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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堵塞》是一本由[德] 汉斯-约阿希姆·马茨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9.00，页数：22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情感堵塞》读后感(一)：心灵的岛屿，自由与灵魂同在
回溯过往，在这absurd國度，往往是不堪回首、创痛尤深的心理历程... 谎言永远会自我伪装成真相，而真相则暗含在谎言并不通畅的“逻辑”之中...最近阅读汉斯·约阿希姆·马茨的《情感堵塞：民主德国的心理转型》一书，颇有感悟！也许，这正是由于极权主义的威权、强制性秩序导致人们情感堵塞（emotional occlusion）、淤积，以致于人们不再懂得真正的爱、自由与信任...
约阿希姆·马茨认为，在异化的环境中，持续不断的情感淤积，人们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精神疾病。“在一个病态环境中却并不‘显眼’...”这种精神的紊乱，通过扭曲的行为表现出心理上的异常，马茨觉得，也许可以命名为“无症状的神经官能症”（Symptomlose Neurose)。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导致了人们情感的疏离、情绪暴力的加剧及丧失公民勇气（citizen's courage）。极权社会中没有所谓“公民勇气”，也没有普遍的、客观中立之道德准则（moral rules），因为在极权社会中只有献媚、妥协与服从，这正是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最令人欷歔和无语凝噎之处！
极权主义国家通过强调服从、纪律和强制性秩序，压制人们的正常心理需求，以及剥夺人们个体自由和追寻自由的勇气... 马茨在书中写道：“被异化的人大多只有在异化的境况中才会感到舒适。”持续不断的谎言、各种粉饰太平的数据（digital）、专制极权的压抑，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缺乏爱与爱的传承，如果不能“融入”其中，孤独感、疏离感和自我意识的丧失，都会使个体陷入绝望的深渊...
约阿希姆·马茨以其心理治疗的身处困境中的个体样本，以及自身的东德生活境况的体验，深刻而精辟地分析，将专制极权国度的人们区分为当权者、野心家、追随者、反对派、出走者、空想家。在自己的国度的“精神出走”，这是很多有良知之人的愿景、共情。我感觉自己就是反对派、空想家，在扭曲的社会情境中，幻想出走，而现实感（sense of reality）却讓人無处遁逃...
约阿希姆·马茨精准而又直率的文字，将社会角色的代偿性表达得淋漓尽致。“这个专制社会中的人们不能被简单地划分为受害者和施害者... 人们都被畸形社会的‘病毒’感染了，每个岗位都同时兼具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双重身份。”长期压抑、郁闷的后果是，消费、财产和权力成为专制极权社会的代偿性功能，而这些通常是要放弃灵魂、良知和自我意识，通过献媚、妥协和适应来取悦当权者，以获取不等的残羹剩炙... 人选择何种社会角色，符合国家、社会、家庭的期待，这在我们的对极权社会的自我认知中很重要。
在东德的所谓“心理转型”中，约阿希姆·马茨强调人们对情感的处理态度是压抑还是释放，这取决于个体是否想彻底“治愈”自己的心理疾病。通常的方法，还是“揭开伤疤”，以展露自己的痛楚，包含着人们各种情感能力（emotional ability)的感觉过程：“恐惧、愤怒、痛苦和悲伤”，只有具有所有良性的情感能力，正常的情感泄洪渠道的建立和通畅，人们才算是有正常的情感与良好的情绪空间。回溯过去的事体，坦诚而充溢感情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才是迈向心理健康的启端。
约阿希姆·马茨认为医学不应侧重于生理医学、心理医学的区分，而应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整体医学。而整体医学，则将人定义为“body-spirit-society-mind”的统一体。只有生活在相对正常的环境中，没有情感阻滞、淤积和压抑，人才会身心健康。
马茨在反思东德极权主义带来的灾难性悲剧的同时，对大多受过东德史塔西、柏林墙阴影的人们报有真切的同情心（sympathy），并施以援手... 1989年10月，柏林墙的倒塌，东、西德合二为一的历史进程（historical process），使约阿希姆·马茨及其同事的工作得以加速... 这本书就是最好的证据，一部东德心灵悲剧史，从文字中油然而出的对极权的倦怠与憎恶，都是那么真切感人！令人感佩的是，马茨在教会救济会“心灵的岛屿”上认识自己，作为隐遁、出走者的马茨才会不断地从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汲取养分，写出这部令人潸然泪下、令人感同身受的心灵史，以及心理认知的杰出著作。
言尽于此，应该永远记住的一点是：遵從自己的良心（conscience），不要盲目追随权威（authority）的错誤之“强制性秩序”... 真正的正义准则（justice rules）是根植于内心的自然法则（natural law），而不是任何色厉内荏的表象...
