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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德克·巴莱》是一部由魏德圣执导，林庆台 / 马志翔 / 安藤政信主演的一部剧情 / 历史 / 战争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赛德克·巴莱》影评(一)：賽德克·巴萊观后的历史评价
赛德克.巴莱，电影确实堪称史诗级，音效和画面的震撼效果无与伦比，而最让人为之一震的是电影中社民所透出的勇气和对祖先的敬仰之情，社民对日本统治者对其的蹂躏进行了坚定顽强的抗争，他们抛弃了社团之间的矛盾，莫纳鲁道振臂一呼而群起，另外，他们对祖先的崇敬，对故土的热爱都是达到了极致。现在耳畔任然回响着莫纳鲁道吟唱的远古歌声......
片中给人展现出来社民的英雄气概、智慧、无畏。可以说，这就是东方的斯巴达啊！女人都很man！呵呵
但这只是电影展现出来的，这只是一个故事，我在网上也查了一下历史：“雾社事件”，此事件是台湾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第二大规模的反抗，这只是民族性的，从深远角度来看，难成大事。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不认为他们的暴动有什么可值得赞叹的地方，只是一群土著，他们对暴动的含义、暴动的对象、暴动的后果想法太简单了，至于战术的运用，那也只是土著多年来猎人的嗅觉。
他们暴动就是为了对祖先的祭献，但我觉得更像是他们为了宣泄不满的个人情绪，换句通俗的话说就是：你把老子惹了，老子宰了你。这样的人很难长久。
他们暴动的对象显然是日本人，所有的日本人，包括妇女和儿童，我不认为他们这样做有多么正确。无论出于什么理由，或者说是借口。
他们暴动最后被镇压了，六个部落最后只剩下几十口人，只为了那句“为了部落”之类让人振奋的话。我觉得一定是他们当时肾上腺激素分泌过量了吧。
亚洲很大，东亚，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人们崇尚儒和道；南亚，印度，人们崇尚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难道鲜红的台湾樱花与洁白的印度棉花真的有8840米的差距么？
有兴趣可以对比一下，印度独立时甘地所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赛德克·巴莱》影评(二)：历史总是以文明的名义说：下一次的文明，依然是杀戮
非洲有个著名的牧师说过很著名的话----“基督徒刚来的时候我们手里有土地，他们手里有圣经；但是过了不久，变成了我们手里有圣经，他们手里有土地了”
二十多年前，一曲≪悲情城市≫让我了解了这个地方的那段历史
今天居然热血沸腾的看完了上下两部，非常沉重的历史，让我想起了最近看过≪十加十≫里那个在≪亚细亚的孤儿≫声中被追杀的傻女孩~~~~
这个地方一直在被异族们轮奸着，先是汉人，再是被汉人卖给日本（本片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然后又是1949年蒋家的统治（侯孝贤的悲情城市讲述的就是那段历史），每一次的统治换回来的都是一次次血腥的杀戮，而每一次的杀戮都是打着文明的旗帜~~~~
文明就是杀戮！杀戮是为了更文明！
这~~~~~就是统治者的逻辑！
历史总是以文明的名义说：
下一次的文明，依然是杀戮
文明~~~~~你我真的算是文明的人类吗？
本片配乐非常赞！
《赛德克·巴莱》影评(三)：有一种选择叫向死而生
有一种选择叫做向死而生
■片名：赛德克.巴莱
■导演：魏德圣
■主演：林庆台、游大庆、马志翔、安藤政信
■上映时间：2012年5月10日（中国大陆）
■读家：RoseinMay
■推荐指数：★★★★☆
■一句话点评：“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有一种选择叫做向死而生，灵魂从肉体的死亡中重生，走过美丽的彩虹桥，走向祖灵的狩猎场。
《赛德克.巴莱》在学校点映，冲着英雄史诗巨作的名头，我兴奋地前往观影。两个半小时下来，果真名不虚传：干净壮美的画面，朴素有力的对白，恰到好处的配乐，让我一不小心被那股纵横驰骋的英雄气拉入故事的时空中，与赛德克们一起穿行于山林间，为受到压迫与屈辱扼腕，为重获自由与尊严而战，血祭祖灵，魂归彩虹桥的那端。
电影故事源自历史上的雾社事件。1895年，一纸《马关条约》结束了中日甲午战争，也开始了台湾的日据时期。雾社地处台湾岛中部，因晨昏雾气缭绕得名，山区里居住着世代游耕打猎的赛德克人。日本对山区的控制以及对树木的大量采伐，不断压缩着赛德克人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赛德克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为日本人劳作，并忍受日本人的各种侮辱和轻贱。终于，多年积怨在1930年的雾社运动会爆发，马赫坡首领莫那联合六大部落起义，六百名赛德克勇士凭血肉之躯对抗日本数千人大军以及飞机、大炮等各种重型武器，赛德克妇女为让丈夫孩子无后顾之忧，纷纷上吊自尽。事件之后，赛德克起义部落仅存三百妇孺老弱，被强行迁离雾社，从此再没能回到故地。
