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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识卧龙客
郑长春
一
“南都信佳丽，武阙横西关；白水真人居，万商罗??；高楼对紫陌，甲第连青山；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陶朱与五?，名播天壤间；丽华秀玉色，汉女娇朱颜；清歌遏流云，艳舞有馀闲；遨游盛宛洛，冠盖随风还；走马红阳城，呼鹰白河湾；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在大诗人李白留下的千余篇诗作中，我比较欣赏这首《南都行》。
这首诗写出了东汉陪都南阳之美，更写出了南阳人的豪迈情怀。
作为一个南阳人，没有理由漠视这种诗心的召唤。
汉光武帝刘秀起兵于此，并娶了南阳有名的美女阴丽华为皇后，云台二十八将故乡都在南阳，是仅次于东汉首都洛阳的第二大城市。更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诸葛孔明、东汉科学家张衡、医圣张仲景、商圣范蠡、谋圣姜子牙等，因此李白过南阳时题诗《南都行》，心情该是多么兴奋和自豪啊！
他写南阳的青山白水、人杰地灵，实为借卧龙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以怀古之幽情，发黑夜之火光。追思先贤，联想身世家国，内心愤愤不平；针砭时弊，寄托志向抱负，哀叹怀才不遇。诗人情怀之深沉，眼光之独特，行文之酣畅，全在这朗朗百字的滴滴心血里。
当一首诗容纳了作者独立的思想感情，它便不再是单纯的分行文字了。它将诗人的命运及诗的“弦外之音”紧紧交融一起，诗情便确立于自由意识之上。
人类文明最伟大的光芒，就在于人格的独立。一首重塑诗人自由智慧和独立个性的诗歌，无疑是一座闪烁着人性灵光的精神高峰。不忘使命，勇于担当。这座高峰，以清新的气息，清扫着腐朽的封建糟粕之气。
怀着这样的一颗心，去品味李白的伤愁，去回望那个特殊的时代，将有助于我们读懂一个伟大诗人踽踽远行的背影。
说句心里话，当我每次读到全诗的最后一句时，声音是低沉的，酸酸的，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大唐诗仙啊，如此才华横溢、踌躇满志，平生以“卧龙客”自喻，尚且哀叹自己怀才不遇而愁鬓斑，何况我辈乎？！
一口气读完，竟觉满脸汗颜。
二
李白与南阳渊源颇深，今人收集李白在南阳留诗共十三首。其中，《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收入李白在南阳留诗三首。
不幸的是，安史之乱，李白避难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今所传之《李太白全集》，真乃“泰山一毫芒”（韩愈语）也。就李白的性格和他的睿智，李白在南阳的华章诗篇远远超过今人所能见到的篇章。
据考证，李白入翰林前，曾五次光临南阳。一为开元十八年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这是诸葛亮《出师表》中的肺腑之言。
说句心里话，每当我读起这样的文字，心底就会发出自由衷的感动，不仅仅感动卧龙先生的那一份忠诚，而是感动于那烫热的真实情怀。《出师表》不长，这是诸葛亮北伐前，写给后主刘禅的，也是他临行前的一个交代。言简意赅，语重心长，绝对是一篇导源于生命的文字。
生命源于一种托付，这种托付构成了诸葛亮人格中至死不渝的忠诚。现在，我们把它让流芳千古的经典美文来读，而在当时，它只是诸葛亮舍不去、放不下的真情厚意，是他心底回环吐纳的沉重。
所以，我们说《出师表》是生命的文字，是记忆的符号，它在危难之秋完成了涅??，长出了风骨，于是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愈磨愈亮！
不管我们什么时候，手捧起这篇文字，仿佛还能看见这位殚精竭虑的老臣，清癯的脸上所透出的关切和焦虑。
说到这里，顺便提一下诸葛亮的“三诫书”。诸葛亮曾写有《诫子书》、《又诫子书》和《诫外甥书》三篇，简称“三诫书”。细细品味，概而言之，其主要意义在于劝诫“学”、“行”、“志”、“酒”四个方面。寥寥数语，无不镌刻着南阳崇文、明德、尚礼的历史烙印，穿越时空，影响深远。
时至今日，“学”、“行”、“志”之诫，仍可作为修身处事之良训，践行社会主义人生价值观之鉴言。
六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是诗圣杜甫在《蜀相》一诗中的千古绝唱，也是为诸葛亮发出的哀歌，与诗仙李白的“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有异曲同工之妙。