《情感堵塞》读后感(二)：《情感堵塞：民主德国的心理转型》精彩段落（二）
1、宣传和蛊惑人心也属于权利机制中的一项。那些信誓旦旦的民张（如反法西斯，和平政策，以人为核心，一切为了人民！）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属于“心理反转”防御机制。他们想模仿宗教的形式，用希望来抚慰受到伤害的心灵。其实，整个国家都被专制控制。所谓“民主集中制”原则早被改写，权利实际是向政治局集中，最后落入总书记之手。个人崇拜之风由此加剧，官僚作风愈演愈烈，原因很简单，下级机构中无人愿意承担责任，没有敢于作出决策。因而那种形式的专制指挥导致机构瘫痪，社会全面调蔽。
2、潜在的恐惧感需要不断地压抑、监视和掌握，否则就会翻腾上来，诱发出各种危险的精神疾病：如恐慌、神经混乱、急性精神功能症和心理危机。东德国家安全局则为这种被压制的心理需求开辟了另一条路，即将自身潜在的恐惧感转换为对他人的恫吓。由于，我们看到了一个内心精神领域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方面是被恫吓产生的恐惧，另一方面是反过来恫吓他人，制造新的恐惧。
3、如果回顾性地总结一下“现实社会主义”的权力机构，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场三人戏：首先是专职强权（党的独裁，以依靠苏联扶持掌握权柄，却缺乏任何的民主合法性），其次是政治性司法不公，最后是国安局长期的恐吓活动。先上场的是党，他通过干部政策，把那些唯命是从、心理扭曲的人提拔至领导岗位。党的机构等级森严，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无处没有代表党的权利的党员，这就意味着，每个东德公民无论是走进领导机关，还是管理部门，他所碰到的每个党员都是党的化身。尽管那些干部们明显地偏狭，愚蠢和虚假，但是他们仍然可以四处横行，畅通无阻，究其原因，不过是国安局和司法制度靠震慑和威吓为其扫清了道路。
4、在评价一个孩子时，最被推崇的标准是融入集体的能力。而独立的特性、自主的能力却被看的毫无价值。孩子被系统地强迫接受假象敌思维，伴之以军事化的游戏和军事歌曲。此外，孩子从小被灌输的待人待事的方法是非黑即白，好坏分明：好，即勤奋、整洁、听话，坏则是易怒、固执、不爱祖国。
5、在东德，每个人都屈服于那套只重成绩的评价体系。首先看重的就是爱国主义思想。哪怕是几句对祖国最肤浅的表达，也比专业成绩和创造能力来的重要。如果对教科书给出的答案发表了不同的看法，立即被看作是极度危险的异己思想。这种情况只要发生一次就足以引起上级的注意。最无耻的是，学生经常被要求敞开心扉向教师畅谈自己内心的所有问题，然而有过一次，便不会出现第二次，因为畅谈的结果只能引来一通训斥。若想为自己批判性的创意寻找理解和肯定，那结果等于是零。教育者或权威人士好像永远有理，无一例外，只有他们掌握着唯一正确的知识和真理。
6、党的宣传手段就是表决心献忠诚、粗鄙的政治口号、荒谬愚蠢的政治活动，还有明目张胆的公开扯谎。所有着一切的背后，其实都隐藏着一套心理战术：第一种是受控于那些宣传的人，简单而天真，他们整日疲于奔命，无暇顾及其他，就像动物一样，需按照主人规定的时间表得到驯养。第二种是有些不同意见的人，但是常年累月的宣传中，他们的自主性和活力会被消磨殆尽。
7、在民主德国社会中，另一典型的做法是阻碍自由进步之医学思潮，这正是由心理治疗衍生而出。但是这种阻碍举动并非只是国家所为，参与其中的也有一群医生，他们思维单一，忽视心理学的作用，片面强调生理原因。偏偏这样的医生占了绝大多数。正如在国家和家庭里一样，权威型结构同样也继续在社会和医学领域内发挥了致命性的压制作用。
8、数十年来，教会一直是民主德国境内唯一有组织的反对派力量，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教会为不同的思想和表达方式保留了自由空间。教会不仅把社会的理想（爱、和平、正义、保护生命）看做中心价值，对社会的禁忌（残疾、同性恋、兵役、西逃、生态、个人与主观、心灵困境、死亡）施以爱心，而且还不断有勇敢的宗教领袖站出来反对国家专制独裁，揭露社会体系内的扭曲之处。
9、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压制的定义是：人屈服了强权的意志，并去适应既定的规范。如果这些规范不再遵循自然法则，而是被经济的，军事的或者意识形态的需要所主导，那么，人的自然需求和正常的，人性的情感遍会被极大压抑。为了给此类令人不适的规范和禁令寻找依据而归因于外界的强制，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与此相反，恰恰是构成如此社会结构的动机和动力却很少被提及，说到底，正是这种动机要求人们遵从那些压制性的准则。
10、在民主德国，我们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呼吸漂浮着有毒物质的空气，这无疑是会损害健康的。而环境检测数据被列为保密范畴，可以说，人民遭受健康损害一事国家完全知晓实情。空气污染的后果不仅是刺激过敏、频繁感染和中毒症状，尤为甚者，是机体在缺氧的状况下会影响获取能量的过程，致使身体与情绪的活力最终均受到严重的损害。
《情感堵塞》读后感(三)：他们心中都有一座监狱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开放，这意味着：东德人民终于挣脱了“大集中营”的束缚。
然而，在狂欢背后，很少人意识到：东德并不是自发改变的，没有外部力量介入，这座监狱将依然稳固。换言之，一切是别人送来的，而非自发争取的。那么，为什么东德人不主动去把握自己的命运呢？
在相当时期，东德转型曾被认为是一个典范：代价甚少，社会安定，没有暴力。然而，本书作者、心理学家马茨认为，现实远没有想象得那么简单，大多数东德人虽然在身体上已走入开放社会，可他们的内心依然封闭。太多人借酒消愁，太多人精神崩溃，滥性、毒品、民族主义……由于找不到生存意义，许多人开始怀念过去，将曾经的监狱美化成天堂。
在马茨看来，东德转型不过是一次“神经官能症者起义”，在病夫治国背后，是人人都有病，在不知不觉间，他们早已被专制文化与制度塑造，早已丧失了成为正常人的能力。
人造心理匮乏的社会
众所周知，正常人是自由的，他们可以充分表达情感，使正常的欲望得到满足。然而，这在东德却是奢侈品，后者致力于用扭曲自然的方法来“塑造新人”，这种扭曲一以贯之、自成体系。
从婴儿即将降生开始，全世界准妈妈都可以选择在家生产还是在医院生产，可以根据喜好选择医疗服务。可东德不同，以关怀的名义，她们不得不进入指定医院，像机器那样被专家“检查”，孩子一降生，立刻被抱走，3天后才能母子团聚。恐惧就这样在幼小心灵中扎下根。