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一场胜负确定的战争，勇敢的赛德克人，竟然那样义无反顾，那样慷慨赴死，这样的选择，催人泪下，涤荡人心——可以输掉肉体，但必须赢得灵魂。赛德克人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在山林中有一座彩虹桥，惟有用双手抹不去的血痕才能证明自己是真正的赛德克人，才能通过彩虹桥，到达彼岸祖灵的猎场。为什么明知是死路一条，明知会招致灭族之灾，莫那仍然要带领族人起义？因为被日本人豢养的灵魂将死去，更因为赛德克文化终将被现代文明裹挟吞没消失，莫那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不愿在日本的文明中卑躬屈膝，而是选择让日本人见识赛德克最后的野蛮的骄傲。
影片结束后，有学生发言：“为什么必须死，既然最终的最终，赛德克类的古老文明终将被现代文明灭绝，他们不是白死了么？”我想，选择生，必能找到千万个生的理由，选择死，一个理由足矣；死，不一定是绝路，向死而生，可以不必死，但却选择去死，成全自己的信仰，拯救自己的灵魂，这真真正正是英雄的选择。同样是死，也有不一样的归宿，身穿和服的花冈一郎，这个身为日本警察的赛德克人，终于没有参与起义，而是先送妻儿上路，再一刀切断了自己矛盾的肝肠，既不入日本的神社，也不去祖灵的猎场，与妻儿兄弟一道做了自由的灵魂。
“美丽的彩虹，在山的那一头
必须延续生命的族人们呀，挺起胸膛
要活得像个真正的赛德克
我们死去的灵魂，在彩虹桥上看着你们
……”
莫那，英雄莫那，你那刀削斧凿般的轮廓，你那鹰一般锐利的眼神，永远活在彩虹桥的那端~
《赛德克·巴莱》影评(四)：不仅仅是另一部《勇敢的心》
《赛德克巴莱》在剧情和主题上与《勇敢的心》很相似，没有错，但前者在我看来要远远比后者优胜。
首先，《赛德克巴莱》并不是一部想要靠明星和宏大制作（不过我感觉也挺宏大的）来取得票房的尝试。或许这是因为我对台湾演员不熟悉的关系所以有这个结论，或许这些演员在台湾已经足够有号召力而导演的目标观众也以台湾为主，如果是那样，这一条作废。但如果不是的话，赛德克巴莱的用心和诚意，就要在《勇敢的心》之上了。英雄主义当然也是主旋律，但是影片所要表现的，并不仅仅是主旋律。
《冰与火之歌》的深度在于赤裸裸地还原人性的各种美与丑，基本上所有人物都不是简单的恶魔或者天使。《赛德克巴莱》虽然没有庞大而且复杂的人物刻画，但是与《勇敢的心》相比的话，人性的许多矛盾之处还是可圈可点。导演并没有单纯地歌颂原住民的文化和精神，影片开头的“野蛮行为”相信让不少观众都心有抵触。而主角莫那鲁道也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那种和善的老智者族长。两个成为了日本警察的原住民不但相当真实地呈现了日据文化对年轻一代的影响情况，而且也让人思考，如果想要接受被施加的文明，算不算成为了叛徒？“我是谁”这个谁也说不清的问题，具体起来，要思考哪些因素？如果“文明”要离开，那剩下的人该何去何从？
而《赛德克巴莱》与《勇敢的心》相比更重要的一点优胜在于，《赛德克巴莱》想要表现的是一种深沉的英雄主义，是《老人与海》中所表现的明知道很可能会灭亡也要奋力一搏的向死而生的精神。在《勇敢的心》中，华莱士是一个没落贵族，可连结的人数远远比台湾山区中几个部落的族民要多得多。他们是在复国旗号下的实力还算相当的反抗，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会输，而且就算输了，不少人也可以退到欧洲大陆寻找庇护。《赛德克巴莱》不同，这一群原住民人数总共就是那么点，他们要对抗的是一个国家，他们没有靠山，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只能作出一点破坏，只不过是尽量争取和更多的敌人同归于尽罢了。这种悲剧色彩笼罩全片，因而更显悲壮，更配得上被称作“史诗”。
导演的故事讲得好，演员的表演很精彩，但是还是有点想吐槽的地方：
1.原住民的服饰真的是这样的吗？感觉猎手穿这样的衣服会非常不适合打猎。
2.作战的场景中，日本人的战斗力也太弱了，感觉神化了原住民，武器也不会就放在随便都可以拿得到的地方吧。
3.原住民有些没分清楚，不过这个该算是我的问题……
《赛德克·巴莱》影评(五)：野蛮人的精神——有尊严活着或者骄傲的战死
血性是什么，是一个男人不甘于欺凌的而作出的反抗，是为了保护族群精神不被奴化而作出的牺牲；人类文明进程不可阻挡，但放眼望去，血性尽被解释成恃强凌弱。“如果你们的文明是叫我们卑躬屈膝，那我们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是野蛮的骄傲”，莫那鲁道的回答仍然掷地有声。此片好就好在没有太多的商业加工，即使到最后，莫那鲁道和他的子弟们也要同时对抗着日本占领军和帮助日军的世仇的敌对部落，而不是想当然地双方为了共同的敌人放下旧怨，携手抗敌。
明知不敌，却依然义无反顾。一开始不愿出草的另一部落首领问莫那鲁道：“牺牲这么多生命，你想得到什么？”“骄傲！”此时我想到了乌江自刎的项羽，以及在文革中被批斗的选择自杀的李云龙。如果我不能骄傲的活着，那么我选择死亡，这是所有英雄共同的选择。尽管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但传统上并没有人把他归为英雄，英雄不论生死，就应该是光明磊落。
野蛮带来的通病：把杀人的多少视作自身的功绩，不论男女老幼，在赛德克最初的暴动中，一律斩杀，是非常不人道的行为，有悖于现代文明精神甚至是古代的骑士道精神。为了防止躲避军队的合围，赛德克从村落向深山转移，粮食不足，动容于在转移中部落年长的女人向自己的儿孙告别，而后集体自缢这一幕。为女虽弱，为母则强。
总而言之，是部精彩的需要细心体会的电影，强烈推荐。
《赛德克·巴莱》影评(六)：野蛮与文明
首先是两个部族的斗争。河的两边是两个部族各自的领地，不容侵犯。他们在地质各异、崎岖俊俏的山路上健步如飞。尽管他们还在为一头野猪而刀枪相见，但他们也有他们最纯真的世界。狩猎满载归来的欢乐，新婚篝火冉冉的热闹，嘹亮爽朗的歌声还有那他们所特有的粗犷激情的舞蹈都显示着他们的快乐。
