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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价房价飞涨的今天，在人山人海的雾都重庆，这个破破烂烂的茶馆，不仅是生长在长江边上的这些人的来路，晃荡几十年，人生如茶已然喝了大半碗，也早已成为他们的归处。
配图 | 作者供图
四月中旬的重庆已经有了点闷热，但不消几场雨，就会彻底凉爽起来。
在九龙半岛上黄桷坪的一间老茶馆里，燃气灶上的烧水壶蒸腾着热气，茶客们都围坐在一起抽烟、喝茶、摆龙门阵，屋内充斥着地道的重庆言子。老板佘定明穿一件黑色长袖夹克穿梭其中，收拾着八仙桌上的茶杯，旁边站着那只被她称作“溜溜”的黄色旋头鹦鹉。
茶馆是上个世纪的建筑：灰白色砖头堆砌成几根方形柱子，圆柱形木质房梁上覆盖着石棉瓦和后来维修加上去的蓝色铁板；几顶发黄的吊扇旋转时带动着周围的空气呼呼作响。如果没有屋子中间印着“交通茶馆”四个大字的招牌，很可能会被认为是即将拆迁的危房。
从1987年到现在，交通茶馆成为当地茶客每日必去的地方。这里充满包容，不管你是棒棒、退休职工、性工作者、精神病人、学生还是教授，只需要一杯三块钱的绿茶，就能无限续杯坐上一整天。
他们栖息在这间茶馆，面对外界发生的一切变化，他们好像从未感知，又好像心中明了。在这座“避难所”一样的茶馆，他们有自己的热闹和寂寞。
服务员和画家一起盘活了老茶馆
今年是佘定明接手交通茶馆的第十三个年头。接手茶馆之前，佘定明是交通运输公司的退休员工。
早些年，公司的劳力输送业务在山城棒棒军的冲击下越来越不景气，九龙港码头的货运业务也大大减少。公司让职工回家待业，只发基本工资，佘定明闲不住，想回去上班，就被安排在单位下面的交通旅馆做服务员。
2005年物价飞涨，低廉的茶水定价使交通茶馆陷入了经营困境。公司的领导有意将茶馆承包给街上烟摊的老板开网吧，经常在茶馆创作油画的四川美术学院教授陈安健为了保住茶馆，提出每月出一千五百块补贴茶馆的经营，并且不参与分红。
公司的主任找到佘定明：“要不然你下去跟陈老师一起做茶馆嘛？”就这样，佘定明从交通旅馆来到交通茶馆。
穿着黑色长袖夹克的老板佘定明（作者供图）
佘定明在儿子十岁时就跟丈夫离婚了。才接手茶馆那会儿，她找过一个老伴儿，两个人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在茶馆最困难的时候，他陪佘定明一起熬了过来。
“反而等他退休了，就不愿意让我做茶馆了，他就想我们都休息了。但我却放不下这个茶馆了。”快六十岁的佘定明握着陶瓷茶杯感叹，“人都是会变化的。”
现在，儿子许海和儿媳妇小叶两个娃儿陪着她住在一起。至于未来找老伴，佘定明的态度就是随缘，能“一起生活一起耍一下”，她就觉得可以。
2006年，电影《疯狂的石头》剧组在茶馆拍了几场戏，从那以后，茶馆的人气越来越旺。有从外地赶来瞧稀奇的游客，还有摄影师来拍照。佘定明记忆中最火爆的时候是2010年的国庆节，“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了那么多人”。
但前几年，当地报纸刊登了一则关于黄桷坪大桥要大修的报道，坊间纷纷议论说黄桷坪正街一带就要拆迁了。最近，佘定明又听别人说，政府要将黄桷坪所在的九龙半岛规划成一个文化产业区。
“也不晓得到时候这个茶馆还在不在哟。”佘定明叹了口气。
茶馆看上去像即将拆迁的危房（作者供图）
陈安健第一次走进交通茶馆，还是二十年前。
这个土生土长的重庆人，从小在渝中区七星岗长大。1977年恢复高考，他正好高中毕业考入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跟很多经历过生活磨难、上了年纪的同学们一起，成了文革结束后第一批入学的美术生——适龄读书的他，是班上年龄最小的。
陈安健之前的创作大多关注于街景，街头的景色里有故事，丰富又复杂。也曾画过藏民题材的油画，“找点稀饭钱”。但这些画，始终没能让他感到满意，他想创造出一种属于自己的风格。
一开始，陈安健在交通茶馆只是喝茶，后来逐渐观察到这里与外界的不同：这里汇集了人心底层的某种声音，当这声音被都市的喧嚣盖过，变得越来越微弱，它们便只好退缩到茶馆，停留在这唯一一小块喘息的空间和自由里了。
