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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醒子》是一本由沈艾娣 (Henrietta Harrison)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32.00，页数：16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梦醒子》读后感(一)：儒者的秋天
1942年的夏秋之交的某一个日子，山西儒者刘大鹏默默离世。沈艾娣没有给出他去世的确切日子，让习惯性觉得生死事大的读者难免产生缺憾之感——他毕竟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如他曾经志同道合的前辈、朋友，刘午阳、郝济卿、胡瀛……他们的离去悄无声息，犹如晋中秋天里独自凋落的黄叶，在瑟瑟的秋风中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刘大鹏的特异之处在于，他以百余卷日记为自己写下了人生的注脚。更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后人会以此为基础，对他做了一次剔骨剖心式的解读。
在他的自传《卧虎山人》中，刘大鹏如是描述自己的形象：“内不汩于利欲，外不婴于世故，随所处而足，随所至而安，随所遇而乐。卉衣蔬食，逍遥天地间，无斯须之顾虑，视轩冕钟鼎如梦中也。同年某与谋仕宦，山人笑而不言，亦惟逊谢而已。在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其山人之谓欤？”
这样的形象让人觉得非常熟悉。以儒进取，以道自慰，随便翻翻二十四史的隐逸传，凡是绝意仕途隐居遁世的贤者，几乎都可以用这一套怀才不遇、不合流俗然而又志行高洁的词汇来描述。
如此若合符节，难免令人怀疑：是否理想人格形象的感召过于强大，以致刘大鹏已经分不清楚自己渴望成为的样子和真实的生活了？显然，《卧虎山人》中的夫子自道不过是刘大鹏的自我认知，是他希望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或许正如沈艾娣所说，刘大鹏是在“给自己创造一个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的身份认同”（页13）。
生活的纹理要远远复杂得多，刘大鹏不可能逃避面对世事艰辛的妥协。在科举入仕的理想破灭后，他不得不以坐馆、经商、务农来维持生计自己日益窘迫的生计，每一次身份的转变都意味着离最初的理想越来越远。这显然也不是刘大鹏所独有的，而是数百年来无数科举失败的士子们共同的人生经历。但刘大鹏这一代人却因为生长在晚清民国这样一个大动荡的时代而与众不同——刘大鹏甚至不得不草拟给日本人的投降书！儒家教育不再是地位、声望、财富的当然来源，甚至被弃如敝屣。在这样的情境下，对于儒家道德价值的坚守就愈发显得艰难。
当现实与自己背道而驰，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于内心。或许坚持了整整50年的日记就是刘大鹏自己精心耕耘的一片小天地，使他得以在逆行的世界中求得心灵的慰藉。
另一篇自传讲述了他自号“梦醒子”的来历，是因为梦见一位老者告诉他唯一需要的是“诚、敬”，其后几行的日记中则提及了“黄粱梦”的传说。沈艾娣认为这位老者可能是道家的神仙吕洞宾，刘大鹏把这种典型的道家观点嵌入儒家价值观，“由此领悟了儒家伦理的核心，也明白了尘世功名的虚妄”。（P16） （沈艾娣这里可能犯了一个无关宏旨的错误，因为“眉分八采，目有重瞳”这样的描述，传统上历来被用于描绘儒家的圣贤尧和舜，或许这样的理解也更加符合刘大鹏自己的期望。）
刘大鹏用这种传统的办法纾解了自己科举失败的心理失落。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对于几乎所有的生活的不如意都会使用类似的方式求得解脱。比如很少提及自己坐馆教书的经历和家庭生活，比如一再以毫无道理地谴责自己的不孝来表达孝顺母亲的心意，比如常常批判他人放弃了儒家的道德教诲。
儒生、孝子、议士、商人、老农，沈艾娣用这五张标签划分了刘大鹏不同的人生侧面。孝子是儒家信徒不言自明的道德要求，参与议政是为了维护政治的儒家正统性以及乡党的利益，而躬耕陇亩则是无数令人景仰的前贤选择的自全之道。惟有商人，是历来为儒家所鄙薄的汲汲于利者，但刘大鹏能够立足其间主要是以有功名者的威望和自己在品行上的诚、信，他更通过把山中的煤矿描写为世外桃源而实现了牟利与隐逸理想的结合。于是，这种种不同的角色，一次又一次不得不接受的妥协退让终于还是在儒家道德传统允许的前提下实现了统一。
去世之前的第五天，刘大鹏写下了自己的最后一篇日记，内容说的是因为通宵雨水淅沥，所以不怕会有秋旱了。这是他生命最后的阶段里最为关心的事情。以读书的事业为起点，以儒者的追求贯穿终审，以农夫的身份走到结束，在晚清民国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里，刘大鹏的生平甚至颇有讽刺意味地符合那个清高自傲的传统理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的生平，或许正象征着那个时代千千万万儒者的命运：从社会的精英走向泯然众人；内心坚守自己的规范，却不得不面对现实一步步妥协；保留着对于传统文化的尊敬、信仰，却只能无奈地目睹它一步步凋零，残破。
他们，和他们所承载的东西，终于在抵挡不住时代的风雨雷电，无可挽回地凋落、腐烂，被秋风扫落叶般丢入历史的角落。儒者的秋天，已经来到了。