但他们还不知道，战败的清政府已把此地割让给日本。有人正对这里的领土、资源甚至是他们的生命虎视眈眈。纵然他们血气方刚，勇猛善战，但面对着人数众多，武器先进并且他们的妻儿为人质的日本官兵，他们的勇猛无处施展，沦为奴隶。
日本人在开始在这片高山地区建立邮局、商店和学校。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之光。但这真的是台湾原住民的文明吗？他们外表以文明自居，认为原住民是“凶番”、“生番”。但是他们却在不断地奴役原住民，剥削他们的劳动力，稍有不满就克扣那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工资。甚至都不把他们当人看，在他们看来，木材比人还重要，认为“几钱酒就能满足他们了”。这些原住民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文明的味道。对原住民怀有巨大偏见的他们甚至殴打他们的小孩。外表以文明自居的日本人，内心却是恃强凌弱。因权力在手而自恃野蛮、侮辱原住民、煽动原住民互斗、投降、将原住民毒打致死，甚至在战争时投放毒气弹。他们建立了收容所，离开时竟将这些老弱病残一并杀死，其内心的野蛮残忍令人发指。文明的表皮掩盖不住他们阴暗野蛮的内心。所谓的文明夹带侮辱，这只是奴役原住民为其服务的借口。影片中有一句话“死了很容易，或者却很难”。因为日本人对原住民所能做出的伤害早已难以想象。
相比之下，原住民真的是野蛮无知吗？是的，他们为了生存，为了领地与食物，杀人为常事，处处都透出一种原始的血腥，让人无从适应。但他们也有着最强的民族血性。被称为“凶番”、“生番”的他们在整个民族受辱的情况下却可以团结一致，集体对抗“异族人”。当日本军官听到下属描述他们为“战士”，并制定了“纤细计划”时，尽是蔑视和嘲讽。然而战争结束，看到原住民“非战死则自尽”时，却不无感慨地说“为何我会在这遥远的台湾山地，见到我们已经消失百年的武士精神？”也许这就是原住民的文明。当忍气吞声的现状与祖宗沿袭的血性相冲突时，当不公蔓延时他们选择了反抗。
在这场激烈的民族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几组矛盾。首先是灭族之难与伤族之恨之间的矛盾。马赫坡头目莫那鲁多喝塔道头目真的对峙便可集中体现出来。他们都知道这场斗争不可能胜利，他们必死无疑。所以塔道头目问莫那鲁道“用什么来换取这些年轻是生命？”莫那鲁道答道“骄傲”。骄傲与生命的选择决定了反抗与不反抗的选择。其实骄傲是换不会生命的，只不过在原住民的眼里，血性高于生命。
第二组矛盾便是文明与与野蛮的矛盾。花岗一郎和花岗二郎便是夹杂在这组矛盾中的牺牲品。他们接受过一定的教育，在日本人和原住民的夹缝中痛苦生存。两边不讨好。战争爆发，他们也最终选择了站在祖灵这边。可是尽管如此，他们早已没有退路。最终他们选择了自尽。一个穿和服自尽，一个穿原住民服装自尽。这种方式便是代表了他们在日本人和原住民之间的倾向。他们矛盾，他们别无择。
还有道泽头目铁目瓦力斯选择屈服于日本人，则是奴性和血性之间的矛盾。马赫坡头目带领着三百多人与数千拥有精细武器的日本人交战。那些一辈子活在男人背后的女人竟也可以如此悲壮、从容地赴死。这给我们的震撼早已难以形容。不顾自己的猎场，尊严，同胞之情的道泽之辈最终选择屈服，最终却也没有什么好结局。
影片最后也给莫那鲁多附上了一丝神秘的色彩可能是为了让观众给他们致上最后的敬意吧。只有砍下敌人首领头颅的男人和善于针织的女人才可通过彩虹桥到大祖灵的家，他们是保护自己猎场，保卫自己尊严的英雄。
《赛德克·巴莱》影评(七)：7亿，12年，只为问一句——“我是谁？”
——断桥
也许在你的生命里我微不足道，不可理喻：但在我的种族里却惊天动地，事关存亡喧寂……
第一次注意到《赛德克•巴莱》是因为导演魏德圣的坚持：12年艰辛筹款路，7亿新台币的奢华，筚路蓝缕，把整个身家性命都压在了这部影片之上。我就在想，这会是一部怎样的影片，值得导演那么执着，那么不顾一切？后来听说是部反映了台湾原住民在“日治时代”的抗日事件——“雾社事件”的电影。但随即又传闻这是魏德圣继《海角七号》后又一部媚日“台独”宣传片。然而后来看很多影评和导演自述，又被告知这是一部描绘台湾原住民的影片，一部叩问文化归属感的影片……如是如是，不一而足。一部影片，风传殊异如此，除了能看出媒体及社会对影片的消化不良，更能看出这不是一个有明确目标或答案的影片，没有人知道它最终的目的和答案——包括导演本人。
1895年，大清光绪21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割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从此，台湾便迎来了整整五十年的“日治时代”。台湾原住民对“日治时代”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日本人的到来正如我们中学历史教科书所言给台湾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另一方面，日本人却在五十年中将蛮荒的台湾拉进了文明（至少现在我们认为它是文明的）的路程。无论是出于对台湾资源的掠夺，还是为了扩大帝国版图，日本在台湾兴建铁路，学校，新城，让台湾人民接受“皇化”教育。这些都在客观上将台湾带进了现代化，领先了那些年苦难战火的大陆许多许多……这便给原住民带来了一个不得不面对或者被迫接受的问题：是奴颜婢膝屈服你的文明，还是用巴莱（英雄）的骄傲和野蛮来对抗你强加的统治？
