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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是一本由沈从文著作，岳麓书社出版的232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2013-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丈夫》读后感(一)：尊严
看这本书，想起前些日子看过的丽莎的哀怨，那本书中，家庭的维持也是靠着出卖女性肉体，沈从文的丈夫呢，虽然也是比较愚昧的，因为家里穷，所以要靠着妻子出卖肉体生活，但是，到后来，男子来城里看妻子的生活时，尊严让他们舍弃富贵，安于贫穷，相比于丽莎来说，怕是好多了。丽莎，出卖肉体，丈夫还是很开心，而且要是有一天没有客人还会不开心的情况，最后丽莎死于梅毒，全文以悲剧结尾，而沈从文的丈夫呢，是夫妻双双回到家中，平静生活，是个比较甜美的结局。可以看出那时的人们虽然未开化，虽然很愚昧，虽然受压迫大，但也是比较有尊严的。
《丈夫》读后感(二)：从历史-社会学（道德价值）角度评论《丈夫》
从《丈夫》里我们看到妻子不是相夫教子的伴侣，而是解决家庭经济困难的一种工具；我们看到卖淫不再是偷偷摸摸人所不齿的勾当，而是习以为常不足为奇的一种“生意”。当我得知这种夫妻伦理道德观的颠覆仍然尚存在21世纪现在的生活中，我更是目瞪口呆。显然这已不仅仅是某个历史特定时期的产物，而这种湘西人观念中存在的劣性物质传承至今。因此，在这里从历史-社会学评论这篇作品，我想无论是那个时代还是现在，这篇作品的现实意义和警醒作用依然存在。
这篇作品我们沿着丈夫情感的变化历程，清楚地可以感受到人性堕落和社会腐朽的一面，也从侧面体会到旧社会中国农民苦难，一切悲剧的直接原因是贫穷，而贫穷源于制度的落后；丈夫的愤怒与不满的直接原因是自卑，而自卑源于阶级关系的矛盾。所幸，当我们愤慨异常，是可忍孰不可忍时，我们看到了丈夫人性的觉醒和人格尊严的勃发，在夫妻关系变质破裂之前悬崖勒马，回转乡下，回归淳朴，远离污秽和晦冥。我们仿佛看到了丈夫扶着老七上了岸，远离了那漂浮着枯枝腐叶般船只的死气沉沉的河滩，我们松了口气，感到了欣慰，心中的那种颠覆带来的违和感由于慢慢矫正而被轻松取代。
不过飞鸿踏雪雁过留痕，丈夫一路的忍辱负重、水保官老爷的霸道专横、醉鬼的闹腾、妻子的谙熟世事与对肉体出卖的麻木，一切历历在目。而如今，即使我们生活奔向了小康，人们四肢健全自食其力，这种伤风败俗的悲剧始终挥之不去，倒有蒸蒸日上之势，这就是人性中顽固的劣根性所致。很多时候，这种劣根性受地区差异、民族精神文化差异的影响较大。就比如在潮汕地区，妻子对于丈夫而言可谓“除了丈夫，谁也无法欺负你”的地位，妻子的所做所有与自己的名誉息息相关，倘若抓到妻子出轨，潮汕男子强烈的自尊心使之拥有轻易犯罪的血性。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人，妻子对于他们而言更多只是一个工具，传宗接代、分担自己的有名无分的工具，形同女婢，随时可以如苏东坡来出春桃换马。对于夫妻伦理道德方面，他们的人性和人格尊严等待唤醒和勃发，而沈从文的《丈夫》的意义在于此。
《丈夫》读后感(三)：“毁”人的城市
在文章的开头，沈从文是这样描述妻子再来到城市之后的变化的。“做了生意，慢慢地变成了城里人，慢慢地与乡村远离，慢慢的学会了一些只有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于是这妇人就毁了”有哪些“恶德”是只有城市里需要的呢？而这“恶德”又是怎样“毁”人的呢？
文中提到水保被要去去调查一起抢劫案件。这起抢劫案发生在岸上，于是公安人员已经连小缝小罅都找遍了，却仍是毫无痕迹，于是要求水保陪同半夜来查案。这本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但是沈从文的几个词用得很有意思，他形容公安局办事处为“说谎话的”，且在“歹人”这个词上加上了带有讽刺意味的双引号。
这两个细节很值得玩味，本来平常的事经此一变大有深意。这很有可能说明了抢劫案确有存在，但是公安人员“说了谎”，他们极有可能并未认真搜查过，甚至连警力都未派出过。
