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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焦虑
作者：拉纳·达斯古普塔
文章选自《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
1.
“普通”中产阶级这些年里有什么感觉？
在德里的语境中，中产阶级并非真是“普通”的，但他们人数很多。在德里，他们的数量有几百万。他们正如任何其他人数相当的群体，本质上存在着无限的经验——快乐的，不快乐的；非凡的，普通的。
但这座城市自身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确实为中产阶级的情绪提供了某种类型的一致性。它拥有巨大的能量，无论其效果是什么，这种能量都仿佛具有磁性，所以人们的活力和勤奋都达到了不寻常的程度，直到他们被疲劳压倒——疲劳也是这座城市的显著特点。
在其千变万化的转变和转型中，德里也有趣得令人难以置信，人们对自己城市的状况极其关注，无论好坏，总是喋喋不休地反复讨论城市的情绪、发展和事件。但德里对于更无忧无虑的心情不是特别友好。
除了在老人身上，人们很少能看到满足自得。除了在小孩身上，纯粹的快乐也很罕见。在本世纪的头十年，自然的处事态度也在减少，随着时间推移，更轻快的心情变得越发少有。
20世纪90年代，中产阶级在他们的生活中看到了许多直接的变化，其中大部分都令人满意。他们中的许多人看到国家控制的结束，因而松了一口气。他们受到了一系列激励，包括新工作、电视频道、大批商品和旅行机会，并且带着一种不断扩大的视野迈入了2000年。
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时刻，不仅是在本地，而且还是在全球意义上。世界长久以来由西方主导的情况正在终结，同时终结的还有他们国家的耻辱。
2016年11月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访问印度，并身着印度传统服饰拜访寺庙。印度总理莫迪在此期间阐述了“印度制造”的经济政策，并希望印度与英国之间的贸易合作能够更进一步
他们带着帝国式的野心朝外面的世界看去，对每一起印度企业收购西方公司的案例都津津乐道。但这种节日气氛在这十年的后半段里变得更加阴郁而愤世嫉俗。
中产阶级仍然在赚钱，他们是这个国家将穷人手中的资源进行再分配的受益者。但他们的生活也变得风险更高，成本也更高，他们不断增加的资本收入能买到的东西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多。健康和机遇似乎是以这座城市里同步升级的野蛮为代价。
他们还发现，即使拥有更好的车，自己也还是变得更加恐惧和焦虑。他们想知道自己正在创造什么样的社会，于是开始怀念起那些曾经厌恶的东西——街道上的牛以及人行道上卖奇怪商品的小贩。
他们的“快速致富”精神反过来刺痛了自己，因为在这个惊人的财富创造阶段，几乎无人在意过未来。在这十年中，GDP增长率多次接近两位数，而当新经济“唾手可得的果实”全都被采光了之后，比方说2012年GDP增长率放缓至5%左右时，大家才开始想要进行长期规划和投资。
其原因之一是，繁荣仍然局限于那些受过教育的少数群体，对大量无一技之长的人却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机会。而且令人沮丧的是，大多数印度人口的处境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改善。整个国家的发展指标比更加贫困的邻国孟加拉国还要低：每千名新生儿中，仍有六十一名儿童会在五岁前死亡（即使在德里也有二十八名儿童会死亡，而中国全国范围内的数字是十五）——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抵消印度经济成就中过分的自豪感。
而且，中产阶级在生活中发现，基础设施仍然很糟糕，自己的孩子几乎不可能获得世界级的教育，官僚制度阻碍了所有的创业冲动——中产阶级意识到，他们的持续崛起比自己曾经相信的更不可靠。
电影《起跑线》剧照
这十年中，他们还很不愉快地意识到，自己并不是那个能做主的人。德里的中产阶级渐渐明白，他们新兴的城市社会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隐蔽的阴谋集团在管理的，而这个集团的利益和他们的利益非常不同，甚至是敌对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幕后的精英似乎垄断了城市里越来越多的机会和资源，因为即使是非常小的创业契机，例如开一家咖啡馆或书店，其需要的政治关系对于普通人来说都很难，甚至不可能有的。设计师酒吧和时装精品店这样的新消费景观，本来或许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多样化和异质性，然而却让人有一种奇怪的统一感，实际上是统一的堕落感，因为这些只不过是为同一个腐败圈子获取更多利润的工具。
这个十年结束时，尽管有财富流入德里，但这座城市仍然如此破旧、资源不足，许多中产阶级人士为此指责非经选举产生的管理者。他们开始觉得，德里现在就是一个收取私人勒索的地方，对长远发展的关心稀缺到令人阴郁。
他们觉得自己的感觉与意见和德里的演变完全不相关，并且他们关于自己城市的许多梦想永远都不会实现。
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一种幻想里，而现实是另一种——就连报纸也很少提及经济中比例巨大，但却能隐身在国家和金融机构视线范围外运作的那一部分，因为媒体没有可以独立验证的信息。
因此，人们从印度新闻里获得的关于印度商业的图景完全是关于企业的，但这张图景并未提及印度新生力量和新金钱的大爆发，也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生活是现在这个样子。这就是社会里充斥着谣言和阴谋论的原因，这似乎是对现实这部小说表示怀疑的最好表达。
2.