赛德克族也遇到这样的难题：当一个信仰彩虹的种族与一个信仰太阳的强大民族相遇，当面对反抗就会灭族，屈服却要放弃自身的信仰和骄傲时，没有人能完全确定应该怎么办？正如马赫坡社的头目莫那鲁道，当二十年前的第一次抗争以失败而告终后，失去了的不仅是族人骄傲的猎场，还有他们神圣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彩虹桥勇敢的勇士和善于编制的女人。其实被日本人统治有什么不好呢？被日本人统治，他们不会再野蛮地“出草”（以祭祀祖灵为名的割头），不会蒙昧无知，可以过上安定的文明的生活——正如被日化的两个赛德克族的年轻兄弟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所希望的那样。
但是，将一种习俗或者文化如此陡峭地转身难道就这么容易吗？赛德克族最终选择了光荣地“输掉身体，赢得灵魂”的战斗——或者说是莫那鲁道头目挣扎了二十年的最终选择。赛德克族明知反抗就有灭族的危险，但二十年后再一次选择了反抗，难道仅仅是因为和那几个山地警察的冲突吗？表面上看正是这种冲突直接导致他们的反抗，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那会不会是因为失去猎场呢？还记得吗，二十年前，莫那还是老头目年轻英勇的儿子时，他们战败投降，他说的是：
“我们祖先再怎样也没失去过猎场，而我们竟然让异族人在这里称王！我不甘心，我不甘心……”
显然，年轻的他当时对自己或者说自己种族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的怀疑，对日本人充满的只是反感——一种对侵略者的厌恶和反感。日本人到来第一件事给他们登记，然后禁止他们“出草”，并把他们出草获得的头颅全部集中埋葬——这对日本人来说应该是一种善举，一种帮赛德克族脱离野蛮甚至扭曲的善举。可是当莫那拎着他的两麻袋头颅出来时，却和日军揪打在一起，唯一的一句就是“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什么呢？我不甘心就这么战败，我不甘心失去祖先的猎场，我不甘心荣耀的勇士沦为俘虏，我不甘心听从异族人的安排——无论好坏。
而相对于赛德克族，日本人一开始就是怀着一种教化低等生番的心态来到这片“帝国的新版图”的。他们的残忍扫荡更多的是针对汉人——针对那些知道自己是大清臣民的人，而不是这群生番。并且在这里有无尽的木材矿藏，他们还需要这些生番的劳力，所以我们所见到的并不是台湾北部屠城的残忍和血腥，而是一种武力威慑后的 “怀柔”。
然而这种怀柔只能缓解一时的矛盾，并不能让彩虹的子孙完全臣服于“太阳帝国”的统治。二十年后的1930年，在这片曾经血腥杀戮的“黑暗地带”，所见到的是教育所，医疗所，杂货店，邮局，旅馆，宿舍，以及来往的扛着木材的生番和衣着考究的日本人。在表面上“整个雾社的番族都被我们文明化了。”但是这样吗？接下来的一个细节就完全证明这一切不仅不是一种文明化的进步，更是一种危机毒瘤的源泉。
几个赛德克族人蹲在一个汉人小店门口，店老板卖给他们酒，这时作为巡警的花冈二郎看到他们说：
“天都快下雨了还不回去，还在那喝酒……才赚那么点钱，还买酒！”
“这些钱除了买酒还能做什么？”一个人回答他说，随即便有人附和挖苦花冈。
“这些钱除了买酒还能做什么”，是啊，给我们钱我们除了买酒还能做什么呢？我们的生活不需要货币，我们的习俗不需要异族的约束。然而日本人来了，无论你的文明正确与否，和我都没有关系，你们强迫我们给你们扛树木，砍去祖先猎场里的参天大树，然后给我们几个可怜的钱。有了钱，却无处用，也只能买酒了。而更重要的是“这些钱除了买酒还能做什么”还有另一层危险的意思：那就是有了钱，便有了贫富的差距；有了钱，便瞬间使所有的赛德克族人变得“穷的连狗的瞧不起！”钱在满足欲望的同时，也让赛德克族人羞赧地将自己的贫穷暴露于日本人的面前。就好像一个衣食无忧的农村人，他凭借自己的土地和固有的生活方式可以过得逍遥安逸。如果哪一天，大都市里的高级白领来到这里，或许还会羡慕他的生活。然而一旦农村人背起行囊来到高楼林立，纸醉金迷的大都市时，这一切的安逸与富足就顿时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自卑和恐惧：那些维系他安逸与富足的物质在纯货币化的都市里几乎一文不值！他的恐惧不是来自于不能果腹的忧虑，而是都市强迫将他本不应有的贫穷活生生地展示给别人看，是都市让他们发现自己的贫穷和自卑——这难道不是一种残忍吗？
就如花冈一郎以一个日本人的思维——或者说一个“文明人”的思维劝莫那头目不要反抗：
“我们现在过着文明的生活，有教育所，有邮局，不必再像从前一样得靠野蛮的猎杀才能生存，被日本人统治不好吗？”
莫那头目随即反问道：“被日本人统治好吗？男人被迫弯腰搬木头，女人被迫跪着帮佣陪酒；该领的钱全部进了日本警察的口袋！我这个当头目的，除了每天醉酒假装看不见听不见，还能怎么样？邮局、商店、学校？什么时候让族人生活的更好？反倒让他们看到自己有多贫穷了！……达奇斯（花冈一郎赛德克原名），喝酒吧！回家以后喝他个醉吧！我们自己酿的酒可以让人无拘无束，让人唱歌跳舞，苦笑随性——大醉一场你就会懂了……”这便是全剧的重点，也解释了莫那头目二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二十年来，莫那头目已经由当初怀着勇士荣誉的莽撞青年变成了老成的首领，而他思考了整整二十年的问题也即将峰回路转，答案浮现。虽然他一直沉浸在阻止不了异族的羞愧中，但在不知不觉中，他也即将明白他当初所不甘心的不仅仅是因为失去猎场和本族的生活习俗，以及荣耀的赛德克巴莱不得不受战败的侮辱，更是因为异族强加给他们的自卑，强加给他们尊严的侮辱——更深层地说，是一种先进的文明强加给一种落后文明致命的自卑，继而因为自卑而不得不放弃防御，完全屈服于先进文明，最终导致自我的丧失和同化——就算你抱残守拙，能做的也只能是在无尽的彷徨和犹豫中徘徊于两种文明的鸿沟之间孤独终老——因为你虽然名义上不愿被同化，但是你的内心已经无法说服自己，你已经从潜意识中认同了先进的文明，不然你又何必在彷徨中沉郁呢？
最终，莫那鲁道应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最后决定反抗，血祭祖灵：