3岁左右，孩子们被强制送入幼儿园，他们撕心裂肺地哭喊，可大人们却觉得，这个“锻炼”有利于将来的“集体生活”。在幼儿园，孩子们被迫学习吃饭、排便、个人卫生、睡觉等，本能成了一门技术，人与天性被割裂开来。上学后，无休止的考试与训练，老师们的教唆，又彻底毁灭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而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很少与沟通孩子，只会说“不许大声喧哗”“不许乱扔垃圾”等，他们当然爱自己的孩子，可他们没受过爱的教育，他们的生活经验就是“挫折使人成熟”。
从受精卵到耄耋之年，从社会到家庭，在东德，绝不允许任何异端，哪怕是口吃、左撇子、戴眼镜、尿床之类，更不要说信教、和平主义者、持不同观点者，一旦冒头，他们将首先遭到身边人的嘲笑与敌意。一切正常的心理供给都被管制了起来，连性欲、幽默感、审美都不完全属于自己。
只有努力，才能获得爱
长期压制的结果，是人人都患上了情感缺乏症：自卑、没有安全感、猜疑、失望和虚无。由于背离了自己的天性，所以东德人感到无依无靠，因此渴望依赖，企盼权威。
当他们还是孩子时，就不得不学习讨好大人。只有听话、取得好成绩、得到老师表扬等，才能得到父母的爱。总之，获得爱的前提是先付出，“无条件地奉献”后，才有可能免于暴力、呵斥与伤害，这成为他们今后融入社会的基础训练。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东德士兵会对穿越柏林墙的人们射出罪恶的子弹，为什么东德拥有如此多的秘密警察（据估计最多时达200万人，每6.5个东德公民中便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他们主动出卖朋友、公然作恶，因为他们无法抗拒内心的恐惧，希望以此来获取安全感。
至于无缘加入罪恶游戏的普通人们，则用另一种方式抚慰自卑。他们偷公家东西，在上班时间干私活，走后门，为缓解日常生活的压抑感，他们拼命追逐蝇头小利。商店的服务员成了吵架高手，鉴于商品严重稀缺，顾客们只好忍气吞声，但转脸又会把怒气撒到别人头上。
东德成功缔造了一个互相伤害的社会，可麻烦的是，人一旦被异化，便只能在异化的环境中感到舒适，拒绝任何变革。
代偿机制扭曲社会
人的情感匮乏了，就会寻找代偿，因此对权力、成就、象征物产生巨大的渴望。
人饿了会吃，痛了会哭，可这个正常的过程总被中断，就会淤积大量的情感，一旦失控，后果难料，因此必须找到一个合理释放的渠道。
在东德，有太多“勤奋的人”“工作狂”“女强人”，他们没有个人生活，为了“事业”，不惜放弃家庭、亲情和健康，他们用“大爱”掩盖无爱的事实，像另一个人那样活着。当 “事业”让他们压迫、虐待、告密、说谎时，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承担下来，他们对于生命如此麻木，可谁要怀疑领导、历史和说教，他们立刻怒气冲冲，不惜做出最残忍的事。
用伪造情感替代真实情感，所以东德人集体患上了人格分裂症，他们在心理上始终无法突破“肛门期”，进入正常的“生殖器期”。面对环境污染、物质匮乏、精神压迫乃至空间挤仄，大家得过且过，可只要东德选手在奥运会上不断获得金牌，人们就会发自内心地感到快乐。
代偿的结果是撒娇，就像一个手被冻僵的孩子，却埋怨母亲：都怪你！为什么不给我戴手套？
人人都觉得错在别人，都以“过得比你好”而窃喜，结果是社会空前衰败，成了一个“无意义地、低效率地，同时也是强迫性地对生命力进行浪费”的社会。
为什么没有人打破铁屋
牛马不知自己辛劳，猪猡不知自己肮脏，而人不同，他可以反省自己的环境与生活。可奇怪的是，东德社会却没有主动选择改变，为什么没有人撼动这个铁屋呢？他们真的没看出问题来吗？
事实正相反，人人都感觉到有问题，在私下里，每个人都在抱怨，可在情感缺陷的大背景下，大家都是代偿性的假人，他们承担不了变革的使命。
以昂纳克为例，他大权在手，本可主动变革，可他的恐惧心理极强，他在传记中谈到了极端匮乏的童年，为抚平伤痕，他塑造出一个没有缺点的、不真实的“伟大母亲”，这其实就是过度代偿的产物。在“伟大母亲”阴影下，昂纳克婚姻不幸，因为没有女人能同样“完美”。对曾经匮乏的人来说，制造匮乏不是最大的满足吗？对曾经恐惧的人来说，能恐吓他人不是最大的解脱吗？齐奥赛斯库就最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才会到孤儿院去招募保安人员。
除此之外，野心家们沉溺于奉献，宁可把虚幻的爱当成真实；而追随者们习惯了被折磨，甚至从中找到了快感；反对派表面反对，其实是把对父母的怨恨转到体制上去，所以只有情绪，没有理性；空想家则用担负大众痛苦的方式，代偿内心的失落感……
总之，他们都是铁屋子下的蛋，无法从根本上反对它。
不检讨过去，就会卷土重来
表面看，德国统一平静而不乏诗意。东德年轻人冲过柏林墙，与西德的年轻人们把酒言欢，但西德人不会明白，酒醒之后，东德人又会为自己的失态而深深羞愧。
这羞愧让他们不再思考，而是埋头赚钱，也不再检讨过去，以为一切与己无关。随着两德统一，东德人的代偿机制消失了，人们内心跌落入真空中，他们反而感到空虚、无意义和迷惘。
然而，不深刻检讨过去，就注定会卷土重来。东德人不应忘掉，正是一次次失败的屈辱，让当年的德国人集体陷入疯狂，所以他们选择了一个更疯狂的人（希特勒）来领导他们，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德国因此落入深重的苦难中。东德人更不应忘掉的是，绝大多数人，包括许多知识分子，都曾支持过柏林墙，他们赞美这个监狱，因为他们心中早已拥有了一座监狱，不拆散它，就算推倒了柏林墙，又有什么意义呢？
毫无疑问，《情感堵塞》是一本独特、深刻的著作，它告诉我们，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并不是改变一下权力秩序就能成功，它还需要在人的现代化方面做出更多、更艰巨的努力，否则，历史难免回潮，苦难还会重来。
《情感堵塞》读后感(四)：无法轻松说再见——评德国社会心理著作《情感堵塞》（作者：贾宇琰）
民主德国（东德）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已成为久远的回忆、电影的符号或是小说的背景，显得那么陌生和不真实。比如，一部以德国统一为背景的电影《再见，列宁!》(Good Bye, Lenin!)，影片讲述了两德统一前夕东德的一位母亲克里斯蒂娜突发心脏病，昏迷多日醒来后，德国已统一，由于克里斯蒂娜是一个忠诚的德国社会统一党党员，也以自己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儿女，她的儿子阿历克斯怕她不能接受柏林墙倒塌的现实而受到刺激，于是在家中精心营造了一系列东德还存在的场景，包括所有的陈设、邻居的服装、食物包装、电视节目等等，这个美丽的谎言一直维持到母亲安详地离开世界，没有人拆穿，包括已经知晓真相的母亲。此片在德国统一的大背景下，书写了变革时代家人之间永恒的爱的主题，营造出一种欢快、温暖的氛围，让人感觉到告别一个旧时代似乎也可以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然而，真的会很轻松吗？德国心理学家马茨的代表作《情感堵塞——民主德国的心理转型》从一个心理学家的视角给我们描画了另一幅东德的全景图，告诉了我们东德惊人的心理压制及其严重后果，特别是分析了在两德统一之际东德民众的心理变化和障碍。这是摘下面具之后人们的辛酸、痛苦和悲伤。作者马茨是一位东德心理学家，他从自己担任教会诊所医师的经历和经手的案例出发，试图寻求德国民众自我拯救和社会拯救的路径。在作者看来，这不是一部“科学论著”，而是个人经历的写照，是他探究和思考那个沉重时代的尝试。他积极以求的就是揭露曾经压抑人性体制的危险性，投身于他终身为之奋斗的使命“心理革命”。因此，本书也可以称为一部东德心理简史，让我们有机会对于那样一个时代的人和事有更加透彻的认识。