妙就妙在，区区十余字道出了中华民族多少英雄壮志未酬的悲愤心情。据说，宋朝抗金名将宗泽死前曾吟杜甫此两句诗。
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想，不仅仅是诗人的文笔好，主要还是卧龙先生的高风亮节起了“文心雕龙”的作用。
这里，笔者综合了一下所收集的民间观点和专家意见，对诸葛亮的人格、节操、风范做了一个大致的梳理和概括，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诸葛亮隐居隆中时，博览群书，广交士林，关心时势，每自比管仲乐毅，负有担大任、致高远的远大抱负。但他又绝不是那种醉心于功名利禄、汲汲于荣华仕进的俗子。事实上，当时曹操称雄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的朋友石广元、孟公威皆投其麾下，他却不为所动，其兄诸葛瑾在东吴颇得重用，他也不去投靠。最后，刘备三顾茅庐，以千古未有的求贤至诚深深打动了他，他才毅然步出草庐，一匡天下。在著名的《戒子书》中，诸葛亮曾如此谆谆告诫：“夫君子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宁静无以致远”，真乃至理名言，也是他淡泊节操的真实写照。
尽瘁国事，忠心辅政。诸葛亮先后辅佐刘备、刘禅两代皇帝，忠心耿耿，公而忘私，刘备很信任他，临死托孤于他，并大义地提出让出家天下，但他没有夺取君位的政治野心，侍奉扶不起的阿斗，更加殚思竭虑，“亲理细事，汗流终日“，最后以身殉职，病死军中，时年五十四岁。诸葛亮辅佑后主，实际上是执一国之政，出帅入相，但后主并不感到他的威胁，群臣并不感到他的僭越，倘非心底无私，国而忘家，焉能如此！
任人唯贤，清正廉明。在《出师表》中，诸葛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真乃金玉良言，至今仍振聋发聩。诸葛亮如此进谏后主，他本人则更是任人唯贤的典范。托志忠雅的蒋琬，清廉有才的费?，智勇双全的姜维，都到他的重用和培养。他死后，这几人成为蜀国的中流砥注。托孤大臣李严运粮失责又慌报军情，被诸葛亮废为平民，但对李严之子仍加以信任，并促进他劝父改过自新。由是李严不仅不抱怨，而是心怀感激，诸葛亮去世，李严因悲痛发病而死。诸葛亮知人善任，明之以法，晓之对情，其服人心如此！在廉洁上，亦堪称典范。他曾上书后主，如实申报个人财产。书曰，臣家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一家可以温饱，臣随身衣食，都是官府供给，决不别伯经营，增长私产一寸，臣死以后，如查出多余财产，那就是对不起国家。光明磊落。苍天可鉴。
坚韧一心，竭尽人谋。诸葛亮的政治理想，是“匡复汉室，还于旧都”，一统天下，但现实却是极严峻的：三国之中，对手魏国势力最为强大，其土地、人力、财力、物力比吴蜀二国的总和还要多，而蜀国相对最弱。诸葛亮深知这一点，“与其坐而待亡，孰若伐之”（后出师表），于是毅然挑战极限，采取一切积极措施，发愤图强，以挟泰山而超北海的气概，“驱驰千万众，怒目瞰中原”，虽劳而无功，仍不失为英雄壮举，这既是诸葛亮的悲剧，也正是他的伟大。这种尽力而为的奋斗精神，后人无不感慨系之。成都武侯祠一联云：已知天定三分鼎，犹竭人谋六出师。而杜甫的《蜀相》一诗，更可谓是诸葛亮的千古知音：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据说著名学者梁漱溟每谈到诸葛孔明，都很动容地说，平素最崇拜诸葛亮，他欣赏诸葛亮的谦虚谨慎，一般人都认为他很有计谋，其实他很谦虚，愿意听别人指责他的话。谦虚谨慎是最可贵的品质，一个人自以为聪明、了不起，那就不行了。
我觉得，此言有一定道理。
依据是，我们纵观诸葛亮光明磊落、鞠躬尽瘁的一生，会惊讶地发现，老先生是新秩序（蜀国）的建设者，又是旧制度（东汉）的改革者，既有理想又有蓝图，为蜀国发展、光复汉室指明了路线和方向，尤其是在治理蜀国方面，是那样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可见心中有数。在当时风起云涌、群雄逐鹿的社会背景下，他在总结两汉（东汉和西汉）政治得失的基础上，审时度势，做出清醒的判断和明确的选择，为社会时局、建国方略和执政理念进行新的探索和规划，为奠定“三国鼎立”的局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正是诸葛亮务实精神的体现，堪称“千古楷模”。
后来，诸葛亮之所以走上“神坛”，其原因是社会需要典型：统治阶层需要一位忠臣，普通百姓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学士需要一位代言人。