“如果你的文明是叫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带你们看看我们野蛮的骄傲！……赛德克巴莱可以输掉身体，但是一定要赢得灵魂！”
此时，莫那鲁道已经完全找到了二十年来思索的答案，完成了一次心路历程的飞跃：真正的尊严不一定是盲目地追逐文明，被文明无情地同化；真正的赛德克巴莱需要的是一种对“祖灵”坚定的信仰，就算在别人看来可能是鸵鸟思维，也要发自内心真正地骄傲——面对更强大文明没有丝毫自卑的骄傲。这骄傲不是源自于文明的伟大，也不是源自于祖灵对彩虹勇士的许诺；而仅仅是源自于内心，源自于被他们称为祖灵，而实际上就是内心最纯正最本源的信念。在那最初祭司的祭语中便是答案：
“活在这大地的人呀，神灵为我们编织了有限的生命，可是我们是真正的男人唷，真正的男人死在战场上……当他们走向祖灵之家的时候，会经过一座美丽的彩虹桥唷！守桥的祖灵说：来看看你的手吧！男人摊开手，手上是怎么也揉擦不去的血痕——果然是真正的男人呀！去吧去吧，我的英雄！你的灵魂可以进入祖灵之家，去守卫那永远的荣誉猎场吧！”
我们无法评价一个人面对文明转折时的抉择，毕竟每一种抉择都有无尽的无奈和对错，你永远不能说这就是对，那就是错。如果你认为莫那头目是对的，可他们所谓的血祭祖灵却是在一个文明范畴（请允许我这么说）的地方进行无差别的残忍屠戮，这难道又是我们想见到的？如果你认为他是错的，当你多少年后来到这片曾经属于一个弱势种族的山林里看到另一种文明无处不在的浸润，你是不是会有些许的羞愧和歉意？在那场“出草”中，连赛德克的孩子都变的如魂灵附体，为了血祭祖灵，杀死自己的日本同学老师。在这片血海中，有的不是悲壮，不是抗争，而是深沉抑郁得让人窒息的先知般的低吟：
“……你们摸摸看，你们染血的双手，还能捧住猎场的沙土吗？你们摸摸看，你们悲愤的前额，还能展开一座彩虹桥吗？……你们灵魂里的星星已被点燃，你们的梦广大如一片蓝色海洋，而你们的灵魂里欢乐的泪水却已干涸。我的孩子，你们知道吗？为唱出祖灵的歌需要吞下许多痛苦，为说出自己的话需要吞下许多屈辱，为实现梦想需要吞下许多遗憾。孩子啊，你们怎么了？我的孩子啊，你们到底怎么了？”
是啊，当我们的双手沉浸于荣耀神圣的血印之时，也恰好是我们的灵魂从彩虹桥的七彩里坠落之刻——你，还能经过那梦中的彩虹桥吗？
导演魏德圣应是诗人，诗人擅长于画外音式的诗文抒情，而在这里他又巧妙地借用先知般的曲谣将这种抒情发挥到淋漓尽致。这种与影片音乐情节浑然天成的抒情一瞬间便将人融入剧情，融入一种出于本族的认同。当你离开电影，心灵宁静后再回顾，又会发现原来这些并不一定是你所认同的，甚至会是你觉得可笑的：他们固守着蛮荒，没有任何未来可言！你要是日本人面对这三百人，会不会在深思熟虑后也会有相同的决定呢？但对大陆人来说却不能，即使我们看到影片中除了最后使用野蛮残暴的毒气对付三百赛德克勇士之外，日本人的形象更像是一个受害者——一个手无缚鸡之力，仅仅依靠文明和武器压制蛮族的人。这与我们以往对日本人刻板极端而又拥有武士道坚韧性格的形象简直大相径庭！或许这就是相对的矛盾吧，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即使再沉沦不堪，也应该还能保存那数千年沉淀的文明的底蕴。所以当它遇到一个崛起的太阳帝国时，所得到的认知当然与赛德克族不同了。
这里，请不要误会，我将华夏文明与赛德克族相提并论，并不是承认他们及其所居住的这片台湾的土地不属于中国。请也不要如此类比：既然赛德克族始终没有被文明浸染，那么日本文明和中国文明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大陆人对他们来说也是入侵者呢？
曾看过一些关于台湾原住民的历史，中国从明朝开始才真正涉足台湾，然而这种涉足更多的是对于澎湖列岛——因为海防考虑，澎湖战略意义重大，驻守澎湖只是为了拱卫大陆——当然，当时没有大陆这个说法，而是一个更令人心寒的说法——拱卫中国大明。至于台湾呢？台湾？台湾离澎湖好远，和我大明有什么关系？当然，还是有关系的，最近荷兰红夷在沿海闹的很凶，还攻占了部分澎湖列岛。大明虽然日暮西山，但却未昏聩不堪，于是大明举兵征伐，艰难勉强战胜红夷；但大明似乎也没有盲目自大，他也看到荷兰已经在南洋盘踞多年，一时并没有如此的财力去与其抗衡。所以，明朝和荷兰约定，澎湖是大明疆土，海防重地，断不可送人，你们需要贸易海港，大可以去远方那个叫台湾的地方。荷兰人同意，但考虑到没有人对台湾宣布主权，担心到台湾会受阻于当地居民，于是再次请求东亚的这个太上皇大明帮他们宣谕台湾放弃抵抗，大明不想多事，说台湾自古远离中国，非我疆土，要是遇到抵抗你们自己解决！
接下来的历史大家就都知道了：明亡之后，郑成功为了寻找反清复明的基地，又想起了台湾。于是，搬出典籍，历史之上，我们三国时就来过台湾，总结：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于是乎，台湾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郑氏经营台湾，心系大陆，但也给台湾带来了些许的进步。但可惜时间太短，后来清兵攻下台湾，也是为消灭最后反清的势力。攻灭之后，后患已毕，自不必再用心经营。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清政府才意识到台湾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开始用心经营台湾，1884年，台湾脱离福建，成立台湾省，从李鸿章帐下走出的刘铭传任台湾第一巡府。之后台湾北部开始有了些许的痕迹，可是，历史依旧没有给我们时间，仅仅十一年后的1895年，台湾便被割给日本，一割就是五十年。日治五十年，台湾依旧重复着被“利用的”的命运。而抗日胜利后，国民党在49年退到台湾，虽身在台湾，却心系大陆，是不是也是对台湾的一种不公呢？于是这种边缘化的境地和文化影响的混乱也就成就了其自我认知的困惑。就如同香港人到底认为自己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或者仅仅是香港人？