那为什么还要来水边查案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关明正大地收受贿赂，鱼肉百姓。从一些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出岸边商家是惯怕官员的，水保平常就“受人款待，好酒好肉”，一身装束也极有派头，众人都对他十分敬畏。
水保要来查案前，甚至提前到了小七的船上，打了个招呼说晚上要来。要来做什么，来查案。查案本该是一件需要保密极为严肃的事，但是水保却说得像是吃饭喝酒一样寻常普通。
于是，晚上来了。一位“装成很有威风的”巡官在水保的引领下，带着四名警察来“查案”了。这位巡官随意地在前舱处各处翻找，拿了一大把栗子，留下一句晚上要来“细考察”一下小七就飘然而去了，整个过程没有提到半句案件的事，陌生的小七丈夫也只是水保一句话就轻轻揭过了。
这就是当时民风淳朴的湘西，连应该代表法度的公职人员都失去了公正了，这块所谓田园牧歌的土地早已失去了纪律和公平。
文中有很多细节也可以印证城市的“毁人”。大娘同屠户吵嘴，因为“屠户的猪肺里灌了太多的水”；收到票子时提到“她已经认得出票子的真假”，需要辨认真假，因为常常收到假钞；而一见到少了柴，大娘的第一反应是“怎么我们的柴都被偷了去”……太多太多的细节为我们描绘了一座混乱、痛苦、自私的城市。在这里，带着枪杆的士兵四处叫嚣，欺压百姓；商家小心应付的同时还要提防巡官的检查，拿出贿赂收买长官；公职人员贪墨无度，借着权势无法无天，每日无所事事；而一年到头勤勤恳恳的农民为了要面对“拿去一大半”的盘剥，只能放弃尊严屈辱生活；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欺骗和不信任，抢劫偷盗时常发生。
《丈夫》读后感(四)：怅然一声长叹——致苦难夹缝中的人们
一、底层的苦难 小说一开篇就着重介绍了一种“生意”（船妓），用很多笔墨介绍了它的产生在湘西特殊环境下存在的合理性。首先，它“这叫做“生意”。她们都是做生意而来的。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既不与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其次，“事情非常简单，一个不亟于生养孩子的妇人，到了城市，能够每月把从城市里两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那留在乡下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处去，在那方面就可以过了好日子”因此“名分不失，利益存在”。这样一来，“许多年青的丈夫，在娶妻以后，把妻送出来，自己留在家中耕田种地安分过日子，也竟是极其平常的事”。 这种违反道德的所谓“生意”所谓“职业”，竟然成为“极其平常的事”。内中缘由，其实是农村生活的重担和城市的享乐需求。所以，从事这种职业是丈夫和妻子十分无奈的选择。这些“强健女子同忠厚男人”由于“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劳的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时间，即或用红薯叶子拌和糠灰充饥，总还不容易对付下去。”且“地方虽在山中，离大河码头只三十里，由于习惯，女子出乡讨生活，男人通明白这做生意的一切利益。他懂事，女子名分上仍然归他，养得儿子归他，有了钱，也总有一部分归他。”在生存的压力下，同样的题材也曾出现过，如《为奴隶的母亲》中，文中母亲被迫于经济压力的丈夫当做生子工具而“典妻”。 二、城乡二元结构下人性的挤压与割裂 从文中丈夫初遇在城市中做船妓的妻子、水保的态度表现看，可以感觉到乡下人对城市文明的一种仰视和难以掩饰的自卑心理。从中也有一些沈从文自称“乡下人”的自卑自负相掺杂的情结。 最终，丈夫骨子里“原始人就不缺少的情绪”觉醒，实际上是他的正常的、受压抑的人性被唤醒，它不是通过启蒙达到的，而是现实的刺激，一种自觉的自我觉醒。“胡想使他心上增加了愤怒，饥饿重复揪着了这愤怒的心，便有一些原始人就不缺少的情绪，在这个年青简单的人情绪中长大不已”从而导致“他不能再唱一首歌了。喉咙为妒嫉所扼，唱不出什么歌。他不能再有什么快乐。”因此，回家回到乡下成了唯一的选择“按照一个种田人的脾气，他想到明天就要回家。” 