《梦醒子》读后感(二)：节选陈怀宇写的书评：心里想做曾国藩 最终做了刘大鹏
以下是陈怀宇写的书评：心里想做曾国藩 最终做了刘大鹏
此书是英美大学生了解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指定读物。和作者认识几十年了，看到书中讨论的中土世界，实在非常欢喜赞叹。
关于作者：每次吃饭都抢着讲自己的新发现
在我眼里，艾娣真是青年学者的榜样，她真正称得上一位极有计划性（highly organized）、极度专心（highly concentrated）、极度自律（highly disciplined）的学者。到现在为止，她已经出版了五本书，其中四本专著，处理四个完全不同的主题，两本在英国出版，两本在美国出版，这些专著无疑让她在学术界脱颖而出。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学术积累，使得她年仅三十八岁便被哈佛聘为历史系正教授。我两次去哈佛演讲，尽管停留时间很短，都约她见面吃饭，她都抢着讲自己最近的研究心得和发现。她正是这样一位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学者。
她的每本书都是在超越自己以前的成就，都在尝试新的史学研究和写作方法，开辟新的领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实在令人钦佩不已。她大学本科在剑桥学习古典专业，人文学的基础非常好，写作上更是力求典雅。而她更可贵的地方在于，写作学术著作时常常将读者装在心里（reader-friendly），她的英文书多数都在300页以内，这一点在学界也是很难得的。
专著的写作也能体现一个学者多方面的史学方法和写作手法，因为可以交替进行史实描述、史事叙述、史料分析，乃至于理论方法的总结与反思。专著的写作更需要一个学者的沉潜，真正是考验一个学者的持久的（enduring）和坚韧的(persistent)的特质。艾娣无疑具有这样非凡的特质。事实上，除非所谓世俗的诱惑如名利之外，学者在学术上也面临许多诱惑，比如见到新潮流、新史料的出现，见猎心喜，赶紧跟风写个急就章应景，或者搁不下面子，答应一些文债，而这些都会影响自己的专著写作计划。大概不少青年学者都有这样那样类似的挣扎，应引以为鉴。
正如艾娣所指出的，“刘大鹏本身是农夫，却将自己想象成统治阶级的一员”(15页)。这正是刘大鹏这类有功名未入仕儒生的宿命。这些人怀抱着“治国平天下”的梦（刘大鹏的梦见69页），一生却只能挣扎于“修身齐家”。心里想着做曾国藩，最终做了刘大鹏。一颗达官贵族的心，却久囿于煤商老农的身，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可想而知。修身尚易，齐家更难。艾娣一再强调了刘大鹏在道德上的高度自律和努力做一位孝子，但在支撑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方面并不成功。
通过教育参加科举获得功名的确是传统孝心的体现，而科举废除后，高考在形式上取代了科举，但高考与科举对读书人的忠孝观念和心态而言，在很长时间内几乎是一脉相承的，读书为中华之崛起、为家族之荣耀，都是传统忠孝观念在教育精神上的体现。其实，直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乡间，读书和参加高考有着多重意义，精神上为“光宗耀祖”、为父母“争气”，道德上为后人树立人生楷模，经济上能够吃上“商品粮”，政治上获得“城里人”的地位。这一观念的历史传承和变迁值得进一步探讨。相信读者也会发现其他一些极有启发性的看法。
《梦醒子》读后感(三)：被动的现代化
被动的现代化
《梦醒子》是以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一位山西仕绅刘大鹏的日记为核心资料，描绘他以及他的家乡山西太原近郊赤桥村在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困难与焦虑。英文版的书名是“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暗指一位受儒家教育长大，终生以儒学作为自己人生准则的知识分子，在急速发展的中国近现代历史里犹如旧梦中醒来，茫然无措。同样茫然无措的，还有他的家乡山西。《梦醒子》的作者沈艾娣说，“教科书都倾向于将现代化描述成向美好生活的迈进，我希望学生们能看到这些遭受进步之苦的人”。在《梦醒子》里，沈艾娣对刘大鹏有着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她不以现代人眼光批判他的守旧，把他的日记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分析一位被动现代化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之痛。
刘大鹏生于1857年，1942年逝世，略知中国历史的都知道，在他一生的时间跨度里，中国一直在现代化之路上摸索前行。在现代化的洪流中，个体的抵挡是微乎其微的。刘大鹏从小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中过举人，儒家的价值观已深深定型。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让他“万念俱灰”，他和他的朋友不但失去了入仕的希望，而且失去私塾先生这一体面且收入还算不错的工作。而对于他所在的乡村社会来说，多数村庄能够支持旧式教育，因为仅仅需要一间教室和一位先生。新式教育则支出繁多，对大多数村子来说，即使要建立一所小学也是极其昂贵的，因此接受教育的儿童数量反而下降了。另外，为了维持新式学堂的开支，税收也不得不增加。教育、军备、医疗，现代化事业总是要花钱的，而相应的项目大多是在城市，资金则是压榨乡村，社会资源统一向城市集中。在当地普通人看来，一系列新政和改革伴随而来的都是税赋的加重。无论是刘大鹏还是他所处的赤桥村，人们的生活其实是每况愈下的。