无人能够幸免
马茨认为，东德时期是一个压抑的时代，每个人既是压制者，又是服从者。这个社会中的人不能简单地被划分为受害者和施害者。在东德的体制中，压制从童年开始持续到成年阶段。家庭、学校、教会、医疗都成为压制的一种力量在发挥作用。这一切使得东德的民众面临的不只是社会危机，还有严重的身心问题。
马茨用精神分析理论分析了东德及其民众的心理问题。在他看来，东德被定格在“童年”期，其重要特点就是天真幼稚，从未培养起独立自主、自我意识、责任感等特质。民众的不自主和依赖心理被美化为“促进社会安全”。一切事情已被决定，而民众却不可以参与其中：健康救济金、职业教育、住房问题都由行政部门说了算，连价值观念都会受到约束和控制。持续不断的谎言在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蔓延：美化现实、伪造数据、压抑欲望、粉饰太平等等。在“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的压制体系下，人们患上各种“心理缺陷综合症”，于是采取各种代偿行为，产生各种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又进一步加剧这样这个社会的畸形发展。当权者，野心家，追随者，反对派，出境者和叛逃者，都是这个国家典型社会特征的表现。这是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是不同角色共同出演的一幕大型悲剧，所有人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没有人可以脱离其他人而存活。在电影《再见，列宁！》中，我们从一个家庭的经历可以看到这一点。丈夫是叛逃者，妻子是追随者。他们都是戴着面具生活的民众。任何人，甚至是恐怖的实施者，也难逃“恐惧之心”。在马茨看来，一切在东德值得骄傲的事物，往往是某种“缺陷综合症”的表征，比如曾经在东德畸形繁荣的竞技体育（据说东德时期是德国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最多的时代）。
在这样一种分析视角下，东德的体制得到了深入的观察和剖析。正如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说：“现代专制政体同过去一切暴政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恐怖不再用作一种手段来压迫和威胁对手，而是作为一种工具，用以统治十分恭顺的民众”。
虚幻的满足
现实的压制促使人们去追求虚幻的满足以麻醉自己，久而久之，这些虚幻的东西就会变成真实生命的一部分。正如另一部颇具哲学意味的美国科幻影片《黑客帝国》（The Matrix）中的故事，被机器奴役的人类生活在机器设计的虚拟意识世界中，被拯救后往往无法接受真相，甚至有人宁可选择虚假的美好，而不愿面对真实但痛苦的现实。这一幕在现实世界中同样存在，就像民国初年不愿剪辫子的国人。
当柏林墙倒塌时，很多人也没有做好准备，东西德过去的历史在心理上还没有经过审慎的思考和反省就很快地翻新并融合了。在心理学上，“要自由的”压力和“不能自由”的束缚造成的效果其实是一样糟。西德马克和“市场经济”并不能弥补东德民众内心情感的缺失，因此马茨不认同统一了问题就解决了，特别是这种统一还不是东德人主动争取来的。民众在这样的国家更加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 这一切都需要两德人民认真反省。在他看来，还有很长的路，只有真正地面对过去、深刻反思，才可能迎接未来，而不是选择遗忘、抛掉过去。
跨越柏林墙
柏林墙倒塌了，东德人心中的高墙却仍立在那里，无法从心理上跨越，他们的内心仍饱受煎熬。这是作者身为心理学工作者最为重要的发现。
我们可以做现实的逃亡者，但无法做心灵的逃亡者。在这样的情形下，外部的自由固然重要，但是内心的自由更加珍贵。而真正的亲近、开放关系的获得必然与情感释放、激烈争论和痛苦相联系，即直面过去。马茨告诉我们，无论进入多少美好的时代，人们都无法跟过去轻松说再见！身为一位心理工作者，作者试图寻找把人们带出心理困境的药方，带人们找到真正自由和健康的人生。这也是《情感堵塞》给出的心理转型的方向，不仅适用于像德国这样进行体制转换的国家，也能够给所有正经历变革和转型的人们带来启示。“如果没有心理革命”，总有一天社会压力将是爆炸性的。一个国家不能只注重追求外部的发展而忽视内心的状况，否则我们就不得不进行补偿性的行为。
我国从与东德类似的体制走向改革开放，《情感堵塞》中描述的种种社会心理现象让人常有似曾相识之感，我们经历了“无人能够幸免”的时代，我们也曾沉溺于“虚幻的满足”，走向伟大民族复兴的我们内心还有太多的“高墙”尚未跨越，经济的辉煌同样不能解决心灵的困惑，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向过去告别，正因为如此，马茨的透彻分析和心理治疗实践对我国现实社会的转型和变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情感堵塞》读后感(五)：《情感堵塞：民主德国的心理转型》精彩段落(一）
1.民主德国存在了40年。近些年来，我们的社会制度普遍被称为“现实的社会主义”、这一称谓本身就已不自觉地加盖了“某些思想业已衰败”的印章。生存的现实与当年所宣扬的理想几经相去甚远，这一点越来越不可否认。
2、面对第一次批判性的质询，政府都假借未来糊弄人：什么“我们当前面临这样的困难，虽然与贫穷有关，但只是临时的，我们原则上一定可以克服”；或者强词夺理地说“大部分困难是由于国际封锁和自然环境所造成的，也有的纯粹就是历史遗留的问题”，等等，最后重复的是陈词滥调：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其真理性和正确性是坚不可摧的，我们必须坚定地一往无前，“社会主义的胜利”指日可待。