文中写到了这种“生意”对乡下女性的改变，“做了生意，慢慢的变成为城市里人，慢慢的与乡村离远，慢慢的学会了一些只有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于是这妇人就毁了。但那毁，是慢慢的，因为需要一些日子，所以谁也不去注意了。而且也仍然不缺少在任何情形下还依然会好好的保留着那乡村纯朴气质的妇人”从中可见作者的爱憎，也表现了他一贯的立场。他认为都市文明的入侵其实是对乡土文明的侵蚀与破坏。所以，文末，这对夫妻以返回乡下对都市文明的一种无力无奈的反抗。 三、结局的玩味 最终的结局是，一对夫妻回到了乡下，回到了自己的小家，回到了原点。但是回去是一个万般无奈下的选择，他们回去也只能面临着更加深重的苦难。文中有些细节可以证明，如“三十里路路上有豺狗，有野猫，有查夜的放哨的团丁，全是不好惹的东西，转去自然做不到”，可见剥削之严重、生存之不易。 回去后的夫妻实际上已经完全不同于初来到城市时的夫妻。首先，“男子摇摇头，把票子撒到地下去，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捣着脸孔，象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起来”中这一哭代表了他原始的人性已经觉醒，就面临鲁迅先生说的“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痛苦，他只能忍受着剥削和心理的煎熬，被进一步撕裂和挤压。而妻子则是已经接触甚至可能习惯了都市生活方式，所以就会导致夫妻的隔阂，进一步产生矛盾，况且在乡下女性的生产力和地位低下，所以她很有可能进一步受到丈夫的刁难和压迫。
《丈夫》读后感(五)：“血管中爆裂的湿柴”——读《丈夫》
引子
第一次读罢《丈夫》，文末丈夫“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捣着脸孔，象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起来”的场景便重重扣在我的心上。小说全篇细密的叙事张力和“丈夫”这一角色的特点让故事急促的结尾极具分量，更引我思考，究竟是什么让“丈夫”和“妻子”最终离开这片河滩。前人的研究不能令我满意，他们或者用“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的觉醒、回落、再觉醒来解释“丈夫”逐渐走向愤怒的过程 ；或者用异化、扭曲来理解“妻子”的生活 ；或者将结尾描绘成二人离开喧嚣城市复归单纯乡土的“自然人性的复苏”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解释往往用符号化的概念来理解《丈夫》中的人物，使他们失去了在小说中本有的那种自然生气和活力。我想，这种理解的弊病不仅在于对沈从文的误读，更使得我们失去了关照自己的自然生命和所处境况的机会。因此，本文旨在贴近小说文本本身，将“丈夫”和其他的人物都当作如自己一般有血有肉的人去体察，从而努力去理解他们的悲欢、他们的行动，最终理解沈从文呈现给我们的世界。毕竟，我们生活的时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丈夫》中的那片河滩、那个小船连成的世界——《湘行书简》中的那条河、《边城》中的那个渡口，已经不易在这世上寻得了。
一
小说开头，作者自然而克制地为我们约略描摹了这片“烟雨红桃”的景致，并用似乎寻常的口吻讲述着我们看来极不寻常的“生意”：
“······这些在船上生活的大臀肥身年青女人，就用一个妇人的好处，服侍男子过夜。船上人，她们把这件事也像其余地方一样称呼，这叫做“生意”。她们都是做生意而来的。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既不与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她们从乡下来，从那些种田挖园的人家，离了乡村，离了石磨同小牛，离了那年青而强健的丈夫，跟随到一个熟人，就来到这船上做生意了。做了生意，慢慢的变成为城市里人，慢慢的与乡村离远，慢慢的学会了一些只有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于是这妇人就毁了。但那毁，是慢慢的，因为需要一些日子，所以谁也不去注意了。”