在辛亥革命后，刘大鹏曾短暂参与过县议会，终因无法用儒学观念解决现实问题而离开。在接下来大多数的时光中，刘大鹏的身份由“读书人”转为“商人”。他经商、开煤矿，探寻自身和家族的出路。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为筹措军费不断加重税收掠夺财富，政府支持的是现代化的大煤矿，刘大鹏家的木器生意越来越难做，他和朋友一起经营的小煤矿也遭遇破产。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赤贫，进入老年的刘大鹏不得不以“农民”的身份苦心经营家里的土地度日。从读书人到商人再到农民，刘大鹏每一次身份的转变，都折射着他与家人生活的愈发艰难。
在被动的现代化进程中，刘大鹏是一位“失败者”，和他同一处境的还有他的家乡山西。清朝时山西曾是一个工商业发达的省份，晋商名满天下，连清政府也会向山西票号借钱。我曾经游览过晋商最发达时期留下的王家大院，层层高墙、设计巧妙的院子和小楼、精美砖瓦无不述说着昔日的辉煌与落寞。几乎在刘大鹏遭遇人生挫折的同一时期，晋商也连接遭遇打击并迅速衰落。庚子赔款的摊派、辛亥革命后外蒙独立、阎锡山的苛捐杂税、日本的入侵，都加剧了晋商以及整个山西工商业的衰败。“现代化进程重写了道德秩序，也重塑了地理空间……政治决策使得一些地区变成重要的中心，而一些变成边缘地区。”
沈艾娣在序言中说：“在历史叙事里，伟人常限于伟大的领袖、作家和思想家。刘大鹏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我之所以写他是因为我希望他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而非任何抽象的某个阶级或者某一类人的化身——能启发我们重新思考生活在20世纪中国的变革当中会是什么样子。”这本书让人看到个体生命的探索在时代快速向前发展这一现实面前的悲凉，从而反思一直以来代表“进步”那一方的话语霸权。正如作者所言：“现代化国家强势推进改革，而很少考虑到被卷入其中的普通百姓的感受和历经变革而付出的巨额代价。”
《梦醒子》读后感(四)：梦醒子
Henrietta Harrison的《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三天阅毕：作者从写作、儒生、孝子、议士、商人、老农等方面来展开。显然，将写作放在第一章有着明确介绍本书主要材料——《退想斋日记》的目的，同时也提示了后文许多内容。本书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将刘大鹏这样一个浑然一体的人，区分成几个个人、家庭、社会角色来分别展现，这不同于按时间、领域来叙述的纵横模式。作者如何去组织发生在赤桥与刘大鹏周遭的种种旧事，又如何将小地方与小人物与大时代大背景之间构建具体而微的关系，无疑展现着作者的功力，而读后也觉这种方式是成功的。时代巨变之际，处于之间的人们如何自处，这种大的时代变革下的感情、精神的撕裂，过去被忽视太多。
《梦醒子》读后感(五)：大变革中的小人物
这本书通过分析一位山西的下层绅士的日记，来观察他在不同地位中的状态和变化以及心理活动，显示出在从传统到现代的时代变革大背景下，底层知识分子转型的阵痛。
的确作者说的非常有道理，在一般的历史叙述中，总是喜欢用一种宏观的视角，一种伟大的叙事方式。但是通过这种小人物的故事，能够真正的让我们体会到生活在20世纪初的大变革社会中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作者通过了儒生，孝子，议员，商人，老农等的不同身份来探究主人公受到的影响和内心的挣扎。但是我主要关注两个点：
1、社会大变革背景下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影响
2、传统士大夫对社会变迁，对近代化的看法
首先对于第一个问题来讲，在近代史的宏观叙述下，我们从清政府到北洋军阀到国民政府，是一个不断向近代化迈进的过程，可事实上，近代中国以来，人民所遭受的深切苦痛中，除了西方列强的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还存在着一个就是近代化资金的筹措。无论是军备还是教育，现代化事业都很花钱。从本书中可以看出，压倒山西农村经济的要素中（我仅列举出具有全国通用意义的那一部分），甲午和庚子赔款的摊派，新学的兴办和工厂的建立等近代化事业无一不是要从人民手中掠夺财富。当政府的目标从维护儒家社会转移到动员社会财富以便国家能应对国际上的竞争，一改传统上“永不加赋”的“仁政”，政府越来越强化其从乡村社会的汲取能力。但是新政产生的成果，却基本都集中在城市。出人意料的是，近代化直接导致了中国内陆乡村的贫困化、衰败和传统社会结构固化。