七
史载：诸葛亮“每自比管仲、乐毅，好为《梁父吟》。”
诸葛为何“好为《梁父吟》”？是感叹明君良臣相知遇之难！乐毅有管仲之才，一遇一不遇。管仲得遇明君，青云而直上，立下盖世之功！乐毅不遇明君，功业中道而废，避祸他乡，终老他国。哀哉！
诸葛亮少年父母双亡，巅沛流离，青年时，他看清了社会的黑暗面，隐于隆中，以吟唱《梁父吟》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三国志。诸葛亮传》
《梁父吟》是汉代乐府篇名，也作《梁甫吟》，格调多凄凉悲壮。但我们很想知道，诸葛亮版的《梁父吟》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曲子？卧龙先生，包括诗人李白先生在内的许多文人高士，为何要对这样的乐律情有独钟？
梁．沈约《梁甫吟》云：“哀歌步梁甫，叹绝有遗音。”晋．陆机《梁甫吟》云： “哀吟梁甫巅，慷慨独抚膺。”目前，从仅有的一些文献史料看，诸葛亮改制的《梁父吟》新曲内容虽不可确知，但其乐律大约有以下一些不同于《梁父吟》旧曲的特点： 首先肯定的是，这是一曲感怀伤情的乐律，李白诗云：“梁甫吟，声正悲”；“去去泪满襟，举声梁父吟”。杜甫也有诗说：“哀丝千古心，得兼梁父吟。”从这些诗句推测，一个悲字，一个哀字，应是诸葛亮版《梁父吟》乐曲的一个特点。
诸葛亮的《梁父吟》全诗如下：“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垒垒正相似。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
诸葛亮“好为《梁父吟》”，乃有心用世，忧心被谗也。
全诗用意在“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力能排南山”，以表三士之勇，是实。“文能绝地理”，以表三士之才，是虚。虚实并举，以表勇士之美，杀之可惜焉！“二桃杀三士”，事在《晏子春秋》：相国晏子路过勇士，三勇士不以礼。晏子向王进言，说是勇而无礼，后恐致乱，不如趁早杀之。并向王献策，即此“二桃杀三士”之法也。
诸葛亮有感于此，实乃忧入世之危也，故常为吟咏。所以必察刘备之诚，三顾而后成行，谨慎如此。否则，若半途被谗而死，岂不是半生心血枉费，一生令名全丧矣！
作为一个有政治抱负的大唐驴友，李白在伟人面前也觉得自惭形秽。当然，政治上不太成熟的李白，在这些声名远播的前辈的家乡，肯定不只是来发幽古之情的。毕竟，政治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那么，李白先生游走宛城，为何发出“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的感叹呢？他的《梁甫吟》（“甫”与“父”乃通假字）在表达着一种怎样的情怀？他的诗意与卧龙先生的情怀有什么“异曲同工”之妙？
在我看来，当时李白心目中的“卧龙客”，是依据自己所处的历史背景及生活感受，调整“士”的观念，当然喜欢在诗歌创作中，寄托自己的理想，正如陶潜所言“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正是在这种历史与现实、客观与想像的相互撞击中，“卧龙”形象不断演变发展。
这里，我们再看李白的《梁甫吟》：
长啸梁父吟，何日见阳春？
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
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吐气思经纶。
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
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
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
入门不拜逞雄辨，两女辍洗来趋风。
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转蓬。
狂客落拓尚如此，何况我辈当群雄！
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
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
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触关阍者怒。
白日不照我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
??磨牙竞人肉，驺虞不折生草茎。