“在茶馆，各种身份、各种肤色、各种背景的人物一应俱全，呈现着丰富的肢体语言与微妙的情绪变化。通过茶馆情境下的个体展示，我们得以猜测与感受，他是哪一类人？他在想什么？高兴不高兴？身份、行当、情感，什么都可以被展示，什么都可以被体验。”如果说人生如戏，那交通茶馆就是个天然的舞台。
客人们在茶馆聊天（作者供图）
于是，陈安健开始了“茶馆”系列的创作。他跟所有茶客打成一片，每年春节前夕，他还自掏腰包请所有茶客吃团年饭，宴会就设在黄桷坪街上的火锅店。茶馆里的茶客说起陈安健，都一个劲儿地夸：“陈老师是个艺术家，是个好人。”
陈建安的同事，川美的教授、策展人叶永青是第一个“发现”茶馆系列的人。2000年，他看到陈安健起头画的两张后就对他说，你画到二十张，我就给你在昆明的上河会馆办画展。最后，展出的二十多张茶馆系列几乎全部卖出。卖出的第一张画，两千块钱。
如今，茶馆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陈安健和佘定明唯一的愿望就是把茶馆多坚持几年。
她的人生从黄桷坪开始，也可能在这里结束
茶馆里的常客，大都当过陈安健的模特。琴姐就是其中之一。
2001年春天，陈安健第一次在茶馆遇到穿着高跟鞋的琴姐，她正一个人坐着抽烟。陈安健朝她走过去：“我看你长得很高，能不能给你照相？”琴姐“闷”（重庆方言，指惊讶，思考）了一下，就答应了。
第二天，陈安健又来到茶馆，塞了几百块给琴姐，想继续给她照相。琴姐觉得“这人有点意思啊”，就这样一直拍了下去。
琴姐是交通茶馆的茶客中为数不多的女性，戴一副黑框眼镜，左脸靠近上嘴唇的地方有一颗明显的黑痣。喜欢翘着二郎腿坐在茶馆的条凳上，手指间夹着一支烟，是五块五一包的“朝天门”。因为常年喝茶抽烟，她的牙齿有些发黄。
琴姐决定回到重庆的那年，三十六岁本命年。那时，在深圳一家餐馆后厨刷碗的她感到了疲惫，决心不再漂泊。
三块钱一杯的普通绿茶（作者供图）
琴姐就是在重庆黄桷坪成长起来的，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她排行老幺。刚出生时，她曾被父母送回四川南充的老家，直到七岁才被接到重庆。
她生性好动，上小学的第一天，不知道上课要坐着听，就一直站着，被老师骂到一声不吭。在家里，又常常因为家庭琐事，“一句话没说对头”，遭到父亲的辱骂与殴打。
琴姐常说：“我觉得我是搞艺术的。”读中学时，琴姐在学校的文艺活动上唱了一首《东方红》，从此在黄桷坪变得小有名气，她的歌舞特长被学校写进了档案。她工作后去了铁路部门洗火车头，领导把她的档案调出来看了之后，单位举办的各种文艺活动中，她都是主角。
但从小到大，都没有小伙伴愿意跟她一起玩。她把原因归咎于自己的农村出身和被打成“反革命”的父亲。一边顶着舞台中心的光环，一边被家庭和周围的人冷落，琴姐觉得自己永远都是一个人。
十八岁那年，她买了张到广州的火车票离开了重庆。在广州，她进过厂里打工，在餐厅洗过碗，最落魄的时候帮人通宵守大门。混了几年没挣到钱，她又去了深圳，还是做些零碎的活路。 琴姐曾无数次在深圳的口岸徘徊，想去到对面的香港，可是一次也没能去过。
就这样晃荡了几年，她认识了一个男人，还没来得及谈婚论嫁，就怀上了孩子。她带着男人回到重庆，打算生了小孩就留在家乡跟他结婚。在黄桷坪的铁路医院，她产下的女婴一出生就营养不良，又低烧不退，医生说要给孩子打针，琴姐听了，赶忙将孩子带回家：“刚出生的孩子怎么能打针呢？”
孩子的诊断结果出来是脑膜炎，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医生说明天就要死了，后天就要死了，我接受不了，就每天哭。”琴姐不敢去抱孩子，她认为自己那时都还是个孩子。
家里人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提议琴姐离开重庆去别的地方。在回广州的火车上，家里人给她打电话说：“娃儿走了。”
琴姐一个人在火车上痛哭了一场。因为孩子的夭折，男人也跑了。
这件事对琴姐来说像一块不愿触碰的伤疤，原本幻想中“一个完整的家”和“一个合适的男人”都破灭了。她将这件事深埋心底，在广州和深圳继续一个人的打工生活。中途遇到过几个喜欢的男人，但由于各种原因始终未婚。
印着“交通茶馆”四个字的招牌（作者供图）
回到重庆后，她便每日流连于交通茶馆，在茶馆交友众多，她揣一包烟出门，一天下来都抽不完，全是别人散烟给她吃。