然后对于第二个问题来讲，其实这又涉及到了一个中国近代化的大问题，就是转变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如此的曲折的问题。我觉得实在是和民众的思想有莫大的联系。对于传统的士大夫而言，按儒家思想，为政最重要的乃在“仁义”而非“财利”。在刘大鹏心中，普通人是受名利驱动，但是国家应该舍利取义的。天下之大患莫甚于舍仁义而讲财利。这正是近代中国的悲剧：已被视为守旧和进步障碍的传统儒家思想，却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所能借以批判和反思现代性的唯一思想资源。所以即便当他们看到了西方的先进和发达，在许多知识分子的眼中，这依旧是蛮夷，依旧是小人，一切近代化的举措都是小人之举，是对理想世界的破坏。导致了中国社会对于近代化的反应如此之慢，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才被迫地去改变。
同时在这本书中，还可以体会到一些小的细节，也可供思考。
就是代议制度的建立，刘大鹏被选为国民代表，但未知代表何事耳。
当袁世凯试图建立君主立宪时，投的票决定国体时，其票为君主立宪下书赞成二字，人皆一致，无一写他字者，此系官界中人指示代表所书也，人皆茫然，予亦昏昧。
由于政党和自荐都存在道德上的争议，一些候选人试图通过宴会和阿谀奉承来尽快建立人际关系。
当候选人开始公开行贿，事情就变的更糟了。当第一天投票结束时，被选上的候选人正式那些积极运动且“廉耻毫无者，安望有益于国计民生耶？”
可见，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国家，他们这个制度的建立也都是通过了几十甚至几百年的缓慢博弈而逐渐形成的。生搬硬套只会适得其反。
《梦醒子》读后感(六)：故事并不精彩
最早得知刘大鹏是从罗志田先生的书上或是课上。感觉这人很有趣，一直想了解多一点。但这本书还不够过瘾，如果把它当做传记来读（当然作者并没有说打算写一本传记），会觉得细节不够丰富，对人物所处的历史变局描述得也过于简略。即便作者说本书最初是写给英美的大学生读，因此对有的历史事件还特别交代。当然也可能因为自己的知识储备不足，需要填补的空白太多。
民国成立前后，刘大鹏被选为县议会的议长，其实是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权势，改变自身及家庭的处境，但为何他拒绝这样一条道路？这跟他所受的儒家教育有什么关系？当时有没有类似的人，却做出不同的选择？
长期务农的刘大鹏很关心水利，晚年著有《晋水志》，但作者说他并没能看到掌握在渠甲手里的水册。渠甲一般由什么人担任？在乡村的权力结构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和刘大鹏这样获得功名的人在调解乡村纠纷中（刘大鹏因为其诚信的名声多次被邀请参与乡村调解）互相构成什么样的关系？同盟抑或竞争对手？
这些都是要进一步了解的。
多年前读罗先生的文章，讨论科举废除，入仕之路阻断对传统士人生活的冲击；口岸城市与内地城市图书出版资源不同对读书人求学的影响等等，觉得非常生动，但读《梦醒子》则不觉得，更多篇幅像是在平铺直叙。
据说微观史和文化史的一大特色是讲故事，重细节，可惜最近读的两本故事都讲得并不精彩。
《梦醒子》读后感(七)：《梦醒子》——倾听落后保守者的声音
微观史，乍看是对宏大叙事的反抗，再看是一种补充。个体生命经历铺路，希冀通向广阔深刻的历史。《梦醒子》的作者——英国学者沈艾娣，试图借多重身份的刘大鹏（儒者、孝子、商人、议政者、农民）的人生境况，折射更宽广的截面，立足于刘大鹏的日记和其他作品，地方史资料和口述访谈，近距离观察近代中国的肌理。
对于刚开启这本书的笔者，这位乡居者刘大鹏，面目模糊，就好像附在首页年代久远的黑白照片。同样模糊的是“山西的乡村及它的商业繁荣和政治权力渐行渐远的故事”以及“儒家思想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这样几个同样模糊的地带相互印证，使得各自明白生动起来，是这本书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像拼图，一块块组合。笔者也得以跳出宏观进步的单一视角去关注模糊边缘的地带，倾听落后保守者的声音，并对自身从事的中学历史教学模式有所反思。
刘大鹏：但愿人心像明月一般皎洁
一个反对新观念新思想，忧心华夏变夷狄的知识分子很容易给人贴上顽固派的标签，丢到一旁。迂腐，守旧，跟不上时代。但这样的迂腐、守旧放在另一种历史语境中，却也有着对人世的温情和敬意。
因其“敬惜字纸”，如今村里人依旧记得他：在门外，他看到一片纸或者有字的东西，就捡回家，恭敬地烧掉。那一套儒家思想已经无法实现刘大鹏仕途的梦，但他依旧在日常的生活里践行着儒家伦理准则，“从事诚敬足矣。无庸他求”。这样的一种诚敬让人想起同属于乱世的夫子，旧秩序开始崩溃，伦理道德没有多少人认可：“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刘大鹏惧，但没有背弃。他在真实的日常生活里（作为商人和农民的角色中）践行着已慢慢被人丢在一旁的儒家伦理道德。
山西省：渐行渐远的边缘化历程
不局限于个人故事，本书也关注山西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与商业繁荣和政治权力渐行渐远的故事。刘大鹏的家乡在山西中部，通过刘家的衰弱，读者也可以感知山西广大乡村在现代化观念中社会的种种变化，感受被迫卷入现代化的乡村平民所经历的痛苦。
明中期以后，随着商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的商人群体，而晋商就是其中实力雄厚的一帮。今日已成为山西旅游著名景点的晋商大院，建筑上的富丽宏大还折射着“充满机会和财富的”的昔日。
“从15世纪到17世纪，蒙古曾是中国主要的战略前沿，政府许可大批商人经营盐、茶贸易，供给边疆军队。近水楼台，山西人获得了这些特许权，建立贸易网，这一网络涵盖东南沿海福建的茶园，北边天津附近的盐地，以及蒙古边境可购入马匹牲畜的贸易站。”