这在我们看来的确是太不可思议了。在我们今天看来，让自己的妻子去做这种“生意”是决然无法接受的。我们直接的情感上不能接受，但若问我们为什么觉得妻子不能做这种事情，我们会发现我们根本上依据的是一套法权概念。显然，这些船上的妇人和他们的丈夫对彼此关系的认识并非建立在法权契约上，而是建立在最为实际自然的生活上的。他们本来生活于乡村，与石磨和小牛为伴。这种生意由于在生活上是必需的，则没有什么不道德之说。这让我们想起了《湘行书简》中那比城里人还值得信赖、重情重义的妓女形象。但是，这片河滩有所不同——来到这里的乡村妇人们，会慢慢学会城里所需要的恶德，会慢慢毁掉。作者的一句“所以谁也不去注意了”是如此克制，以至于我们几乎发现不了其中的沉重。这些女子初到船上，和“丈夫”接下来经历的过程恐怕无二，只是她们连主动选择回家的机会都没有。（这个“毁掉”的过程看似被小说的主体情节隐去了，但后文讲到“老七”时，从未忽略其挣扎的内心状态。）
将她们逼迫至此的生活境遇究竟是怎样的呢？作者这样向我们说道：
“这样的丈夫在黄庄多着，那里出强健女子同忠厚男人。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劳的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时间，即或用红薯叶子拌和糠灰充饥，总还不容易对付下去。地方虽在山中，离大河码头只三十里，由于习惯，女子出乡讨生活，男人通明白这做生意的一切利益。他懂事，女子名分上仍然归他，养得儿子归他，有了钱，也总有一部分归他。”
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去城里“做生意”，就不能真正理解他们最后回乡的决定。作者说得很明白，这些忠厚的丈夫让自己强健的妻子去码头讨生活，实在是因为无论怎样劳作，也总是不容易活下去的。似乎这总是说得太过温和，我们必须要记住他们的境遇：如果妻子不出来“做生意”，即使吃糠灰也是难免要饿死的。如果我们在谈及乡村的单纯朴素、自然的人性美好时不考虑他们会饿死这一生活现实，将会失去自然乡村真正的单纯和力量所在。更何况，他们所处的乡村也不再是与世隔绝的天地——他们困难境遇的根源不是自然环境的恶劣，而是“上面的人”抽去的大半。他们本来就已经是在层层权力的挤压中谋取自己的一点生活，乡村的自然和单纯之上早已有了无边的强力。
二
在理解他们生活境遇的基础上，我们再来看丈夫去找妻子见面时的具体场景，咂摸他心中的五味：
“这种丈夫，到什么时候，想及那在船上做生意的年青的媳妇，或逢年过节，照规矩要见见媳妇的面了，自己便换了一身浆洗干净的衣服，腰带上挂了那个工作时常不离口的短烟袋，背了整箩整篓的红薯糍粑之类，赶到市上来，象访远亲一样，从码头第一号船上问起，一直到认出自己女人所在的船上为止。问明白了，到了船上，小心的把一双布鞋放到舱外护板上，把带来的东西交给了女人，一面便用着吃惊的眼睛，搜索女人的全身。这时节，女人在丈夫眼下自然已完全不同了。”
即便在我们的视角看来他们的生活已经不堪到了极点、家庭几乎就是完全分裂，丈夫要对生活的态度仍是如此庄严，要见媳妇的面时，仍是如此认真和温情：他们将自己忠实生活的产品精心地带给自己的妻子，其情感和用心甚至胜过每日相处的夫妻。但是，这片河滩所代表的城市和现代，显然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以至于他们即使能够不对城市的产物吃惊，也必须对自己媳妇的真实变化而感到吃惊。作者最初描绘的那种“恶德”和“毁了”在丈夫最初的印象中更多则是妻子陌生的“派头”和客人令人恐惧的“威风”。在同一艘船中看着妻子接客，这一场景最初出现的时候我们都会替丈夫感到悲痛乃至愤怒，而他无论是怎样将其看作生活的必需和应当，也不能不感到寂寞：
“夜把河上改变了，岸上河上已经全是灯火，这丈夫到这时节一定要想起家里的鸡同小猪，仿佛那些小小东西才是自己的朋友，仿佛那些才是亲人，如今与妻接近，与家庭却离得很远，淡淡的寂寞袭上了身，他愿意转去了。”