手接飞猱搏雕虎，侧足焦原未言苦。
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见我轻鸿毛。
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
吴楚弄兵无剧孟，亚夫?醵??嚼汀
梁父吟，声正悲。
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
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阢当安之。
读罢，感觉与诸葛亮的《梁父吟》是不是各有千秋？
一唱一和，遥相呼应。
据考证，这首诗可能是李白天宝三载（744）李白离开长安时的作品。作者通过吕尚、骊食其等的故事和一些神话传说，表达遭受挫折的愤懑以及期盼明君知己的愿望。全诗纵横跌宕，变幻惝恍，淋漓悲壮。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一：“首言钓叟遇文王，又言酒徒遇高祖，卒自叹己之不遇”。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此是大诗，意脉明白而段落迷离莫辨”。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太白此诗则抱才而专俟际会之时”。
我们通过对比，已经明晰地感觉到，诸葛亮所作的《梁父吟》，写春秋时齐相晏子“二桃杀三士”事，通过对死者的伤悼，谴责谗言害贤的阴谋，而李白这首“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之句，显然是袭用了诸葛亮的立意。
因此可以推断，此诗大概写在李白“赐金放还”，刚离开长安之后，极有可能是写在“遨游盛宛洛，冠盖随风还”之时。诗中抒写遭受挫折以后的痛苦和对理想的期待，气势奔放，感情炽热，当为李白的代表作之一。
开头两句：“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长啸”是比高歌更为凄厉激越的感情抒发。诗一上来就单刀直入，显示诗人此时心情极不平静，为全诗定下了感情的基调。
宋玉《九辩》中有“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之句，故“见阳春”有从埋没中得到重用、从压抑中得以施展抱负的意思。以下诗句，全是由此生发。
接着，连用两组“君不见”提出两个历史故事。一是说西周吕望（即姜太公）长期埋没民间，五十岁在棘津当小贩，七十岁在朝歌当屠夫，八十岁时还垂钓于渭水之滨，钓了十年（每天一钓，十年共三千六百钓），才得遇文王，遂展平生之志；一是说秦末的郦食其，刘邦原把他当作一个平常儒生，看不起他，但这位自称“高阳酒徒”的儒生，不仅凭雄辩使刘邦改变了态度，以后还说服齐王率七十二城降汉，成为楚汉相争中的风云人物。
诗人引用这两个历史故事，实际上寄寓着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平常人”，“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他不相信自己会长期沦落，毫无作为。诗人对前途有着坚定的信念，所以这里声调高亢昂扬，语言节奏也较爽利明快，中间虽曾换过一次韵，但都押平声韵，语气还是舒展平坦的。
自“我欲攀龙见明主”句起，诗人一下子从乐观陷入了痛苦。加上改用了仄声韵，语气拗怒急促，更使人感到犹如一阵凄风急雨劈面打来。这一段写法上很像屈原的《离骚》，诗人使自己置身于惝恍迷离、奇幻多变的神话境界中，通过描写奇特的遭遇来反映对现实生活的感受。
你看，他为了求见“明主”，依附着夭矫的飞龙来到天上。可是，凶恶的雷公擂起天鼓，用震耳欲聋的鼓声来恐吓他，他想求见的那位“明主”，也只顾同一班女宠作投壶的游戏。他们高兴得大笑时，天上闪现出耀眼的电光，一时恼怒又使天地昏暗，风雨交加。
尽管如此，诗人还是不顾一切以额叩关，冒死求见。不料竟触怒了守卫天门的阍者。
在这段描写中，诗人的感情表现得那么强烈，就象浩荡江水从宽广的河床突然进入峡谷险滩一样，旋涡四起，奔腾湍急，不可抑止。
诗人在天国的遭遇，实际上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他借助于幻设的神话境界，尽情倾诉了胸中的忿懑与不平。
自“白日不照吾精诚”以下十二句又另作一段，在这段中，诗人通过各种典故或明或暗地抒写了内心的忧虑和痛苦，并激烈地抨击了现实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上皇不能体察我对国家的一片精诚，反说我是“杞人忧天”。