刘大鹏的村庄，曾经繁荣到可以一年接连演戏三天。但这种种机遇，最终流失了。外蒙古独立、俄国革命、国防重心和贸易中心由内陆转移到沿海——所有这些将山西从一个贸易主干道变为一个孤立、交通不便的省份。1911年，革命党从山西票号和商贾那里榨取大量金钱以应对政府急务，新政府又给西式银行垄断政府业务的特权，票号纷纷倒闭。1930年，受“立志于现代化的省政府的增税与追求工业发展所害”，很多本省靠工商业养活的农村人口陷入贫穷。刘大鹏无法再从事煤矿工作，最后刘家只能依靠耕地度日。从中心到边缘的位置，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百姓都觉得自己被边缘化，甚至被抛弃了。
新视角：倾听落后保守者的声音
“中国和西方的高中教科书都倾向于将现代化的描述成为向美好生活持续迈进的进程”，很难念及遭受进步之苦的个人、家庭、地方。岳麓版高中历史必修三第五单元题为《近现代中国的先进思想》，介绍了很多开眼看世界，积极探索“中国向何处去”道路的思想先驱。他们是进步的，是站在时代前沿的弄潮儿。但是，在那段时空里，他们只是“少数人”，他们的思想也只是少数人的共识。而历史的惰性在大多数人身上，只有改变大多数人的思想，才能改变历史。
余英时先生在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一书中，开篇即探讨了20世纪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激进”与“保 守”。
“一部现代中国思想史，其中主要的篇幅大概都给了讲‘变法’、‘维新’、‘革命’、‘进化’、‘进步’、‘创造’、‘启蒙’……之类的创新人物。至于唱反调的保守人物，能够名列其间已属不易。他们的思想则很难得到同情的了解。”
很明显，这种偏向应该得到矫正，必须去寻求一个共同的坐标，实现二者的对话。“创新”的人学会尊重“保守”的价值，“保守”的人也懂得“创新”的意义，才能避免再一次的动荡失败。
回到这本《梦醒子》，虽然沈艾娣说她并没有因为刘大鹏是典型而写他，但事实上，刘大鹏是有代表性的，他代表的正是“落后保守者”一部分的心声，他所在的家乡从中心到边缘经历的种种痛苦，也代表了当时中国乡村的普通百姓为现代化付出的巨额代价。打开这本书，倾听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变革前刘大鹏的心声，感受被迫卷入现代化乡村平民的痛苦，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近代民主宪政的艰难。如果我们能在中学课堂上让学生也倾听到这种声音，更有利于在“理解之同情”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为什么变革最终走向失败。
新材料：在课堂教学中如何运用
近来史学界开始关注保守者的生平研究，在高考中也有零星的试题发出保守者的声音。比如2014年广东文综试题，选用的材料是1917年山西某县教育会副会长的一则日记用来说明新文化运动的必要性，日记内容如下：
“新知事(县长)于昨日初夜入城，今朝接篆视事(上任)后，即诣各庙拈香行跪礼拜礼，仍是旧官僚之行为也……(新知事)由庚子、辛丑并科举人出身，非新派一流人，可望其布泽于民也。”
这类材料很好的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去思考革命的局限，但不足的地方也很明显，即简单粗暴地用来说明革命还不够彻底，印证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性，缺乏同情之理解以及对“妥协”的再认识。
这是出现在考试试题中的“保守者”，只是过客，主要用来衬托革命。在中学历史教学中，保守者的出现更少得可怜，一方面受限于课本的编排，一方面受限于教师的认识。因此，是时候在课堂上给“保守者”给一席之地，引导学生倾听他们，并对“激进”和“保守”有更深刻的思考。
《梦醒子》里面有不少内容可为教学实践提供新材料，限于篇幅，这里只介绍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前刘大鹏的心声。
清末新政——自1901年开始，忠于政治改革和现代化观念的人们有效控制了政府，支持现代化的人们第一步是要将1900年的政策逆转。拳民的领导者被惩处，而基督教徒得到了对他们损失的补偿，为了交赔款，不得不征新税。刘大鹏听说太行山区的人们揭竿而起，攻击那些勒索赔款的地方官。刘大鹏在日记里写：“民有依则安，民无依则变。其势然，其理然。现在赔款甚巨，民不聊生，加之教名横行乡里，鱼肉小民，官尤袒教而虐民，岂能已与无变。”非常透彻地分析，很合适运用到课堂做为分析新政失败原因的辅助材料。
新政与儒家价值疏远，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刘大鹏一觉醒来，感觉万念俱灰，觉得入仕的希望，至此破灭。作为一名私塾先生，他面临失业的危险，不禁哀叹“嗟乎，新政害人可谓甚矣。”这是新政时刘大鹏的部分心声，可一窥当时广大民众对新政的态度。接下来看看在更为“激进”的另一场革命中，刘大鹏和山西又经历了什么。
武昌起义，山西省响应，革命党杀死巡抚及其家人，士兵放火并洗劫了省库，市里的银行和当铺，还有许多有钱人家富有的山西票号被攻击，不仅失去了已经借贷给政府的大量贷款。时代变迁也在更大范围地影响山西票号的信用。刘大鹏最终失去了教职，返回乡村，下地耕田，刘大鹏实际成了无业之人。1912年和1913年，刘大鹏都被选为县议长，后又被选为120个省议员之一，他们将投票选出国民代表。可投了票的刘大鹏，却不知道代表何事，在日记里感慨“人皆茫然，予亦昏昧”，后来甚至出现了国会议员公开行贿的情况，因此刘大鹏痛恨共和制度并认为它是不道德的。作为中国现代化进步里程碑和辛亥革命，在山西省的语境里却充满着各种破坏和欺骗，是“进步”的大旗下容易忽略的一面，可做为探讨辛亥革命局限的新材料。