而至于“外省人”的到来对那些赛德克族来说算不算与日本等同？这个自没必要纠结：历史的可悲之处在于从来没有严格的对与错，而认知的定论也仅仅是对现状的委身低眉，就好像没人会问北美属于美国白人还是印第安人。而历史的可爱之处也在于认知的定论仅仅是对现状的委身低眉，也和没人会问北美属于美国白人还是印第安人一样。所以……所以作为一个大陆人，当台湾现实的主体还是被浸润在华夏的文明之中，你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这些都是中国人。
说了这么多，貌似有点跑题，其实不然。因为只有这种狭于民族性和文化性的认识才能帮你理解一个种族归属感的问题。因此，从来也不是先进的文明有意强迫落后的文明屈服于自己；而是落后之文明的自卑使自己放弃了未来文化范畴的话语权，自愿地扼杀了自己，也便无需先进文明的强迫了。
就好像片中的花冈兄弟，他们虽是赛德克族人，却从小接受日本人的教育，在思想上更加认同“文明的”日本，虽然骨子里他们仍忘不掉自己是赛德克族，虽然他们长着一张番族的脸，就算学历高薪水少，还被别人歧视，但是他们却依旧希冀自己的种族能这样“文明地生活”。
“……夹在族人期望和日本人威胁之间，生活是很痛苦的！”花冈一郎说。
“我们两个不也是这样子吗？不想当野蛮人，但不管怎么努力装扮，也改变不了这张不被文明认同的脸。”花冈二郎说。
“已经忍了二十年了，就再忍个二十年吧！等我们的孩子长大，或许就能彻底改变我们野蛮的形象……”花冈一郎如是说。很显然，在理智上，他已经将赛德克族的野蛮看成了一种耻辱，欲尽快脱离这种耻辱，这不正是要尽快扼杀自己的文明吗？
“再二十年就不是赛德克，就没有猎场！孩子全都是日本人了！”莫那头目清楚知道二十年意味着什么，这样大声反驳道。
可问题是……如果是你，你又如何取决呢？一切的关键就在于一个种族未来的不可预知性。显然，赛德克族保持着这种野蛮未来是没有希望的，但赛德克难道就不会有朝一日崛起，靠自己的努力比日本人更优秀吗？——这个假设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花冈兄弟的结论显然是否定的，所以认为全部日化才是赛德克的出路；而莫那头目的答案就是肯定的吗？如果他是肯定的，他也不会用野蛮的骄傲来对付文明的羞辱；如果他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也不会终日郁郁寡欢……显然，他根本不敢确定，甚至也认为那个假设不太可能，所以才会最终决定“出草”——就好像当年晚清和日军侵华时的中国：那里，你根本看不到任何能将这个古老文明从腐化禁锢的深渊里拖出来，并赋予其无尽的青春和热血的可能——就如它两千年前的时候一样蓬勃进取，傲立于世。所以，假如当初我们被欧美瓜分，被日本同化。就算我们不同意，我们也只能弱弱地说当初欧美日瓜分中国是不对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没有他们我们现在还长辫粗袍愚昧无知呢，历史就是这么纠结呀！然而，谁又会想到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个虽然贫穷却从未被征服的民族，这个虽然落后却依旧怀有大国梦的国度，这个五千年积重难返但更因年轮的沉积而拥有强烈自尊甚至自负的中国，胼手胝足，痴、愚、艰、卓，竟也变得如此富有年轻，如此富有希望？
所以有时不是外来文化的过于强势才同化了我们，而是我们的自信不够坚毅才早早地投降，欲从自己的种族中脱之而后快——在一定意义上，脱亚入欧的日本，当今崇洋的中国不也是这样吗？
而当一种文化的认知一旦形成——尤其是在当今时代，便很难改变了。《荀子》有云：“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不是人性难改，而是一种文化，一种意识需要经过一代代的熏陶才能根深蒂固，而一旦根深蒂固便终身难易。而日治的50年恰好是一个社会彻底更新一次的周期，在加上日本的刻意皇化，其对台湾人的影响之深之复杂也就不难理解了。年少时，听说二战时很多台湾青年自愿参加日本敢死队，并要效忠天皇，就觉得不能理解，现在却觉得可以理解了。前几年看过一个日本纪录片，他们从台湾找到很多当年在日本军队服役的老人。老人们用日语唱着军歌，热泪盈眶，激动万分——并借此说明台湾人民对日本的眷顾。其实这大可不必，历史曾在，就算如此也不足为奇，不然各国也不会有那么多爱自己国家的人了，不是吗？
四个多小时的电影，导演给了我们一次回顾历史的机会，也给了我们一次反思的机会。在此之前，我们对雾社事件知道的那么少，毕竟只是300赛德克人的战斗，还在我们“文明生活”的边缘，或许只能作为一些茶余饭后的无聊谈资，甚至是嘲笑对象。可是，你知道吗？对一个种族来说，这却可能关系到它的生死存亡。从那以后，赛德克族再也没能强大起来，直到2008年才从泰雅族中独立出来。如果真有彩虹桥端的祖灵之地，他们又会不会在那里看着我们这些善于忘记的人们呢？
看完电影，不禁觉得自己何其有幸能生活在如此广袤悠久的国度，因为我们生来便能被自己的文化滋养包围；就算世殊时异，中华毕竟是中华，摊开我们的手掌，祖先浓郁的印记怎么也揉擦不掉——只有这时，我们才能顿悟到我是谁……
lt;完>
——2012年4月27日晚于上海卢湾J.A.T
《赛德克·巴莱》影评(八)：如果文明是要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让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
我一个人买了一张第一排的票，剧场不大，没有坐满人。