有了对他们对待“生意”的态度以及无奈的生活境况，我们就可以真正理解“丈夫”此刻的寂寞。他没有被唤醒什么自我意识或身份，他就是感到寂寞。和他朝夕相处的小鸡小猪和心里眷恋的媳妇都不能在他的身边，而这种与媳妇的分离又是生活所要求他的。他只好产生回家的念头——这回家的念头和将媳妇送来这里的念头一样，都是那么无可奈何。但他自然不甘心就这么回去，第二天进城里玩过，船中媳妇还是属于客人的。但在此时，媳妇给他舌上贴的一块冰糖就足以使他原谅这一切的不平。接下来故事的发展，是由“水保”的出现带动的：
“做水保的人照例是水上一霸，凡是属于水面上的事他无有不知。这人本来就是一个吃水上饭的人，是立于法律同官府对面，按照习惯被官吏来利用，处治这水上一切的。但人一上了年纪，世界成天变，变去变来这人有了钱，成过家，喝点酒，生儿育女，生活安舒，这人慢慢的转成一个和平正直的人了。在职务上帮助了官府，在感情上却亲近了船家。在这些情形上面他建设了一个道德的模范。他受人尊敬不下于官，却不让人害怕讨厌。他做了河船上许多妓女的干爹。由于这些社会习惯的联系，他的行为处事是靠在水上人一边的。”
作者的语调越是平和，我们越感到这段描述里的荒诞。作者似乎在告诉我们，在这个“成天变”的世界里，如何才能变成一个生活安舒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道德模范”。水保“按照习惯”就是要被官吏利用的，被利用做什么？无非是榨取船上女人们的身体和身体换来的一点钱。在变来变去的世界里有了钱，怎么有了钱？如果我们没有忘记《从文自传》中“辛亥革命第一课”描述的那“关于杀戮人民的几幅颜色鲜明的画面”，就会明白在这变动的世界渔利的方法无非是以革命或反革命的名目杀人放火——就是这样一个人得以生活安舒，终于成了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了。
这样一个人和“丈夫”相遇了。他穿着猪皮靴，拿着麂皮抱兜，戴着黄金戒指，最后出现的脸似乎没有这些重要。丈夫对他的认知起初是很简单的，也像面对自己的同乡一样，说着“我们的水碾子”和“我们的猪”，又觉察到不对，立刻变得谨小慎微，后来又觉得这个人对自己的事情感兴趣，便一连串地说了自己家里的栗子、鲤鱼、小猪、小镰刀等等。但水保不是这样的，他一眼就从丈夫的穿着味道看出了他的身份——他们对彼此的认知是不对等的，丈夫不知道这文明人，但文明人都本是自然人。人是如何文明的、如何毁了的？显然这不仅仅仅被描述为一种简单的堕落，每一个毁了的人，即使是城市中长大的我们，自然上也都会对鲤鱼和小猪感到亲近。这时我们已经隐隐地发觉，水保变为水保的过程可能同样充满挣扎，而“丈夫”唯一的出路可能就是学会城里必须的恶德，像水保那样赢得生活和尊重。
水保在和“丈夫”交上“朋友”之后扔下一句“告她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就走了。这时的丈夫是什么反应呢？他在寂寞了三天两夜之后终于倾诉了一下心里话，交上了一个“尊贵”的朋友，自然是满心喜悦的：
“他还是第一次同这样尊贵的人物谈话。他不会忘记这很好的印象的。人家今天不仅是同他谈话，还喊他做朋友，答应请他喝酒！他猜想这人一定是老七的“熟客”。他猜想老七一定得了这人许多钱。他忽然觉得愉快，感到要唱一个歌了，就轻轻的唱了一首山歌。用四溪人体裁，他唱得是“水涨了，鲤鱼上梁，大的有大草鞋那么大，小的有小草鞋那么小。”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丈夫”对这片河滩、对这里的人、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人家同他谈话，说要和他交朋友，他便全然把对方当朋友。想到对方是“老七”的熟客，给过她很多钱，丈夫也就愉快，竟唱起歌来（这山歌实在太可爱了）。比起我们读者旁观的紧张，丈夫身处其中是没有感觉到什么异样的。因为人与人自然上就该是这样，他打小接触的世界，也就是这样。
三
但是当老七迟迟不归，“丈夫”的情绪终于变化了，他又一次想要回家：
“到午时，各处船上都已有人烧饭了。湿柴烧不燃，烟子各处窜，使人流泪打嚏，柴烟平铺到水面时如薄绸。听到河街馆子里大师傅用铲子敲打锅边的声音，听到邻船上白菜落锅的声音，老七还不见回来。可是船上烧湿柴的本领年青人还没有学到，小钢灶总是冷冷的不发吼······胡想使他心上增加了愤怒，饥饿重复揪着了这愤怒的心，便有一些原始人就不缺少的情绪，在这个年青简单的人情绪中长大不已。他不能再唱一首歌了。喉咙为妒嫉所扼，唱不出什么歌。他不能再有什么快乐。按照一个种田人的脾气，他想到明天就要回家。”