以上即是笔者阅读本书后的一些收获和思考。中国近百年来走了一段思想激进化的道路并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是时候吸取历史教训，去倾听不同的声音。正同余英时先生说的“这份遗产一方面需要不断‘创新’，另一方面需要永远地‘保守’。”
《梦醒子》读后感(八)：纯粹信仰与多重身份：读《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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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铖（嗯我自己从知乎贴到自己的豆瓣账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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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刚开始读《梦醒子》的时候，刘大鹏在我的眼里，并不是多么鲜活的人物。
一个不断记日记的老旧读书人，以曾国藩作为自己的榜样，以「汝必用正楷书写；记录所有己身、己心和言语之恶；汝需终身写日记而不能间断」这样的内容要求自己，这样的行为虽然确实修身养性，看起来却不免有些迂。
他的启蒙老师刘午阳，「强调经典的道德和哲学内涵，尽力让她的学生们不要仅仅局限在如何通过科举考试的技巧上」这样的教学思路，大概是刘大鹏这一生笃志成为一个君子的源头。他做到了。
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闻达于天下，日记也能像曾国藩那样出版；然而他并没有曾文正公那样的才智和机遇，中举时已经37岁，并且也不曾中进士。对于儒家经典的道德意义，他一直以身作则地践行，事亲至孝，从事敬诚，以信为重。
儒家的教育，曾经渗透在乡村生活当中；一同存在于曾经的山西的，还有各种民俗与宗教，这些有时于儒家的思想相互冲突，有些又互相影响；然而这些传统，却在一系列的历史进程当中，随着经济的衰落，日益土崩瓦解。
清廷开始预备立宪，山西也有了省咨议局；而辛亥革命使得各省迅速独立，山西的两个混成旅长，黄国梁和阎锡山，一个接到命令后原地不动，另一个秘密参加了革命党的阎锡山率兵占领巡抚衙门，攻陷太原的满城，同时也让太原的票号当铺在抢掠中损失惨重。
经济。
外蒙古在1912年独立，以及东北中东铁路的日益重要，使得经过山西与俄国往来的贸易迅速衰落；1915年到1925年，一战与战后的休养生息，使得欧洲放松了对中国的掠夺，山西的采矿、煤业和乡村工业也受益于此；而山西都督阎锡山开始参与全国政治和军阀混战，通过加重税收掠夺财富支撑军费，甚至引发通货膨胀；1930年左右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成为最后一根稻草，省政府关注拯救大型现代煤矿，使得很多小煤矿破产，原本由本省工商业养活的农村人口陷入赤贫；农村工业破产，除开棉花以外的种植业破产，甚至由于无人肯买田地，农民无产可破。
农村的这种衰落，一方面为重大进程左右，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受害于阎锡山在山西的经营，尽管这种经营和现代化未必不是不可避免的。
文化。
即使在科举制废除之前，固然占据着乡土文化的重要位置，但「修身齐家」也并不是大部分读书人真正看重的，道德的自律在功名面前并不被视为重要的事情。然而儒家的传统因为科举制的废除，影响力迅速下降，乡土的传统格局也受到现代化的不断冲击——赋税，征兵，外来侵略；重实业、重利；新文化运动着重抨击「吃人的社会」，这一「吃人」不仅仅包括所谓的「封建余孽」，也包括整个传统价值观；新式教育带来的民主、平等观念，使得「长幼无序」；赤贫的生活加重了道德观的彻底崩溃，即使是刘大鹏的儿子，在他的晚年也染上毒瘾；传统「小家族」也因分家而离析。
地方政治。
刘大鹏始终在政治上无太大建树；这一方面由于他并未考取进士，没有机会借科举进入庙堂；另一方面也由于自身的教育背景和眼界，无从适应新政。他自身的道德修养让她对于选举拉票的厌恶；对于新政体的未知带来了恐惧，甚至让他一开始拒绝县议长的职务；任职之后，他关注地方财政的监督，而与同僚的龃龉，同样让他无从伸展所学。在商会执事和煤矿公所任的职务，由于经济的衰落和政府横征暴敛而辞职。作为乡绅，不再任职的他因为名望而仍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断衰落，衰落到对于政府对地方的苛捐杂税完全无能为力。
《梦醒子》是小人物的传记；一位乡绅，曾经属于社会的「中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家道中落。他留下的日记成为时代的记录，即使掺杂自己的视角，仍然是珍贵的历史文本。他先后或者同时身兼士人、农民、商人、政府人员的身份，这多重身份，以及身为儒者并且坚持自身道德与信仰的自持，带来了相当珍贵而特殊的视角。
他是小人物；他见证大时代；他是个纯粹的儒家信仰者；他身兼多重身份；这一切，让他显得特殊，又显得经典。
附1：作者沈艾娣的采访 http://culture.ifeng.com/a/20150503/43680716_0.shtml
附2：刘大鹏年表