中产阶级对未来社会的希望
是随着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之前的丑闻破灭的
对许多人来说，这些丑闻揭露了一套通常被隐藏起来的机制，解释了他们所见到的景观为什么是现在这种特定形式。运动会约有六十个国家参加，本来是一个能够提高国际声誉的盛会。富裕阶层普遍认同德里的政治管理者信誓旦旦的雄心，政客们把运动会看作是可以获得巨额预算和巨大权力的机会，从而对城市进行深刻变革——建立急需的新交通基础设施，复兴和清理城市，将贫困者从非正式定居点驱逐出去，因为这些定居点所在的土地现在已非常珍贵。
对于许多穷人来说，这是一场灾难；但对中产阶级来说，如果收获一定需要牺牲，那买单的最好还是那些本来就很悲惨的人。
但是随着2010年的临近，很明显，许多这些所谓的好处将永远不会实现了。即使是通常情况下对权力和金钱非常迷恋的主流媒体，也每天都在对权力关系进行猛烈抨击，指责其卷入对运动会预算的争夺。运动会的预算非常高，而且如事实证明，这一预算具有很大的弹性。因为既然已经同意主办一个大型活动，关键承包商如果在开幕式前几个月突然涨价，那管理者是几乎无法拒绝付款的。
据估计，运动会的筹备，包括随之而来的开发项目，最终花掉了公共财政7000亿卢比，是最初预算的四十倍——显然，大部分涨价可以归咎于官僚和他们朋友的大笔勒索。这些朋友从事建筑和贸易，收取了高价，交付的产品却达不到标准（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为组委会提供的卫生纸每卷要80美元）。
中产阶级所梦想的稳定坚实、设施齐全的城市从未出现，相反地，最终出现的是一个临时的石膏复制品，而且这复制品和被努力*了整整十年的电脑效果图没有丝毫相似处。
“雅典奥运会的时候，”一位参加奥运会的外国官员说，“也曾出现很多腐败，但目的没变，每个人都一心要办一届符合必要要求的奥运会。但在德里，管理者完全愿意牺牲运动会。事实上，目的完全不是运动会本身。
电影《摔跤吧爸爸》截图
“看看餐饮合同。招标放出后，一家美国公司赢得了标的。这家公司差不多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在德里每天生产八千份膳食，同时还能满足运动员所需品质的公司。但他们拒绝向组委会主席交10%的贿赂。
“主席拖了一会儿。当他们还没有付清款项时，他威胁要重新进行投标。他的顾问说，这会是毁灭性的，因为会损失好几个月的时间，还可能威胁到整个运动会。没有餐饮承办商就没有运动会。他们还警告他说，标的将不可避免地落到同一家公司手里，而那家公司随后会开出更高的价格。但他还是这么做了。他再次发出招标，并对这家公司设置了一些技术性的阻碍。
“七个月过去了。最终，合同又回到了同一家公司。此外，本来提供厨房设备租赁的英国公司现在收回了他们的租赁合约，并说一切都必须购买。不仅如此，由于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通过海运运输设备，所以他们不得不用航空运输。他们试了一架747，但飞机太小，所以他们不得不租了一架安-225——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你自己想想这样要多花多少钱。
“人们有四种主要方式从英联邦运动会的合同中赚钱。第一种是把合同给自己或自己的家庭成员。就算这样了，他们也不会在这些合同的合法利润面前止步。他们会哄抬价格，不按规定交货，而且交上来的也是最简单、最粗制滥造的东西——这就是那么多道路和建筑物在运动会刚要举行时就倒塌的原因。
“这些场地的建造标准差得可悲，这些标准全都是垃圾。通常办这些活动会有直接利益，比如旅游和国际声望。然后会有长期利益，主要是留下来的建筑物。而德里运动会不会有长期利益，因为建筑质量大打折扣。例如，因为从中抽成的关系，他们为建筑物框架提供的钢材质量非常差，所以建筑物很快就会开始弯曲变形。于是就要花巨款聘请外国工程顾问对建筑物进行加固。