3、整个民主德国犹如一座伪宗教膜拜的恢弘庙宇：敬神般的个人崇拜，“领袖圣像”及领袖语录，诸多仪轨，大规模群众活动，起誓表决心，严格的道德要求和戒律，一切都由宣传部门及党代表们用神甫般的庄严进行管理。
4、对于这些“反对共产党的人”而言，现在终于天下大白：社会主义是彻头彻尾的一种刑事犯罪，是一种社会的畸形发展；最后是占多数的随大流的人，他们无不感觉自己是被欺哄的可怜受害者。然后当事实的真相被源源不断揭露出来后，招来的却是许多人的怨愤和愤恨，看来是因遮盖羞耻感、罪责以及无法承受的自卑感不成而恼羞成怒。
5、暴力，是“社会主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条准则：首先是公开和直接的暴力，表现为谋杀、刑讯、枪击命令、监禁和开除国籍，其次是间接和隐形的暴力，表现为法律的不确定性、报复打压、恐吓、羞辱、教条灌输以及一系列的威逼、胁迫和恐惧。冷酷的极权专制统治体系被轻而易举地换成了“民主集中制”，这种体制犹如一条单行道，永远是自上而下地传达着政策和决定，而自下而上的一边却关闭不通。“共同决策、共同建设、共同治理”的口号是个绝大的讽刺，因为来自底层的每项提议不仅不起作用，而且几乎都被自动粘上了捣乱、煽动、“空想改良世界”（个人的见识能比万能的党还要丰富吗？）的标签。因此，心怀革新主动性和创造力的人不仅会四处碰壁，还经常遭到污蔑、教训和恐吓。
6、长期的纪律教育、宣传蛊惑以及不容任何异见的偏狭做法，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将外在的强制力转化为内在的压抑。这一体系会长久地向个体施加影响，直至个体在心里机制上最后彻底完成自我奴化的过程，完成自我破坏的转化。可以想象，整个过程一场恶劣和严酷，因为个体到最后不仅无法感知其自我异化，不能辨认其真正的生活，而且还将其失常的行为主动合理化：比如这是在为“伟大理想”服务，是爱国义务，是为了保护祖国，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当然也是为了人民的福祉。当我们的“英雄”为自身的精神扭曲而感谢党和政府，并将其心理痛苦解释为隐忍的英雄行为时，真让人无言以对。在私人生活领域中，也有一套充分的“自我辩解”：目的是为了不危害家庭和顾及孩子，或者是为了逆境求生，还有个人无法改变现实等等。不仅连体育、艺术和科学都被被迫纳入社会主义文化，这些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也将已经异化了的现象严加遮盖。
7、“现实社会主义”确实存在了40年：在这40年中，百分之九十九的民众参加过选举闹剧，数百万人定期参加各类庆典大阅兵，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曾是少年先锋队，也曾是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成员，我们参加过社会主义的成人礼，也在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出卖过自己的利益。50多万人曾参与过国家安全局那些令人不齿的监视活动。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没有参与过对我们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没有看过城市的衰落，没有听到过媒体和官方消息中恶意的谎言，没有高呼过那些愚不可及的标语和口号，没有经历过道德的堕落，没有做过因贪腐、刺探、告发、阿谀奉承当权者而导致的人们关系的破坏。对这一切居然可以保持沉默和容忍，可以装作视而不见，光凭这一点就就足以说明明显的病态。
8、民主德国——象征着一种囹圄般的生存方式。柏林墙、铁丝网和射杀令构成一道围障，目的是保证围障内的一切现行体制顺畅无阻：压制性的教育体制，覆盖全社会生活的专职体制，恐吓性的国安局，旨在镇压人民的一套奖惩机制（虽然陈腐空洞，却极为有效）。
9、独裁专制，正是东德新掌权者的心理缺陷表现在政治上的诉求。他们一系列的强制性限制渗入到东德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屈从，口头的表态，参加各种集会，活动，倡议，比赛和节日庆典，加入各种大型集体组织，接受诸多的标语口号，忍受被歪曲的真相。任何形式的抵抗都会被有系统有计划地扼杀。对付孩子的手段，是教训，羞辱，孤立和疏远。对付成人的手段，则是劝阻，恐吓和惩罚。在这个社会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保证每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即真实的生存，自由表达意见，接纳和承认独特的个性和性格。所以，如果想要获得结社，高等教育，被提升，被认可的权利，必须在国家划定的准则内循规蹈矩，恭顺服从。如要要获得住房，旅行，嘉奖和事业发展等特权，必须会溜须拍马和绝对服从。
10、在这种制度内，只有屈从的人能够马马虎虎生存下去，换句话说，就是消磨掉自己的朝气、坦率、真诚和批评的能力，从而还来一种不看危险的平静生活。如果野心勃勃，想出人头地，那必须选择“与狼共鸣”，以失去个人的道德尊严和完整的个性作为代价。
《情感堵塞》读后感(六)：关于我（《情感堵塞—民主德国的心理转型》作者自述）
“一个人对别人的评价实际上更多的是在反映他本身。”这本书记录了我对民主德国人们的一些认识。我并不仅仅是在讲述关于他们的故事，而更主要是作为前民主德国人民中的一员在写作。我是整个极权主义社会系统中的一分子，既是它的受害者也是其执行者。它的破坏性波及每个个体，人人都无法逃脱。为了在这个严重畸形的社会环境中确立一个即使在束缚和扭曲中也能保全尊严的身份，我选择了心理治疗医师这一职业并凭此侥幸获得了一间生存的夹室。其他许多人也以相似的方式奋力争取，竭力保护和发展他们性情中健康的部分，同时避免被压迫和异化。当那些正直勇敢的事迹奇迹般发生时，当那些“鹰爪”没有出现在眼前时，那许多充满人情的手势，友好的交谈，那些意料之外的或私密或隐蔽的帮助和朋友们（当然这些都极少公开地进行），都是希望的曙光和勃勃生机的象征。正是它们帮助了我，使我在种种的现实中仍能好好地生存下去。最为重要的是大家共同策划组织的一些活动，有时我们也会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愤怒地谩骂、诅咒或组织一些破坏性的“密谋造反”，这使我们相互间建立了联系并为我们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这些友好亲密的联系是人们在冰冷与沉默、扭曲与恐惧中仍能幸存于世的基础。由于我平和、坦率、真诚，感情上易亲近，有良好的创新能力，因此在心理医师的岗位上得到了丰厚的报酬，同时投入工作中还能使我获得解脱与陪伴。那些病人们也帮助我成熟起来并拓宽了我的视野。他们是我自我认知的一部分，并且他们也是我的“治疗师”。尽管还是存在着许多障碍，我的思想阅历和自由要感谢他们进行“心理革命”的勇气。