茶馆有个刘老头，身体消瘦，戴着厚厚的镜片，终身未婚无子。年轻时他曾在交通运输公司“下力”（重庆方言，意为：卖力气求生），如今八十多岁了，一个人住在茶馆里的一间小屋子里，需要上厕所就去茶馆隔壁的公共厕所解决。他每天捧着自己的不锈钢茶杯坐在茶馆，烟不离手，偶尔朝地上吐一口浓痰。一个月里有两三次，他的侄儿侄女会来给他送点米、油和一些营养保健品。
琴姐跟这样的老人们聊着天，她决口不提自己的过往，只是倾听。
琴姐的人生从黄桷坪开始，最后也回到黄桷坪。“屁股都坐起老茧了”，她也很难说清为什么每天都要来这里喝茶，像是一种生活习惯，如果哪天外出办事没有去茶馆，晚上回来的时候都要来这里坐一会儿再走，要一杯普通绿茶，她喜欢喝浓一些的。
不在茶馆的时候，琴姐就去逛街看衣服，哪怕不买也要去试，然后买菜回家做饭，晚上去舞厅跳舞，遇到好看的男人，就一起在黄桷树下喝酒聊天。八十多岁的母亲住在与她距离一条街的位置，常常催促她再找一个男人或者带一个孩子。
“不问过去，也不问未来，今天的事过了就算了，哪个没得自己的想法？哪个的生活容易？”琴姐喝了口茶，“斗楞个（重庆方言，意为：就这样），走了！”她起身把茶杯的盖子翻转过来盖在杯子上，带上挎包悠然自得地走了出去。
这是茶馆的江湖规矩，如果喝完茶要离开，就需将盖子翻转过来，这样，老板就知道这座的客人走了，可以收拾了。
茶馆已经成了当地茶客生活的一部分（作者供图）
来路与归处
对于那些好奇的游客来说，茶馆始终是一个逛完就走的景点，而对于很多当地人，却是生活的一部分。
佘定明每天早晨七点到茶馆开门，有时候来晚了，门口会聚集着一群老年人等着她。
去年春节，两个服务员回了老家，但茶馆要照常营业。她怕自己早上起不来，就把钥匙给每天都来的老茶客，让他们自己进来烧水泡茶。
为了茶客方便，茶馆里还专门放了一个橱柜，用来给老茶客放置茶杯。有的茶杯安静地站在角落，积了厚厚的一层灰。大家心里都明白，那些布满灰尘的茶杯属于在悄无声息中离开了这个世界的老茶客们。
专门放置茶杯的橱柜（作者供图）
正值壮年的小孙也是茶馆里的常客。2014年的晚春，他穿着白衬衫、打着深红色领带，外面套一件深灰色西装外套，顶着花八块钱做的“周润发的发型”，仰着头走进了交通茶馆。虽然没上过大学，可他依旧认为自己是个有文化的人。
佘定明看到小孙，拿着抹布走过去边擦桌子边问：“啷个今天没上班了啊？”
“我耍了好多年了，1994年就耍起的，三月二十四号就退了。”
“啷个在屋头耍起啊？”
“当官的说，喊我回去拿退休工资，不上班。”说完，小孙掏出兜里的香烟点上一支。他跟琴姐一样，只抽不超过六块钱的烟。
因为有家族遗传的精神病史，小孙在二十几岁就“旷了”。母亲在世时，帮他办了一桩婚事，娶了一个农村来的女人。女人生了孩子后，带着娃儿跑到广州去了。现在小孙一个人住着父母留下来的房子，靠每个月政府发放的八百元救济金生活。偶尔，他也会去大哥和二哥家里吃顿饭，哥哥们时不时给他一些零用钱。 有一次，小孙去找茶馆的茶客讨钱，佘定明告诉他不行，他就再没去要过。
小孙喜欢吹牛、讲黄段子，去年春节，政府给他发了三百元过节费，他一坐到茶馆就开始讲：
“我在杨家坪弄到一个堂客（重庆方言，指老婆），她说走我那里去，三百块钱，你要拿哟！我说，算了，没得这么多钱。那个堂客她一米六五，腿子也很发达，嘴巴这些，没涂口红，很香，一个肉片儿嘴巴。她说你要日我就给我三百块，随便怎样都可以。”
佘定明笑着呵斥他：“哎呀，不准说怪话！”
小孙接着说：“哎，没做这个业务撒。就走了。她说我长得还登独（重庆方言，指帅气）哟，要300块，那些长得丑的，要五百块。我这哪里去找三百块钱嘛。一个小时就下课了，我这三百块钱，天天喝茶，可以喝好几天了嘛。”
在茶馆，小孙能消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光。其余时候，他一般就在小区门口的黄桷树下坐着发呆，偶尔去街上溜达一圈，到饭点了，就去茶馆隔壁的老面馆吃一份七块钱的洋芋丝炒饭。有时精神状态“正常”了，为了“绕妹妹”，他会去江北、南岸的舞厅跳舞。
四月初的某个下午，难得的阳光从茶馆屋顶投射下来，茶馆里又多了一些游客和摄影爱好者。老茶客还是照旧打牌、喝茶、抽烟和吹牛，丝毫不受任何影响。
“最近好像没有看到小孙来茶馆了。”佘定明对一个茶客说。
“哎呀，季节更替，可能是发病了，他哥哥把他照顾到的……”
打牌人的惊叫和游客的单反快门声很快就淹没了他们的谈话。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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