真正引起这个庄稼人愤怒的是饥饿。吃饭是人最自然的事，饥饿也是人最真实直接的感受。他没有因为妻子和别人睡觉丢了脸面而愤怒，而是因为妻子把他丢下，让他挨饿而愤怒。饥饿提醒他，这片天地不好，这里的人不好，他的妻子不把他放在心上。他在饥饿中想起来水保的威风，就像冒着浓烟的湿柴那样嫉妒和愤怒。这是因为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自然的生活和再天地间的自由没有了，这个客人和亲切的同乡不一样了，他的媳妇似乎终于不是他的了。因而这种愤怒是他在小说中自然情感和生命力量的第一次迸发——他要活着，他要吃饭，他要和媳妇睡觉。显然他本以为这些即使是媳妇在船上做生意，也可以像在家里一样轻易地做到，但他逐渐意识到，这些在这里不行。因此，他的愤怒和嫉妒实际上也和他的山歌一样自然和可爱，它们不是出于身份、概念或与他人的比较，而就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时的痛苦。
在另一条船捡起他的湿柴，弄出爆裂的火焰响声时，他终于愤怒到不等老七回来也要走了。但这时故事峰回路转，老七给他带了他爱的崭新胡琴。随老七一行人回来以后，“丈夫”逐渐被女性的温情抚平了心中爆裂的柴火：
“并且看到那一张胡琴，明知道这是特别买来给他的，所以再不能坚持，摸了摸自己发烧的额角，幽幽的说，“回去也好，回去也好”，就跟了媳妇的身后跑转船上。······她于是有意的在把衣服解换时，露出极风情的红绫胸褡。胸褡上绣了“鸳鸯戏荷”。男子觑着，不说话。有说不出的什么东西，在血里窜着涌着。”
由于愤怒皆出于自然需要和情感，那么当妻子回来给他做饭、又买了胡琴时，这种愤怒也便自然的消去了（出于比较和猜忌的愤怒不会是这样可以消除的）。而当妻子在为数不多的机会故意把自己的胸褡给他看时，他也便感受到血管中涌着那强烈的生命冲动。至此，我们看到了他为什么愉快、为什么愤怒、又为什么平和——我们看到他扎根于自然的情感和力量，看到他对生的热爱和坦诚。而这一切在船舱这个危机四伏的逼仄空间里，还是尽可能地生长自己，让这幅令人如痴如醉的场景得以出现：
“到了晚上，前舱盖了篷，男子拉琴，五多唱歌，老七也唱歌，美孚灯罩子有红纸剪成的遮光帽，全舱灯光红红的如办大喜事，年青人在热闹中像过年，心上开了花。”
人在自然中的创造出的生活喜乐和在天地间领会到的自由自在，似乎在这一刻全部汇集在了这个流溢着红光的船舱里了。他们将自然赐予他们的热情和能量放置在歌声和琴声里，让小船成为了他们梦想中的家园。无论是在他们的乡村，还是在这片河滩，总是有权力，总是有让他们饿死的力量，总是有让他们不能一起睡觉的力量。他们火热而欢快的生命被压抑到了这样小的时空中，终于肆意地释放出来。但是这些力量一刻都没有离开，这家庭团聚的动人画面轻而易举地就可以被几个烂醉的兵士撕碎：
“两个醉鬼踉踉跄跄到了船边，两手全是污泥，用手扳船······用脚不住踢船，蓬蓬蓬发出钝而沉闷的声音，且想推篷，搜索不到篷盖接榫处，于是又叫嚷······‘骚婊子？出来拖老子上船！’······男子听到那汹汹声气，夹了胡琴就往后舱钻去。不一会，醉人已经进到前舱了。两个人一面说着野话一面要争到同老七亲嘴，同大娘五多亲嘴。且听到问：‘是什么人在此唱歌作乐，把拉琴的抓来再给老子唱一个歌······臭货，喊龟子出来，跟老子拉琴，赏一千！······快来，不出来我烧掉你们这只船！······快叫拉琴的来！杂种！我要拉琴，我要自己唱！’一面说一面便站起身来，想向后舱去搜寻。大娘弄慌了，把口张大合不拢去。老七急中生智，拖着那醉鬼的手，安置到自己的大奶上。”
读到这里，我们会痛心、会愤怒。但在用“奴役”、“支配”一系列概念揭示现代的人之境况之前，我们也需仔细想一想：这些“兵士”是谁。显然这些兵士已经与《从文自传》中那些兵士不同了，但他们仍然很可能也是从乡村里来到城市，他们很可能有着和丈夫相似的家乡。即使从小在城里长大，他们也与“丈夫”一样有着人的自然需要、自然情感——这是他们最初的属性和特质。但是他们现在完全是以猛兽的样貌闯进这梦幻的小屋的，我们仅仅说他们堕落了，或是被现代毁了，显然没有把他们也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要去看他们是怎么变成这样的。