权奸们像恶兽那样磨牙厉齿残害人民，而诗人的理想则是以仁政治天下。他自信有足够的才能和勇气去整顿乾坤，就像古代能用左手接飞猱、右手搏雕虎的勇士那样，虽置身于危险的焦原仍不以为苦。
诗意象宕起，可是马上又重重地跌了下来。
在现实的生活中，难道只有庸碌之辈可以趾高气扬，真有才能的人反而只能收起自己的聪明才智？
李白斗胆用“古代齐国三个力能排山的勇士被相国晏子设计害死”的故事告诉世人，有才能的人往往会受到猜疑，明明摆着剧孟这样的能人而不用，国家的前途确实不堪设想了。
这一段行文的显著特点是，句子的排列突破了常规。如果要求意思连贯，那么“手接飞猱”两句之后，应接写“力排南山”两句，“智者可卷”两句之后，应接写“吴楚弄兵”两句。可是诗人却故意把它们作上下错落的排列，避免了平铺直叙。
诗人那股汹涌而来的感情激流，至此一波三折，成迂回盘旋之势，更显得恣肆奇横，笔力雄健。这段的语气节奏也随着感情发展而跌宕起伏，忽而急促，忽而舒展，忽而押平声韵，忽而换仄声韵，短短十二句竟三易其韵，极尽变化之功。
最后一段开头，“梁甫吟，声正悲”，直接呼应篇首两句，语气沉痛而悲怆。突然，诗人又笔锋一折，“张公两龙剑”以下四句仍是信心百倍地回答了“何时见阳春”这一设问。诗人确信，正如干将、莫邪二剑不会久没尘土，我同“明主”一时为小人阻隔，终当有会合之时。既然做过屠夫和钓徒的吕望最后仍能际会风云，建立功勋，那自己也就应该安时俟命，等待风云感会的一天到来。
饱经挫折的诗人虽然沉浸在迷惘和痛苦之中，却仍在用各种办法自我慰藉，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
我们知道，写长篇歌行最忌呆滞平板，但这首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正在于布局奇特，变化莫测。它通篇用典，表现手法却不时变换。吕望和郦食其两个故事是正面描写，起“以古为鉴”的作用，接着借助于种种神话故事，寄寓自己的痛苦遭遇，第三段则把几个不相连属的典故交织在一起，正如清人沈德潜说的“后半拉杂使事，而不见其迹”，因而诗的意境显得奇幻多姿，错落有致：它时而和风丽日，春意盎然，时而浊浪翻滚，险象纷呈；时而语浅意深，明白如话，时而杳冥惝恍，深不可测。加上语言节奏的不断变化起伏，诗人强烈而又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八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交口称赞，唐玄宗看了李白的诗赋，对其十分仰慕，便召李白进宫。李白进宫朝见那天，玄宗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手调羹”。玄宗问到一些当世事务，李白凭半生饱学及长期对社会的观察，胸有成竹，对答如流。玄宗大为赞赏，随即令李白供奉翰林，职务是草拟文告，陪侍皇帝左右。玄宗每有宴请或郊游，必命李白侍从，利用他敏捷的诗才，赋诗纪实。虽非记功，也将其文字流传后世，以盛况向后人夸示。李白受到玄宗如此的宠信，同僚不胜艳羡，但也有人因此而产生了嫉恨之心。
在长安时，李白除了供奉翰林、陪侍君王之外，也经常在长安市上行走。他发现国家在繁荣的景象中，正蕴藏着深重的危机，那便是最能够接近皇帝的专横的宦官和骄纵的外戚。他们如乌云一般笼罩着长安，笼罩着中国，给李白以强烈的压抑感。
与此同时， 李白放浪形骸的行为又被翰林学士张坦所诽谤，两人之间产生了一些嫌隙。 朝政的腐败、同僚的诋毁，使李白不胜感慨。他写了一首《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表示有意归山。谁料就在此时，却被赐金放还，这似乎令李白感到非常意外。按照一些野史的说法是，李白这次被赐金放，可能是因为当着一些领导的面说了什么不合时宜的话。当然，这不足信。
据史书记载：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玄宗第十六子永王李?打着靖难的旗号，招兵买马，挥师东下，其实是趁机扩大地盘，想借乱世当皇帝。兵过九江时碰见自助旅行的李白，觉得他的品牌可以利用，便征召他为幕僚。怀才不遇的李白以为终于有用武之地了，不分青红皂白就答应了，因此而卷入皇权争夺战的漩涡里。随着玄宗第三子、太子李亨即位，以正宗的政府军恢复国家秩序，“假冒伪劣”的李?兵败被杀，李白的从政梦再次破产，以附逆罪而被逮捕。原本要腰斩的，幸亏郭子仪在唐肃宗面前替李白说许多好话，才改判为流放。夜郎对于李白，是一个仅比死稍为好一点的处分，用苦难来赎罪吧。