职业发展的道路也是我尝试进行自我治疗的过程。初始时曾为一段必要的疗程走了冤枉路，因为我刚开始对它既缺乏认识，也没有勇气和机会去认识。在这个国家和家庭生活之中，禁忌包围着我，无处不在：直到大概25岁我才找到机会真正开启自己，吐露心声，借此也更好地了解了自己，而只有在那些将我培养成心理医师所必需的职业训练中（此后我逐渐将它们视为能够解救我的礼物），我才渐渐走出了牢笼。我选择了这样一份工作，主要是为了可以在别人身上观察和治疗那些我不想从自己身上认识的东西，这样的话，痛苦的体验对我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我现在会时而有意时而无意地回到我神经机能症的世界中，逃到我内心的牢房里，但是我还能找到出来的路，而且我十分感谢朋友们的帮助使我能重新走出来。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同事们，我们亲密团结，彼此交流。这是我始终都需要的，它使我可以在心灵痛苦的汪洋中找到一种如在家中的安全感。他们也使我知道自己的失败和错误之处，然后必定会为我提供帮助和保护。还有我工作及生活上的伴侣，玛丽特•诺依曼，她的倔强和直截了当的评论对我是一块特殊的试金石，同时也是我进一步拓展知识和弄清母性及女性方面问题的一大挑战。她以她清新、不加矫饰的坦率和爱的真挚成为了我最重要的“女医师”。我们亲密联系的基础主要是情感上的共同体验，我们一起经历爱与恨，恐惧与欢乐。
作为心理治疗医师我可以在这个国家生活得很好，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每天都要听别人大倒苦水并想办法处理这些情况。这种时候我也必须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耐心和能够容忍的底限。而对我自己的治疗就慢慢变得轻松多了，因为我不必如此费力地去应付自己。只不过我对那些在自己身上从未了解和体会过的经历和状态还是会感到忧虑。这些年来我对前民主德国人的生活确实也积累了一定的认知。但因为人们公开谈论心理治疗中全部真实的一面是不可能的，而我也看不到任何我们心理医师能够被人倾听并对整个社会的生活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希望，所以这些认知变成了我不断加重的负担。很多时候我在治愈一个痛苦不堪的人时（他本来可以不必如此）必须在即将治愈时停止，预防治疗法和心理社会学上的变更在社会上和医学中又无法找到空间来实现，这些让我非常难以忍受。我一直在不停地摇撼着这座监牢的栏杆，却找不到任何可以表达我的评论和不满的机会，而对自己的省察就比我的怒气强有力的多了，所以我将自己现在的这种公众责任感，包括这本书，看作是对这种越来越难以忍受的生活境况的一种回应。在两德统一的“转折点”后，我才找到了终于可以吐出心中块垒的机会，同时我也把使公众了解我的特殊经历视为己任。现在我可以如释重负地写下几十年来我所经历的、储存的、承受的和一同参与的所有事了。曾经我也尽可能地接受了“保持沉默”的要求并安慰自己说，我可以在我“心理治疗的岛屿”上破坏这个社会制度中的规范。当然，我也利用了这种可能性——这对我和许多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即便如此，这也只是一块遮羞布而已。作为心理医师，我的日子也一直比病人们好过。我一直躲在教会救济会和所从事专业的保护空间里，而他们则必须重新回到没有保护的社会生活中去。
我的分析角度和分析能力建立在数千个病人对一位心理治疗师打开心扉的基础上。心灵的痛苦和身体的缺陷使人们认识到真相，而这些认识他们本来更希望继续对自己也对别人一直隐藏下去。不管怎样，在这最近的几十年中，自从我们的心理治疗诊所在哈勒市新教教会救济会成立以来，已有大约5000人来就诊。尽管这种经历很沉重，但对许多人而言，我的治疗看来应该还算轻松，因为我都是从心理病患出发，假设自己不是个相关者，只是把出现的问题圈定在心理疾病的范畴去感知和接受。否则，我会不能也不愿去做多少事。我早已认识到（虽然自己也经历了一些痛苦）：人都是不能被什么东西说服的，我也不能要求真相为我存在。当然，我的生活中也有好的经历，那就是那些传播出去的知识在其他人那儿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因为他们其实都已足够成熟，只不过需要一个推动力而已。我相信，即使从另一方面来讲，公开发表的言论被人滥用是不可避免的事，也没有人愿意放弃这份人与人之间相关联的工作。
其实在职业方面，如果我没有了解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威廉•赖希、亚瑟•扬诺夫、亚历山大•罗温、费瑞兹•皮尔斯、爱丽丝•米勒、霍斯特-埃贝哈德•里希特、沃尔夫冈•施密特鲍尔、于尔格•维利和其他一些人 ，并将他们视为我精神上的父母，我本来应该只能在这个与外界隔离的民主德国的社会中勉强维生——身心问题和社会危机一直伴随着我。同瓦尔特•莱西勒、戴维•柏德拉以及伊娃•赖希友好的私人交往在我发展的道路上给了我很大的激励。还有我的老师们，前民主德国心理治疗学界的两位重要人物——于尔根•奥特和库尔特•赫克，我必须对他们表示特别的感谢。我在东德第一个由于尔根•奥特带领的“狂热的”个人体验小组中受到了深刻的启发，并找到了我在心理治疗师发展道路上重要的指导方向。从库尔特•赫克那里我学习领会了群体动力学的进程并将其应用于治疗。他那执拗的力量和敏感来源于恐惧感和对人与人之间亲近的向往，这种力量和敏感性极大地推动了我，并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是我人生中最好的课堂。
在这本书中我将社会角色形容为对压制的代偿性尝试。我发现这些社会角色我都有份参与。我将自己的政治立场、职业及公众责任感归为反对派。思想上我是一个空想家，而在每天的日常工作中我却完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