在近两个半小时里，没有哭声，没有笑声，没有惊叫，也没有哀鸣。
当我走出剧场的时候，也完全没有情绪，没有喜怒哀乐，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手里超大杯的草莓豆奶星冰乐倒是化了个干净。
“拿生命来换图腾印记。那拿什么来换回这些年经的生命？”
“骄傲！”
骄傲！
多么矫情的一个词。到底骄傲是***什么东西？
慷慨赴死、无所畏惧叫愚勇
但当我们不能选择怎样去好好生活的时候，至少我们仍能选择如何盛大地奔赴死亡。
全篇只有两个地方，让我的眼泪决堤。
一个是赛德克妇女集体自杀以保求粮食足以撑到赛德克勇士们战胜的那一天，亲情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狠狠地戳进我心窝。
另一个就是最后在樱花树下的场景。最动人的不是杀戮，是杀戮过后的土地上，依然能开出血色的樱花。
“如果文明是要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让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
我想每一个有血性的男孩子都应该去看看这部电影，关于野蛮的杀戮，也关于人性的光辉。
这就是我全部想说的了。
《赛德克·巴莱》影评(九)：《赛德克·巴莱》像真正的男人一样战斗
日本人比森林的树叶还繁密，比浊水溪的石头还多，可我反抗的决心比奇莱山还要坚定！—莫那鲁道
“如果你的文明是叫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野蛮的骄傲！”——这是真正的赛德克。《赛德克·巴莱》这个晦涩的电影名称可能会让不了解雾社事件的观众望而却步，但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名字了。在赛德克语中，“赛德克”是“人”的意思，“巴莱”则为“真正的”，赛德克·巴莱就是“真正的人”。在日本的统治下，他们用牺牲换取尊严。这种以卵击石、毫无胜算的做法在现代人看来，或许像《赵氏孤儿》中程婴用亲生儿换非亲儿的命一样不可思议，然而，看过电影之后，观众会发现，这部电影蕴含着一种难得的被称之为血性的力量。这股力量不仅存在于莫那鲁道身上，也存在于导演魏德圣体内。魏德圣把“雾社事件”看做是赛德克人对文化和祖先的殉道，牺牲的赛德克人最后走上“彩虹桥”得以回归祖灵，魏德圣用电影这种浪漫手法，对赛德克人进行了一次深层次的心灵探索。
难产的电影 难得的魏德圣
每个导演都有一生最想拍的一部电影。在冯小刚那儿，这部电影叫《一九四二》；在姜文那儿，则叫《太阳照常升起》；到了李安手里，或许是《色戒》；飘到杨德昌眼界里的是《一一》；毋庸置疑，在魏德圣心里，这部电影有一个不朽的名字——《赛德克·巴莱》。
在《海角七号》走红之后，魏德圣被认为是台湾电影复兴运动的领军人物。2009年，大陆出版了一本有关他的自传体作品《小导演失业日记》（台湾版于2002年已出版）。这本自传体作品讲述了他成名前的辛酸历史，而他所做的一切坚持都是为了《赛德克·巴莱》，可以说，抵押房子、后半生可能都要在还债中度过的他孤注一掷拍摄《海角七号》也是为了《赛德克·巴莱》。如果知道一个导演为了拍摄理想的电影坚持奋战了12年，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是他拍出了莫那鲁道及其赛德克族的血性。
一组数据或许可以让更多人看出魏德圣的勇气。2000年，《赛德克·巴莱》获得台湾优良电影剧本奖；2003年，魏德圣自掏腰包200万新台币，拍摄5分钟的片段用来找投资，但当时的预算高达2亿新台币，在台湾电影不景气的当时，这无疑是痴人说梦；2008年，《海角七号》创造的票房神话让魏德圣看到了新希望；2009年10月，他拿着《海角七号》的分账加上政府奖励的5000万新台币拉开了《赛德克·巴莱》的序幕，而这时艰难才刚刚开始。160天拍摄日延长到240天，每天剧组消耗100万新台币，原计划5亿投资被迫追加至7亿，中间最大的痛苦当然是资金。因为没钱，魏德圣在台湾演艺圈四处奔走借钱，吴宇森、周杰伦、言承旭、徐若瑄⋯⋯两百多位“天使”被他的坚持所打动，伸出援手帮他完成人生梦想。1800个特效镜头、上下集共4个半小时，在台湾的票房为8.8亿新台币，票房拆账加上权益金回收了大概5亿。为了填平亏空，魏德圣将影片精减至153分钟于5月10日在大陆上映，但大陆票房要到4000万人民币才能保本。截止6月3日，《赛德克·巴莱》在大陆的票房为 万，可谓任重而道远。戏里莫那鲁道的一场仗憋了30年，打了53天。戏外魏德圣的这场仗，从2000年到2012年，12年，每日每夜，他都在奋战。正如开机时，他所说的话：“刀砍下去，没法回头了！”
本土化 类型化
对于这样一个勇敢的导演拍出的一部有血性的影片，任何评论式语言在它面前似乎都显得苍白。它在电影史中的位置运远不是一部电影能够承载的，戏里的血性和戏外的血性让这部电影“神化”了。
本片监制吴宇森曾盛赞说，“《赛德克·巴莱》唤起了我们曾经遗忘的、忽略的这段发生在台湾土地上的历史，是台湾第一部真正史诗般的电影，也是全人类或全世界都会感动的故事！”没错，《赛德克·巴莱》的意义在于它让华语电影观众看到了华语电影的新希望。且不说早已被好莱坞电影霸占了的台湾市场，即便是对大陆电影市场来说，《赛德克·巴莱》的出现，也能让现在盲目追求商业利益的电影人看到一些应有的坚持。换句话来说，华语电影应该何去何从，《赛德克·巴莱》给出了答案——本土化、类型化。要在好莱坞的虎口下捍卫自己的地盘，唯有这条路可走。