咸丰七年（1857年） 刘大鹏出生。
同治四年（1865年） 8岁；村塾入学，老师刘午阳。
同治十一年（1872年） 15岁；结婚，发妻武氏。
光绪三年（1877年） 21岁；第一次赶考，参加县里的考试。
光绪四年（1878年） 22岁；第二次参加县试，考中第十六名。
光绪七年（1881年） 24岁；离家，到太原崇修书院。
光绪十七年（1891年） 34岁；离开书院，去南席村富户家中坐馆教书十一年。
光绪二十年（1894年） 37岁；考中举人。长女出生。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38岁；第一次离开山西省；进京赶考。农忙时亦为家中麦田帮忙。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 39岁；长孙出生。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41岁；第二次进京赶考；期间乘火车到天津逗留6天。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44岁；次女刘红喜夭折。患病，颈部感染，7个月后病愈。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45岁；长子刘玠通过乡试，「父子登科」。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46岁；母亲过世。与长子同去开封参加会试（北京贡院被毁）。
光绪三十年（1904年） 47岁；长子进京应试不中。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50岁；年末（或者1908年初）父亲刘明过世。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51岁；第二位妻子郭静过世。
宣统元年（1909年） 52岁；再次续弦。第三位妻子史竹楼。被推举为省咨议局议员。
宣统二年（1910年） 53岁；次子患严重精神病。
1912年 55岁；被选为县议长。拒绝就任。
1913年 56岁；再次被选为县议长。辞去晋祠新学堂教职。
1914年 57岁；凭声望被请去整理石门煤窑的财务。
1915年 58岁；被选为省议员。被任命为县商会执事（领薪）。参与成立煤矿公所。
1916年 59岁；受煤矿矿主邀请参与经营，
1925年 68岁；小女儿璧萸出生。
1926年 69岁；三个孙辈的孩子几天内因传染病先后夭折。阎锡山从煤矿征税过重，刘大鹏从煤矿公所请辞。通货不稳定，刘大鹏开始在家里种蔬菜。
1928年 71岁；长子刘玠去世。长媳吞鸦片自杀。
1930年 73岁；父亲留下的生木店生意不景气，被人买走。
1937年 80岁；日军入侵山西，刘大鹏被打伤而生病。日军军官命令其介绍晋祠。
1940年 83岁；三子刘琎、四子刘珦开始吸食毒品。刘家分家。
1942年 85岁；刘大鹏去世。
《梦醒子》读后感(九)：“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读后
201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赵妍杰女士翻译的，牛津大学教授沈艾娣撰写的《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一书。该书在出版后即入围了《新京报》该年度的年度好书榜。
1996年，英国学者沈艾娣从牛津出发，来到遥远的中国山西乡下的赤桥村。在这里，她找到一座入口处有个小门廊的低矮结实的传统院落———刘大鹏及其后人的家。至此，沈艾娣博士也将在文本与时空的互为观照下，深入这位前清举人的一生，展开一场探寻时代裂变过程中，普通士绅于矛盾困惑之境，努力转变与不断自恰的心灵之旅。这场由点及面的旅程也将书写出在这个国度，由许许多多刘大鹏这样的士绅所共同构建的传统儒家伦理与20世纪前后现代文明交缠不清的时代精神。
刘大鹏，字友凤，号卧虎山人，别号梦醒子，晚年又号遁世翁，山西太原县（今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人。他出生于1857年，一个乡村小康家庭。八岁进学，他的父亲告诉他：希望他既能光耀门楣，又能正直善良、博施济贫、疾贪寡欲。从这些话中不难看出，教育作为社会流动手段和作为道德教化的两种功用之间的紧张关系。三四年后，经过一轮淘汰，刘大鹏得以继续学业。在经历了1877年第一次赶考的失败后，二十一岁的他，于次年第二次赴考，以第十六名中了生员。三年后，二十四岁的刘大鹏离开家乡到太原入崇修书院备考乡试。虽然儒家伦理极为重视家庭关系，但此时的刘大鹏还是不得不离开家庭进入国家公共领域，过起了一种纯粹修习的单调生活。乡试每三年举办一次，到1891年，三十四岁的刘大鹏已经接连失败了五次。这期间，他也意识到书院在他生活中所体现的价值并不同于书院所传授的价值。于是，为了谋生的压力，他离开书院，前往太谷县南席村一个富户家中坐馆。
刘大鹏在南席村教书的时间前后共长达十一年之久，他不断说服自己这样教书是有意义的，然而却还是无法调和自己最初的封侯之志和现实中他作为私塾先生的矛盾冲突：在当时，人们已经将拥有不菲收入的商业和票号中的职人视为是更高社会地位的人了。
1893年，他做了一个梦，梦中神仙告诉他唯一重要的是诚和敬。于是，他在梦中决定以后的人生都应努力实现诚和敬，其余皆不重要，并立别号“梦醒子”。
次年，在第六次省试中，刘大鹏终于考中举人，并于1895年与同为举人的朋友一起进京赶考。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山西，然而京师却让他失望了：这里的人们更关心在科举制度中争名夺利而非经世致用。同时，他的考试也失败了。1898年，他和友人再次赴考，并二度落榜。