“赚钱的第二种方式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对一切东西进行抽成。这就是组委会会议总是感觉像一群匪徒聚在一起的原因：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争夺势力范围。许多对外人来说不能理解的停工就是因为势力范围的冲突。比如，一个人拿走所有酒店预订的10%，另一个人则设法确保为访问官员建造的宿舍永远不被批准，这样他们就不得不一直住在酒店里。事实上，整个运动会的形式就是由内部的赚钱结构决定的。
“第三种方式是在给合同的时候受贿。监管单位用这种方式赚了很多钱，于是商人们为了把钱赚回来，不得不虚抬成本或者提供低于标准的商品。
“从运动会中获利的第四种方式很简单，就是偷走所有这些用虚高价格买来的设备。运动会后大部分设备消失了。有些是被德里的警察拿走的，他们把这些家具和电脑放在办公室里。其他情况下，警察可能收了别人的钱，让人把东西拿走。平板电视消失了，世界一流的健身器材也不见了。根本没有物品清单，这也帮了大忙，因为事后没人可以证明有东西不见了。
整个英联邦运动会的运营用的都是个人计算机和私人电子邮件地址，没有中央服务器。这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有意采取的策略，以确保没有系统化的信息。另一种被偷走的东西是硬盘。人们早上来上班，然后发现他们所有的数据都没了。我相信这是在故意清除数据痕迹。例如，组委会的预算完全消失了，而这种事发生的原因可能是管理系统中有意设置的缺陷。决策完全是捏造的，钱在缺口消失了。”
关于这些钱去了*无数种传言，但在大多数人的想象中，这些钱被腐败的精英用来加强对社会和资源的掌控。毫无疑问，有些人将之用于资助政治家的竞选活动，有些则将之用于投资新的商业企业。但中产阶级自己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个主要迹象：每次英联邦运动会发布一部分新预算，德里房价就会进一步超出他们的购买能力。实际上，德里的房地产市场与其他地方不同。
3.
德里的房产是数十亿美元腐败资金的出口
这些钱不能存在银行，这就是房价的浮动和价格与建筑的性质或“普通”人的购买力几乎没什么关系的原因。
媒体报道说，那些赚钱的人在英联邦运动会筹备期间购买了800万美元的房产，但这只是耸人听闻的冰山一角；大多数资金被投资在更谨慎的交易里—在这里买几处50万美元的公寓，在那里再买几处50万美元的公寓。这种情况带来了金融精英与中产阶级面对面的交锋，并且情况对后者越来越不利。
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产阶级仍然有可能想象自己在德里购置房产。但到了十年结束的时候，即使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员工也无法做到了。别说是三四千万美元的豪宅，在德里南部新建的三居室公寓，即使是相对普通的也要50万美元，除了拿着最高工资的人以外，房价与所有人的薪水都是不成比例的。此外，考虑到这些物业遭受着所有在德里常见的问题—建设质量差、断电和缺水，和用同样的钱能在伦敦或是纽约买到的房产相比，这似乎大大不值。
然而事实还不止如此，为了在德里购买房产，现金首付必须达到五成以上。现在，能拿出100万美元现金的显然不是光鲜企业的公关领导或者电视新闻主播。不是他们！拎着一手提箱钱的人很可能是黑钱商人、罪犯或腐败的公务员。
21世纪的头十年中，正是这些人实质性地扩展了他们对印度首都房地产的掌控。如果说这座城市给人的感觉发生了转变—变得更黑暗、更无法无天的话，部分原因正在于此。通常，问餐馆老板谁是他们的房东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这简直就是在询问印度黑钱精英名人录，答案可能会从孟买黑手党的杀手直到在公众面前非常虔诚的政客。从事专业工作的阶层除了搬到古尔冈和诺伊达的新兴郊区外，别无选择。那里的企业氛围意味着房产的报价非常接近实际价格，工薪阶层能通过贷款买房。
于是实际上，21世纪初，人们见证了印度的资本从那些1947年以后获得房产的人手里大量转移到了一个新黑钱精英群体手里，而正是这个群体越来越多地在美学、商业、社会和道德方面为其他人定下了调子。
4.