他被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行至巫山，朝廷因关中遭遇大旱，宣布大赦，规定死者从流，流以下完全赦免。这样，李白经过长期的辗转流离，终于获得了自由。他随即顺着长江疾驶而下，到了江夏，由于老友良宰正在当地做太守，李白便逗留了一阵。乾元二年，李白应友人之邀，再次与被谪贬的贾至泛舟赏月于洞庭之上，发思古之幽情，赋诗抒怀。不久，又回到宣城、金陵旧游之地。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他往来于两地之间，仍然依人为生。上元二年，已六十出头的李白因病返回金陵。在金陵，他的生活相当窘迫，不得已只好投奔了在当涂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上元三年（公元762年），李白病重，在病榻上把手稿交给了李阳冰，赋《临终歌》而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一岁。
实在令人痛惜！
九
借酒消愁，李白嗜酒如命是出了名的，要不，缘何常常“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而且，李白酒后诗兴大发也是名不虚传：“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道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
然而，李白醉酒不同于柳永之醉，“忍把一世浮名，换个低斟浅唱”；也不同于贵妃之醉，“清风扶细柳，淡月失梅花。”
在我看来，太白之醉，当是大江东去的雄浑之醉。因此，一不小心便醉倒唐朝，也使千年之后的文人头晕目眩。“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五花马，千斤裘，呼儿将去换美酒，与尔共销万古愁……”
但，一醉真的能销万古愁吗？或者，还是“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在内心作祟呢？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我似乎看见几千年前的太白，邀月对饮，然而，空荡荡只有满袖的秋风。
那两袖清风，便是人世变迁，沧海桑田，诗音难觅。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李白注定寻找不了欢乐，创造不了欢乐，因为性格决定命运。
一代诗仙终至绝望的沉沦，美丽的憔悴，或许这正是李白的可爱之处。
关于李白之死，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通过查阅各种史料，总体可以概括为三种死法：其一是醉死，其二是病死，其三是溺死。第一种死法见诸《旧唐书》，说李白“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第二种死法亦见诸其他正史或专家学者的考证之说。说当李光弼东镇临淮时，李白不顾六十一岁的高龄，闻讯前往请缨杀敌，希望在垂暮之年，为挽救国家危亡尽力，因病中途返回，次年病死于当涂县令、唐代最有名的篆书家李阳冰处。
而第三种死法则多见诸民间传说，极富浪漫色彩，说李白在当涂的江上饮酒，因醉跳入水中捉月而溺死，与诗人性格非常吻合。
我更愿意以诗意的推测，李白是“忧郁而死”，或叫“忧愤而亡”。他平生之所以忧伤，除了他清高孤傲的性格外，更主要的是他生活在一个王朝从盛到衰的历史夹缝中，他已经通过种种迹象预感到了一个王朝大厦将倾覆的征兆。他的很多诗作，不妨看做是那个时代的哀音。
也许，有人会为他“打抱不平”，认为李白所处的时代太不公，还不如诸葛亮所处的“乱世三国”，要不为何会没人赏识，使其“长吟愁鬓斑”呢？竟然使一个才高八斗的“诗仙”无用武之地，最后忧郁而死！
对于这样的说法，我倒是认为，李白没从仕还算他的幸运，凭他的性格，就算真的当了皇帝，估计下场跟那个才情横溢的南唐李后主和宋徽宗差不多。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
为什么说他是不幸中的“万幸”呢？
正是因为他那不畏权贵、不怕艰险的草根精神，才在一个险象迭生的困境中以诗歌做武器，拿义气赌人生，从而使那些带着虚假面具苟且偷生的权贵们逊色。历史上的皇帝王侯成群结队，可是，有几个能像李白那样死后让人记住名字的？
他骨子里羡慕诸葛亮的才能也好，希望得到明主赏识也罢，这都是一个人的美好的愿望，可以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都有报效国家的远大理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李白不明白，人生理想和政治宏图是两码事。