答案并不难找，丈夫和妻子二人被他们欺辱就是答案。他们何尝不喜欢板栗、小猪、鲤鱼和这动人的歌声，他们何尝不想在媳妇身边睡觉？但他们骂着“我们军长师长，都是混账王八蛋！”——他们又曾经受过怎样的欺辱，怎样习得利用自己身上的这层军服去获得栗子和女人？这些是可以想见的。“丈夫”所不知道的现代逻辑，他们熟知，并最终不得不选择加入这套逻辑，以换取自然必需的东西。但是这样一来，他们身上活泼的自然情感就必然被压抑和扭曲，即使在用一点点权力和钱来换取的愉快和满足必然让人和自己的自然生命愈加疏离。兵士、水保和潜藏在更上层的巡官，都是面对城市和现代时聪明的人们，他们似乎就是丈夫必然的命运：此刻你受欺辱，你愤怒，你想要吃的和老婆，你就也去挣得自己的一份权力和钱，然后拿它去这河滩上随便哪条船睡觉、去城里看戏、去吃去玩。显然，丈夫如果足够“聪明”，那么他接受这套逻辑似乎是“理所应当”的。
但是，此时的“丈夫”知道这是今晚要做的“生意”，依然“愿意讲和，愿意同她在床上说点家常私话”。但这一愿望最终还是没能实现，巡官来检查之后，说还要回来对老七进行“考察”。于是整个夜晚，整个船中的人们都处于一种恐怖的等待中。最后压垮“丈夫”的是这世界的力量反复对他妻子的强占，更是这等待中无边的恐怖。于是，当第二天老七要把赚来的钱给他时：
“一定要走了，老七很为难，走出船头呆了一会，回身从荷包里掏出昨晚上那兵士给的票子来，点了一下数，一共四张，捏成一把塞到男子左手心里去。男子无话说，老七似乎懂到那意思了，“大娘，你拿那三张也把我。”大娘将钱取出，老七又把这钱塞到男子右手心里去。男子摇摇头，把票子撒到地下去，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捣着脸孔，象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起来。五多同大娘看情形不好，一齐逃到后舱去了。五多心想这真是怪事，那么大的人会哭，好笑。可是她并不笑。她站在船后梢舵，看见挂在梢舱顶梁上的胡琴，很愿意唱一个歌，可是不知为什么也总唱不出声音来。”
从“五多”的角度看，她不理解“丈夫”的哭，但也隐隐感觉到悲哀，她唱不出歌来。但妻子可以理解丈夫的心，她也是从那个小牛和小磨的乡村里长大的，她明白丈夫的压抑与痛苦。她当初独自一人来到这船上，一定也经历过同样的、甚至更为深重的伤痕。所以她在船头“呆了一会儿”——她会想到这一切委屈，也会同时想到家里生活的窘迫，于是她能做的便只能是把票子交给丈夫。这时的丈夫看着手中的票子，终于明白了他想象中无伤道德与健康的利益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也许说不清楚，也没有什么反抗的念头，但他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这片河滩上属人的肮脏。他那打小养育他的自然给予他的厚重的情感和力量不能不在此刻爆发，这种流淌在他血管中生命活力在此刻不能不像船中爆裂的湿柴那样让他想要丢弃这所有一切，回到他的小猪身边、回到他的小镰刀身边。如果我们意识到他面前就有着出路和“楷模”——他完全可以像兵士和水保一样在这变来变去的世界获得舒适的生活，变得“正直”而受人尊敬。也正是这种可能的存在，加之乡村广阔天地里收割他们劳动的力量，不能不使他想一个孩子那样痛哭。这哭就像钟锤砸在我们心上，使我们醒悟：我们缺少的不是什么理论和知识，而是缺少这种涌动在血管中的自然生命，这种对小猪小鸡的眷恋，这种只想把生活过下去的崇高和自由。我们终于明白他们回家的决定背后是怎样的情感和力量——可是他们回去会饿死吗，他们的乡村会被兵士、水保和上头的权力最终吞没吗？我们不知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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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赵慧芳. 自然人性的复苏与回归——沈从文《丈夫》细读[J].名作欣赏.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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