“中产阶级的生活总是奴役和幻觉”
那些年，中产阶级的金钱收益分散了评论家的注意力，令他们不再关注自己感受到的逐渐增加的错位、社会的控制机制，以及即使是生活优裕的人中也存在的不满。
他们住在一个由寡头控制的社会里，这件事本身是影响他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这个事实困扰他们和削弱他们能量的程度出人意料。关于自己住的这个地方，他们不知道该再相信什么，对他们来说，这个地方已经变得令人迷惑、富有威胁性。一切似乎都是梅菲斯特般的魔术师用以掩饰自己黑暗目的而创造的视觉错觉—但这些目的是什么却完全不可捉摸。
德里成为一个超现实的所在，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失去了信念，不再相信任何东西所声称的本质是真实的。他们并不是通过自己看到和读到的来了解自己的社会，而是通过兴奋的夜晚里自己推测和梦到的东西。
中产阶级通过工作让这个社会繁荣了起来，但他们看不到关于这个社会的图景——一幅描绘这个社会是什么样、有什么样的人、如何变成这样、为什么变成这样的图景。这让他们烦躁，并且让他们感觉自己和社会脱了钩。
到这十年结束时，开始出现了大规模抗议和请愿的运动，旨在打破精英在暗处对社会的束缚。腐败势力成为中产阶级怨恨的头号对象，不仅因为它吸走了经济中的金钱和资源（当然确实如此），也因为它否定了他们自己对现实的所有感觉——他们行动的世界似乎不是真实的世界，所有人只是在一片空荡荡的地方矩阵式地乱打一气。
但在中产阶级的生活中，这种对寡头的怨恨与他们自己对财富和权力的幻想交替出现，因为他们很难相信还有其他能够实现自由的路线。中产阶级一般并不怀有温和而民主的情绪。
“中产阶级的满足感”对他们来说也非常可恶。他们是一个贪婪的阶级，他们在报纸上看到邻居亿万美元财富的故事时，不仅怨恨，而且嫉妒。他们带着一种好奇的乐趣重复着关于天文数字金钱的传奇，在他们的想象中，腐败政治家的力量达到了不同凡响的邪恶程度。
他们不相信权力和金钱在社会中会公平分配。
他们认为中产阶级的生活总是奴役和幻觉，只有超级富豪才能真正看到整个故事。但是由于财富的浮动不需要智慧和努力工作，也由于人们普遍不相信那些拥有财富的人比其他任何人更有资格获得它，因此也有可能相信，有一天财富会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来到自己的生活中。
许多人从社会财富分配中得出的结论是，财富这个词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完全随机的，这个结论使辛苦工作看起来似乎没有多大意义，并使人们对于小概率、高价值的意外之财充满期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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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英)拉纳·达斯古普塔
译者：林盼秋
自1991年宣布开放市场以来，首都德里在风起云涌的经济改革中，从印度北部一个饱受历史创伤的文化古城变身为具有全球影响力、蓄积丰沛资本的国际都市。通过国际业务外包、房地产炒作等各种商业活动，新兴中产阶级把自己视作全球化的主要代理人和受益者，其生活方式也变得越来越现代化、美国化。当他们的财富藉由巧取豪夺而与城市的天际线一起冲向云端时，这座城市中经济难民和贫民窟的数量也随之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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