我的反对态度刚开始更多是一种家庭造成的结果，而不是我有意识的自主行为。我的祖辈们背景简单，生活简朴，而到了我祖父和父亲这一代便凭借着一股汲汲营取的工厂主精神以一家中型企业成功“跻身”于德国资产阶级，也开始背弃了自己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出身，成为反共产主义派。对物质占有的追求成为避免内心贫乏的支撑和意义所在。1945年他们从南德的家乡被驱逐出来，这一直是他们内心深处的心灵创伤，这种创伤本来很有可能引起心理问题，但它在这个统一社会党执政的国家中找到了恰当的替罪羊 （有意思的是并不是在希特勒和纳粹的反动统治下！）。因此我从小就不断地耳闻目睹“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谎言、伪装和弊端。人们只愿获得西德的讯息，这被视为一种荣耀，东德的新闻则受到蔑视，东德的人们只能从自己的国家得到关于已有的官方公告或是天气报道的信息。实际上，我是在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也是一个相似的牢笼——红色与黑色 ——它们存在于党派和教派系别之中。只有到了大学我才与来自其他心理社会群体的同学们建立了联系，也只有当我刚成为一名年轻医生时，我才亲自好好地认识了统一社会党的同志们，在这过程中也结识了很多好朋友。尤其是与罗尔夫•海因里希的真挚友谊一直持续地影响着我。
因此，一方面，这种周旋于家庭、社会和学校之间的双面生活为我带来了千头万绪的烦恼，这种痛苦我一般通过性情上的分离和感情上的压抑来克服，另一方面，这个“游戏”也引起了一种侵略性的削弱效果，它揭露和谴责了大部分红色教师和一些参与密谋的朋友圈子中干部们的愚蠢和性格弱点。
反抗对我而言是介于听命于父母和对那些在庸俗市侩与鼠目寸光的政府压制下的替罪羊进行情绪上的发泄这二者之间的一种折中选择。这样的生活毕竟比揭露自己家庭中的小市民的庸俗习气要来的轻松。所以有一点我毫不怀疑，那就是这个社会无论在民主还是精神层面上都不合理合法。它强迫人们去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这恰恰向我证明了，这个社会并没能因“社会主义”这一名称而使用法制。在我看来，它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是赶走小鬼却招来阎王（消小难，招大灾）。想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论证“现实社会主义”，对我来说，意义等同于中世纪时的人们顶着耶稣基督的名号进行严刑审讯，并对所谓的“巫婆”实行火刑。
只有在与那些有同感的专家们的讨论交流中我的反对理念才迈向一种更加成熟的境界。先是摆脱父母的影响，然后消除医学和神学的影响，最后我发现自己主要在工作中找到了自我定位。虽然这份工作反对重要的权威们：政府、教会、医学、父母，站在它们的对立面，但是不再是以那些传统的家庭内容和天真幼稚的抗议来进行反抗，而是用经验主义的经历对抗这个“神圣”制度的虚伪性。
所以我的反抗态度是代偿,同时也是成熟的表现，只有我的举止才能泄露出，我是更多的在这一派还是另一派活动。
为什么我要讲这些呢？我想让人了解我生活和成长的历史，以理解我的处境。我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前提条件不同，我也可能会重新找到另外一个社会角色，那我就不可能会如此“宣扬”了。我“注定”要沉默，现在其他人都在沉默，然后……我想划清受害者与执行者的界线，不原谅，也不把这二者等同。无论如何，过错和道德责任都客观存在，没有人可以用自己的童年、父母或国家的控制力来为自己开脱。归根结底，只有分析主观看法和个人立场才有可能去深入地思索过去惨痛的历史，才有可能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和责任。这些过失不能被推卸到替罪羊们或政府的头上。
如果有谁把我以经历得出的推论当成一种飘渺的理想，那他是正确的。怀着这种理想，我会将我的希望继续下去，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当我因为自己的信念和感情在父母和老师那里不能被接受和理解时，是它哺育和保护着我。从根本上讲，它主要与一种基本的感觉有关：我是讨人喜欢的，我的感觉很好。虽然没人跟我印证这一点让我感到难过，但我牢牢地握住这希望：我会被人欢喜地接受和公平地对待。我现在还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梦想：我们人类可以形成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人们的基本要求都会得到更好的满足，这个希望我认为非常合理有据，我将不会放弃它。在我的工作中，这些愿望中的许多都已经成为了现实。我幻想的基础来源于可感受到的事实。“心理革命”是一项现实，而“治疗文化”还是一种设想，这引发了不可调和的紧张对立，因为这二者中一个不能脱离另一个而真正长久地单独存在。这种天性与文明之间特殊的紧张对立在这个“现实社会主义”中很容易变质成一种病态的“文化”。东西德合并前那种近乎犯罪性的政策和它之后灾难性的继续是我评论的中心内容。我很肯定，在这一点上我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了。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不愿一起寻找另外一个共同生活的社会结构和新的管理方式，我们的政客，同时也是罪犯们，会在一个悲剧性的网中纠缠，无法摆脱，而“当局那些领导们”自然就会被拿来当作最合适的“救世主”或“替罪羊”。
在我身上我也发现了一些如同当权者一样处事和进行代偿的倾向。想通过有所成就来“治疗”我以前所受伤害的想法很快说服我必须在这个等级社会中达到一个“高度”。这样我就可以不必受人如此践踏，反而可以自主地决定其他人的命运了。因此学术性的工作对我始终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种想法使我完全与大众的功利性和追求成功的原则相符合：如果我已经身陷其中遭受谩骂，那么我宁做铁锤不做砧板。我能够很好地通过权力行为来掩饰自己的软弱无能。在这一方面，我和压制人民的社会体制中的那些当权者们只有是否公开和数量多少上的差别而已。作为丈夫和父亲，我无奈地成为了权力行使者的角色，当我尝试着用专制的行为来平衡我情绪上的郁闷时，我不得不接受了自己担任当权者的苦涩体验。虽然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需要我扮演这么一个权威性的角色，我自己却十分痛苦，始终在大家对我的合理期望和自己的心愿之间徘徊不定，内心充满矛盾。所以我有时会避免使用“权力”，并在一次要进行必要的争辩时逃开了。当这种紧张状态或争执的内容涉及父母给我造成的还没有克服的心理创伤时，我就会逃避。所以对我的孩子们来讲，我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对婚姻中依赖性的问题也只会通过分手来解决。任何时候我都将权力行为视为一种不利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诊所负责人这种“经典”的角色分配使我感到十分难做。因此我总是在大家共同协商之后才作决定，尽可能不用指示或规定的方式。所有的矛盾和问题我们都以小组公开讨论的方式来解决，实际工作事务中也不存在私密的交谈。在此过程中我不仅要支付一笔“学费”，令人更感到压力巨大的是有的同事们希望我不要脱离领导角色，并希望我“务必”要么严格、有制裁力，要么强大、乐于助人，或者蛮不讲理也行，只要能够便于继续执行自己幼稚的体验或意志。所以我也认识到执行者—受害者这一辩证关系，这个在权力两极正反相对的角色扮演中的基本问题。当我考虑到我每次在没有公开说明造成我外在表现和行为的背景原因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会对人产生何种影响时，当我预言那些我自己并不真正代表的思想和信念时，我就会对自己“当权者”的角色感到怀疑和没有把握。
