。《每日新闻》认为“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傲慢和残暴地滥用权力行为，对它进行评论，现在成了我们痛苦的义务”，殖民部副部长就将之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极为邪恶的事情之一”，保守党员则斥其“商业天赋与征服者的野心相映照”。当然这些良知最终仍然被贪欲压倒，始终未能阻止*的进一步发展。但这仍意味着世界并非一片纯粹诡异的“黑暗森林”，其中有道德的闪烁。
在北美汉学三杰中，史景迁以塑造历史人物推动故事发展的本领而闻名。作为他的学生，裴士锋同样功力不浅。英国驻华全权代表、火烧圆明园罪魁祸首的额尔金或许是整本《天国之秋》中最为成功的造型，集强权力量与道德自觉于一体，最后却化身成为“文明之劫”的象征符号，几乎成为十九世纪英国扩张的一个缩影。
与雨果那脍炙人口的抒情诗中描述的不同（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雨果曾写诗痛陈火烧圆明园的野蛮，但他私下里收藏了从其笔下“强盗”们手中购入的珍宝），额尔金并非穷凶极恶的劫匪。尽管他对清王朝及中国人并没什么同情，但却拥有自己的道德准则。作为这场*的指挥官，他承认英国对待中国的“做法往往很难说得上有理”，他每每怀疑这场*的正义，在家书中追问，“当我们以丑恶的暴力和残酷的作为如此闯进过去最晦暗最神秘的深处时，我们是在替谁办事？”而“东方之所以可憎，与其说是因其自身，不如说是因为东方到处可见我们暴力与欺诈的记录”。当然他也会借助虚无主义寻求解脱：“这个正被我们以如此方式驱散到风中的古老文明，肯定没什么好遗憾的。”
火烧圆明园也被裴士锋与额尔金共同重述了。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军官，额尔金当然知道圆明园的价值，然而当前去谈判的英国外交官与记者的残尸被找到后，额尔金发现已难以控制士兵们的怒火。他必须做出选择，是放任部下*，还是烧掉圆明园，“毁掉他们无能填补的东西”。
聪明的读者一定会想到，所谓要在圆明园与平民的生命中做出选择，不过是额尔金的一面之词。历史人物的日记与自白可以充当史料，但正如上文所说，“史料往往有假”。这怀疑不无道理，目前的研究的确更倾向于认为火烧圆明园是一次仓促决定的*，警告清政府尽快回到谈判桌，结束这场额尔金自己早已厌倦的*。英国士兵有没有因为外交官被杀而义愤填膺想要*？我们无法真切知道，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1645年，清兵攻陷扬州城后，进行了整整10天的疯狂*，运河里、桥面上堆满了尸体，有传言说清兵事后一共焚烧了80万具汉人遗骸。1863年，曾国藩的湘军围城被天国王朝占据的南京，只允许少数愿意嫁给农民的妇孺出城。1864年春，曾国藩劝曾国荃不要再放行妇孺，他认为，维持城内居民数量，将使他们更快饿死，这是叛城30万居民应受的惩罚。*在这片大地上几近常识，以至于在面对*者时，人们往往选择自尽以求死得安宁。《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破城之后，一个居民“溺死了自己的母亲，毒死了两个妻妾，他自己也服了毒，根本不管两个三、四岁幼童的死活。这家人目前全都奄奄一息了。我带上一名医生，立刻前往那户人家。只见院子里有一个老太太头朝下扎在大水缸里，已经窒息，她很可能就是主人的母亲。屋内炕上两个女人对着躺着，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仍在抽搐，主人躺在地下。他确信两个妻妾不会复苏后，才服了毒。两个小孩子，一个是男孩，一个是女孩，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正在死人和濒死之人身边玩耍。医生使出浑身解数也没能救活那个抽搐的可怜女人。尽管她还年轻（似乎只有二十多岁，尽管她体格非常好）。她就这样死在我们的眼前。医生用吸入泵从主人嘴里吸出了一些鸦片，他被救活了。夜里，这个弃子女于不顾的男子逃跑了”。当然，记忆可以更改，日记可以编造，但统计数字却不容易造假。天国之乱持续了14年，导致约2000万到5000万人的死亡。而同时期的鸦片*，害死了约5万军民。
鸦片*被视为中国进入现代的开端，不仅是因为它通过不道德的暴力打开了那闭锁的港口，也因为它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优胜劣汰的焦虑、功利主义的种子、黑暗森林的想象。但《天国之秋》则在无意间向读者展示了另一些现代元素，裴士锋笔下的额尔金使人想起康拉德的名著《黑暗的心》，酷似两大主人公马洛（代表人道对殖*义强权的反思）与库尔茨（借虚无主义自我麻醉的强权代表）的结合体。这甚至使人迷惑，究竟是康拉德启发了裴士锋；还是额尔金启发了康拉德（毕竟额尔金的日记发表于康拉德创作之前），但无论如何，额尔金、马洛与库尔茨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忽视了任何一种，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了。
本文发表于《萌芽》2017年六月号。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本文作者的文集给他/她留言我也要发表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