期间，刘大鹏经历了《马关条约》的签订和维新前夕自己那位主导变革的老师被杀等一系列社会震荡事件。然而，这些经历并未使他发生脱胎换骨的精神变革，他只是继续投入到儒家伦理的践行中而已，比如：对父母的孝道，并对此进行了周详的记述。虽然，村人们并不不能像他一样维持一种极高道德水准的生活，但刘大鹏的确因此获得了本村人广泛的尊敬。同时，他的儿子们也在他的意志主导下继续实践着他的儒家理想，即便他们已然理解了新时代的观念。
1901年，维新派有效的成为主导力量，刘大鹏和其他很多人都对此感到惊恐万分。之后，到1905年，科举制也被废除了，这使得他感觉“万念俱灰”，因为对于像他家那样对教育投入甚多的家庭而言这是极为重大的打击。之后的一年，他在私塾的学生失去了对学习的兴趣，他的工作也日趋不稳。至1908年，刘大鹏最终失去了这份教职工作。
虽然，刘大鹏对新体制下的教育方式极为不适应，对于新政体的改革也无法理解，在1909年的时候，他还是被推举为新的省咨议局议员，并在1912年和1913年当选为县议长。一开始，他是拒绝的，之后也一直担心着自己的声誉会因此受损而不断推辞着。在新工作中，他也连续遭遇许多挫折，只能靠着对清室定能复辟的信念维持日常，然而国势与时局却只能令他更加痛心疾首。他坚持到1913年，由于担心卷入贪腐而辞了职，转去晋祠新学堂任教，却因学校欠薪，于1917年二度出山，终于牵涉进官非诉讼，再度请辞。同时，在此期间，刘大鹏还凭借自己的名望，不断地被乡邻友人邀请去做各种纠纷的居中调停人。
然而，居中调停的工作虽增加了个人声誉却并不能使他因此谋利，随着时间的流逝，刘大鹏的个人经济境况也大不如前，却依然在两年之内分别筹办了子女们的四场婚礼。在这样的财务窘境中，刘大鹏终于转向商业，开始经营采煤业，以此谋取生计，并幸运地赶上利润丰厚的发展期。这种好运一直持续到1920年代后期，随着地方经济的衰败而告终。
所幸，刘家总共还有六亩地可耕种，刘大鹏便带着两个没有随父亲外出打工的孙子一起回归农耕的生活。而农业和耕作正好也是新儒学的中心暗喻之一：决心立志像播种，修身养性如栽培。刘大鹏自己也喜欢用除杂草来比喻养心，并视农耕为践行自己信仰的广阔空间。然而，到了1930年代，多年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使得农业经济也终于衰落了。伴随着刘家土地不断被变卖，经济条件也每况愈下，1936年已七十九岁高龄的刘大鹏仍不得不亲身躬耕仅剩的余田，此时的他不由也哀叹起自己在贫苦中的挣扎。更让他忧心的是，当时家中成年的男性子嗣纷纷染上了鸦片的恶瘾，沉沦在幻梦里荒废着年华。
1937年，八十岁的刘大鹏经历了中日战争的最终爆发，并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下度过了晚年最后的时光，于1942年离开了人世。同时，他也留下内容宏富的著述，其中就包括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共两百余册的《退想斋日记》。
回顾他的一生，最为令人嗟叹的是，事实上到了1930年代，他对自幼所学的正统儒学的坚持就已经变成乡邻眼中一种近乎滑稽的表演，只有少数有心人仍然为之肃然起敬。
毕竟，他是与时代脱了节。
当然，刘大鹏也更加无法预料到那之后的几十年间，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又将经历多少狂风暴雨脱胎换骨式的精神巨变。
而当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11年，于英文原版成书十五年后，沈艾娣女士在中文版序中这样写到：我写《梦醒子》并非面向中国的读者。那时我以为，这不是一个中国史家会在著述中大量讨论的故事，而是他们所熟悉的生活背景的一部分。……我所预想的读者是英国和美国大学的本科生。……由于本书被广泛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的课程，很多西方的大学生确已读过此书。我有些惊讶的是，中国的《历史研究》曾发表了一篇本书的书评，同时很多中国学生对本书也很感兴趣。不同于他们的长辈，对于这一代学生而言，刘大鹏日记所描绘的世界已经不是他们生活记忆的一部分。
《梦醒子》读后感(十)：随手校勘十二则
中文版序页2注2：《以奶酪与蛆虫：一个十六世纪磨坊王的宇宙观》，应为《奶酪与蛆虫：一个十六世纪磨坊主的宇宙观》。
页2注5：明恩浦，应为明恩溥。
页6注2：神化，应为神话。
页7注2：Amelung，应为Amelang。【此处英文原版即错，不过后文参考文献是对的】
页10正文倒数行4：三驾飞机，应为三架飞机。
页11正文倒数行1：《“共匪”扰晋纪略》，我们都明白为何会有这个引号，但是下一页注解中两处出现《共匪扰晋纪略》，这种态度太不正确了！
页13注1：葛小佳，应为葛佳渊。
页27注1：The State Nobility，应加“《国家精英》”。【译者前文明确表明凡西文著作已出版有中译的皆注出。当然，罗威廉《救世》等书是本译著之后才出中译的】。
页88注2：沈爱娣，应为沈艾娣。
页89注1：王叶健，应为王业键。
页122注2：Edwards（爱德华兹），应为叶守真。【E. H. Edwards】
页142行7：颇讽刺意味的是，应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或颇为讽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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