我也将自己视为一个野心家，始终企图利用事业上的虚荣心和成功来修补早期受到的心灵创伤。学校早就为这种错误的观念提供了最好的发展平台，使它愈演愈烈。刚开始时，人们用表扬和少量的奖金来灌输给我功利观，这种观念以后逐渐成为自然。当我因为工作勤奋为人夸赞或由于外表给人的安全感、战斗力和执行力被人称羡的时候，我有时是迷茫的，并感觉自己像一个骗子。因为我太清楚自己努力的真正动力是什么了，这也正是我缺乏安全感和充满欲念的表现。尽管我是无党派人士，也没有对事业上的成功有过分虔诚的追求，但为了更好地适应和生存，我也已经 “支付”了不健康的功利心作为代价。我更频繁地礼貌微笑，简单地保持沉默，或在我心底里其实想呐喊咒骂或痛哭的时候，希望这一切都将很快过去。只有将这些情绪定义为心理疾病才能稍感释怀。
在日常生活中我都是随大流。我甚至在原民主德国的少年先锋队和自由青年联盟中还当过“领导”。那时我就已经忙着使用那些公式般的托辞了，“为了阻止更糟的事发生，我们必须把事情做到最好！”——对此我真的感到很吃力。我也曾经是德国体操与体育协会、德苏友好关系协会、德国自由工会联合会和文化协会的成员。我并没有举行一个成年仪式，因为这在1957年还不算是一项惯例，更多是一种例外情况。当教会救济会成为了我的雇主时，我退出了自由工会联合会，在我的女儿被禁止继续念高中的前一天，我在某个宴会上“敬”了县教育局一杯烈酒，并离开了文化协会。这已经达到了我能适应的极限。尽管我对许多“基督徒”们虚伪的言行和“以上帝之名”进行的某些实际行为——某些教导、报道和心灵指引（这些行为使人们患上神经机能症）感到非常愤怒和失望，我仍然还是民主德国新教教会中的一员。
我是个医生，这些病症的产生和其以后的慢性发展，我认为很大一部分责任应归咎为医学。我在教会救济会工作，并从在教会的实践经历中认识到了在人们对宗教的需求中心理的阻碍和陌生化。我是个随波逐流的人，在伪装成一个礼貌、友好、体面、认真的人的假面下隐藏着憎恨、嫉妒、报复欲、悲伤和一些色情的性幻想。
作为一个逃跑者和出走者，我本身必须在教会救济会的“心灵的岛屿”上认识自己。想逃离这个国家的念头一直都存在，只不过通过向教会 “自由空间” 的逃亡被控制住了。尽管能找到很多反对出国的的理由，我还是会在模糊的希望中“玩火”，希望也许会引发另一种局面能打消我逃往西德的决定，这样我也许还能感到很有壮烈的“英雄气概”，还有一种可能是被取消国籍，那媒体一定会伴随以大量报道。事实上，在与父母的争执中我“逃跑”了。因为他们，我受到了精神上的阻碍，而这则帮助我在东德能够一直坚持下去，我也试图用一次在东德内部的流亡作为妥协来消除这种阻碍。我始终感谢教会救济会，尤其感谢会长莱因哈德•图赫给予我的保护和给予在政府的监视及教会的限制下难得的工作自由，这让我的坚持有了更深刻的意义。
这本书是我利用下班后的业余时间，在12周内的“狂热”状态下完成的。我并不把它理解为一部“科学论著”，而是作为个人经历的写照，所有写出来的东西都是我在过去十年中的情感经历。它们早就在我的肚子里、心里、脑子里积攒着。现在我终于一吐为快，将它记录下来。这也是我的“悲伤疗法”的一部分，是我探究和思考过去沉重历史的个人尝试。我有理由为一种被强迫的、重重束缚的生活感到愤怒，这一点我并不想隐瞒。这本书中的许多东西都是怨愤、悲观的，但这并不是基于我自己的情绪状态。我很清楚，我这个人已经被我所在的这个国家中的生活侵吞了。我是这个社会压制下的受害者，同时我的工作也欢迎人们能够对我倾倒他们的情感垃圾。这一过程中我收集了许多辛酸、痛苦和悲伤的事。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在刚开始摘下自己的面具时心里都满溢着痛苦。这种经历对我的生活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为什么我会选择这条道路呢？我内心创伤的实质在于，我知道自己生命中的基本经验就是：我不能像自己本来设想的那样生活。我父亲给我这样的忠告：要精明强干，找一份赚钱多的工作，因为说到底，金钱统治世界。对于母亲，我则应当成为她的“阳光”，以照亮她时常出现的情绪阴霾，而我自己的要求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也确实当上了医生，很好地满足了父亲提出的保证安稳生活的期望，也达到了母亲希望我令其他人感到愉快的要求。
虽然遵从父亲的想法成为了医生，但以此我也开始了我的自主战，我选择了精神病学作为专业学科。因为这是我所知的唯一没有完全将灵魂与精神排除于认知以外的医学专业。在这个专业中我继续着自己寻找自我的旅程，而这也是唯一一个我父亲不能理解和接受的专业。我总是作为代表和这个专业中的权威们进行抗争，揭露他们的专制和装腔作势，同时也通过心理治疗学的职业教育学习逐渐变得更加成熟和明智。但是只有通过躯体治疗的方式，我才找到了同自己情感真正的联系，并减轻了母亲让我实施的精神帮助这一任务的分量，这也使我的工作发生了改变。我还没有结束自己的精神寻找之旅，这条道路是无穷尽的。在我的生命中有一座介于行动与感知之间的陡峭的山峰，我在不断攀登，而那些病症则更经常地迫使我一再接受情感的严酷考验。尽管通常会获得一种解放似的欢欣作为酬报，我还是一直对这条道路心怀畏惧。
为了最终能够被理解和接受，时至今日我一直在不懈地努力。我也认识到，我在大部分时候都在克制自己，于是满足我最深的渴望对别人来说就会很难，对这一点我也心怀恐惧。我苦涩的泪水会在能够感受到内心深处的亲近和接纳时喷涌而出，因为我最初的疮疤又被揭开了。我极端且笼统化的言论可能会引起某些人的反感，对此我的做法是远离他们，为自己制造一段距离。我需要这种疏远，可以使自己不会因大量接受别人的意见而感到忧虑。我与占据优势的对手（父母！）作斗争，保护我自己的感受和得到的经验；与那些压制性的影响力抗争，揭露这个操纵机制的危险性，同时还要不被“驱逐”，这种矛盾的痛苦折磨深刻地影响并造成了我如今这种整体的生活状态，我用这本书暂时为它划下一个句点。郁积于心的感情是我写这本书的推动力。除此之外，我也把投身于为自己也为他人的“心理革命”视为我为之终身奋斗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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