人各有志，而且各有长短。尽管当初二人都“位卑未敢忘忧国”，但李白跟卧龙先生的人生规划、思想观点和处世方式还是有明显区别的，甚至在某些方面不可“同日而语”。我们通过《出师表》看到，其实诸葛亮的文笔也不错，但他骨子里毕竟是个政治家，政治家最擅长的是什么？谋略和权术。而不是满腹诗书和愤世嫉俗。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政治的高明性，所以在“治国安邦”方面，可以肯定地说，李白是不及诸葛亮的。
而且，我还想说的是，诸葛亮身上所发生的许多传奇，也不是天下每个读书人都能遇到的。但你让诸葛亮写诗，他肯定不如李白。同样，若李白生在三国时期，说不定早被哪个混蛋的诸侯给砍头了。
大唐毕竟是大唐，煌煌二百八十九年，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虽因“安史之乱”而步入破败，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世界一流”的民族魂魄，却没有因为一个政权的移动而轰然倒塌。因此，它再多灾多难，社会对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还是客气的，如果不客气，李白那么多的“不当言论”也流传不到现在！
就他临死前“站错队”，参与永王李?谋反作乱这一个“把柄”，就足以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但，我们的大唐官方并没这样做，而是以流放的方式让他“思想反省”继续活着，直到遇赦。
可惜的是，一代才子获得新生后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这，不能不说是大唐王朝的悲哀。
十
“遨游盛宛洛，冠盖随风还”，这是李白生前的一个的夙愿。
其实，这也何尝不是当今南阳人的梦想？
古都洛阳自不必须说。宋代司马光若早已有过定论：“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那么，与洛阳南北相望的南阳呢？
其厚重的汉文化积淀，使它理所当然成为汉文化的代表。但，文化积淀再丰富，没有经过精雕细琢，照样是一块无人赏识的“璞玉”，在竞争激烈的经济社会，不可能为旅游开发供给雄厚的资本。
站在古木参天的卧龙岗武侯祠前，我们清冷地感觉到，厚重的南阳文化并没有为当地旅游的热锦上添花，几位“圣人”的招牌并不惹眼，就连诸葛亮的武侯祠，有人竟撇着嘴，认为那是假景点，其它汉画馆、张仲景博物馆、玉雕城都是“人造景观”。
这么多文化资源无人热捧，门前冷落车马稀，不能不让人唏嘘。
根据我的实地考察和经验分析，究其原因，一方面南阳人对这些老地方太熟悉，已经产生不了强烈欲望，另一方面外地人“看不懂”很少前往，更主要的是对“死板”的科技文化名人没有兴致。
那么，当下的游客对什么舍得掏腰包呢？看看西安华清池的“生死恋”，就知道人们对历史上皇室宫帏的风月有多大兴致，听听云南丽江的艳遇故事，你就知道了红男绿女们的欲望城堡，所以南阳的古文化资源遭受清冷，实属正常。
正像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到南阳一样，“走马红阳城，呼鹰白河湾”，依旧“长吟愁鬓斑”。
那么，如何发掘历史，达到“遨游盛宛洛，冠盖随风还”的境界呢？
对于南阳武侯祠，武侯祠的宣扬和卖点上没有突出自身上亮点，而偏偏要和襄樊的隆中打“口水仗”，诸葛亮的《出师表》上明明写着“臣本平民，躬耕南阳”，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他老人家并没有说“臣本平民，躬耕襄樊”，所以诸葛亮就在南阳躬耕，而不是襄樊。南阳武侯祠应当好好打响这个口号，应用各种营销手腕来推进南阳旅游业的，南阳武侯祠一旦火爆，周边其他的景点自然跟风而起。
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祭拜诸葛亮，参观武侯祠，这一可贵资源不能不说是南阳最可贵的历史名片。古有刘皇叔“三顾茅庐”，今有胡主席前来参观，寓意深刻，当在史册。
可实际上，武侯祠的旅游效益并不尽如人意，即便是黄金周“五一”期间，旅游收入也不是多么理想。相反，南阳市下边的一些县、区人造的景点却纷纭登台，大肆宣传，明明没有文化韵味，硬是说的天花乱坠，对庄严伟大的武侯祠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滑稽的嘲弄。
诸葛亮是一草根，博学多识，在南阳躬耕十七年，最后出山成为蜀国宰相，功成名就，这是多少人的幻想，连大唐顶尖级才子李白都崇拜得五体投地，不惜笔墨写下千古绝唱《南都行》，实实在在为南阳做了一次经典的宣传。可惜，这些打着生命记忆符号的诗篇，却无力唤醒那些沉醉的灵魂！
如果李老先生活到今天，不知会作何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