像赛德克人用血祭祖灵的方式浴血奋战一样，我们的电影人要想唤回观众的信任，也要同样走本土化的路子。《赛德克·巴莱》的题材优势是明显的，这是一段中国人都应该铭记的历史，真实的故事本身就已经足够打动人，正如韩寒所说，“这是一部绝对值得去电影院看的电影。不用思考所谓的文化，殖民，隔阂，族群，只需要看见男性应该如何去战斗，他们的热血洒到了哪里，你甚至不需要思考仇恨是如何互相埋下的，该怎样才能消弭这些，文明啊，信仰啊，想这些都太累了，就去看看人性里最简单狂野的地方。如果文明不够文明，那就让野蛮足够野蛮。”或许大陆观众不会像台湾观众一样有切身感受，但“雾社事件”绝不仅仅是少数民族的事情，是单个群体的事，它是不折不扣的民族史诗。在大陆版本的最后增加了历史年表，讲述了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半个世纪的中日大事记，或许在人类历史中，规模不算大的“雾社事件”仅仅是沧海一粟，但它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魏德圣的另一种贡献是用类型化的方式来跟观众交流。类型化是好莱坞电影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致命武器，而《赛德克·巴莱》则完全是用类型化来武装自己，并加以组合。如果要按标准的类型划分，该片可以作为史诗、历史、战争、动作。这种类型拼贴的方式最大限度囊括了潜在受众群，使得某单一类型受众在老套路中发现了新变奏的快乐。魏德圣用大气磅礡的镜头语言营造出了史诗感；真实、动人的历史增添了观众的探秘欲；后半部分跟日本军队间大规模的武器厮杀让战争戏颇具看点；赛德克族在崇山峻岭间犹如平地飞奔的动作戏更是让观众眼前一亮。更值得称道的是，影片画质精致唯美、音乐悲壮动听、剪辑凌厉有力、节奏紧凑刺激，总体来说，整部影片一气呵成，扣人心弦，是一部不折不扣的高品质史诗电影。
精准的叙事技巧
如果用结构语义学家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分析，《赛德克·巴莱》也犹如教科书般精准。叙事学理论一共分为四个单元：契约、考验、移置、交流。影片一开始为观众展现了一个拥有固定规则的元社会，既高山上赛德克人祖祖辈辈传承的生存法则，只有勇敢的人的脸上才配拥有祖先赐予的图腾。这本是一个固有契约，他们保护自己的猎场，跟其他部落为了争夺生存地即猎场做斗争。日本人的到来，等于迫使他们签订了一个新契约。猎场被日本人所占领，男人要去做苦力扛木头，女人要去做帮佣陪酒。紧接下来的三十年，是对赛德克人的考验，从影片后来的叙事中，观众得知赛德克人对于日军占领猎场是有过反抗的，只是都以失败而告终。三十年的考验既让原来的元社会发生了新变化，也达成了新平衡。那两个以日本人自居的蕃人警察就是新平衡的代表者，他们作为变通的赛德克看似过着如意的生活，但他们的灵魂被同族人耻笑。敬酒风波则成为了雾社事件的导火索，这是考验的最后阶段，也是移置单元的开始。移置单元的主体自然是莫那鲁道带领赛德克人的反抗，日本人从强势的主人变成了雾社运动会上的过街老鼠，这一场对抗从此时开始渐入高潮。赛德克战士的决心是移置的关键，这是他们要捍卫的猎场，是血祭祖灵、换取图腾的方式，更是他们赢取尊严的终极目的。当然，移置的代价还有赛德克妇女集体自杀这样的悲壮行为。在最后的交流单元中，观众看到了日军指挥官的反思，为什么区区三百人的赛德克人可以对抗数千装备先进的日本士兵，从他的眼中，观众看到了不可思议和敬重的双重含义。所谓文明和野蛮的交锋有时看来不过是个笑话，哪怕成败早已注定，这其中的血性也是难以抹灭的。
在基本的叙事逻辑中，也不难看出两个叙事功能序列间的切换。主攻能和次功能的切换是《赛德克·巴莱》另一叙事重点。莫那鲁道本身的敌人是另一部落的道泽人铁木瓦力斯。当日本人到来时，这一主攻能被迫变成次功能，真正的敌人变成作威作福的日本人，而当莫那鲁道起事后，日本人在束手无策时，想到的又是让同为赛德克族的铁木瓦力斯来对付莫那鲁道，看似次功能又变成了主动能。或许在很多观众看来，同族相残的悲剧远大于赛德克人跟日本人的决斗。可能也正是从以铁木瓦力斯为代表的赛德克人向日本人“缴械”，才让莫那鲁道的反抗变得不堪一击。如果日本人的这一狠招就是文明的意义，那么毋庸置疑，观众都会站在野蛮的骄傲这一面。
雾社悲歌
雾社事件是台湾受日本统治时期发生在台湾台中州能高郡雾社（今属南投县仁爱乡）的抗日行动。事件是由于当地赛德克族（马赫坡社)，因为不满台湾总督府与地方政府的压迫而发起，1930年10月27日凌晨，赛德克族6社共计1236人，开始了“大出草”。 牺牲人数近千人，仅次于西来庵事件。事件领导人莫那鲁道自杀外，参与行动的部落几遭灭族，雾社事件是日本占领台湾期间最后一次激烈的台湾反抗行动。台湾总督府于此事件之处理方式遭日本帝国议会强烈质疑，总督石冢英藏与总务长官人见次郎等人遭到撤换。该事件的领导者莫那鲁道在台湾被视为抗日英雄，他的头像出现在20元的台币硬币上。影片中当不成开化的日本人也进不了祖坟的自杀的两位赛德克警察确有其人，其中花冈一郎还以武士道传统的切腹方式自杀。花冈两人同时留日文草书之遗书于壁上，说明族人因不堪苦役而起事，两人无能为力，仅能一死。这种自我牺牲的和平做法也正说明了一部分赛德克的苦衷，找不到身份认同，便只能犹如孤魂野鬼飘荡在祖先栖息的土地上，这种无根的感觉应该是整部影片中最最悲凉的。
《赛德克·巴莱》影评(十)：历史不应是一个个汉字
如果你的文明是卑躬屈膝，那么我的野蛮就是骄傲。
我们输在身体，但赢在灵魂。
你是以后入日本的神庙，还是回归祖灵？
三百名战士抗击数千大军，为什么我在小小一个岛上看到我们消失的武士精神，是因为这里的樱花开得太艳了吗？
历史本来就是鲜活的，《赛德克巴莱》做到让历史从教科书上跳脱出来，脱下硬生生的汉字的外衣，跳脱出仇恨的漩涡，站在更高的角度上看待野蛮与文明。文明与野蛮的中割线，脆弱，一扯就会断。我们回望、叙述历史，希望能从中看到新的东西，指引我们前进的路，而不是纠结谁对谁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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