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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从小教育的原因吧，我曾经对胡适是没什么好感的。虽然以前他的书一本也不曾仔细读。《尝试集》倒翻过，不过一笑便抛开了，以为正应了书名，小孩子写的玩的东西，尝试而已。散文也看过几篇，也是不文不白，用“童牛角马”四个字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他谈文学偶尔有精辟看法，可是自己的创作就这水平。鲁迅感慨地说，做学问和创作是不相容的，真是深味甘苦之言。
因为专业的关系，有时也要翻看胡适的研究著作，于是才明白，名不可以虚得。他虽然没有如期拿到博士学位，可是以不到三十岁的年纪，能在北京大学教书而瞬间走红，确有其理由在。他隐瞒了刚回国并没有博士学位这一点，常被学者拿出来鞭挞。其实是没必要的，反而现在我对学术界那么看重博士学位觉得奇怪。其实一个人会不会做学问，跟是不是博士毫无关系。
胡适的人品，大概是近三百最好的。他一生无私提携了无数人，为他们提供学习机会，包括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方面的学者。罗尔纲等就不用说了。著名女科学家吴健雄也始终得到他的鼓励和教诲，当她在美国时，胡适写信相劝，说专业之外，应多观览彼帮文物，因为第一流的科学家，多是极渊博的人，这样才能取精用弘，由博返约，日后有大的成功。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科学头脑，这是熟读古籍的先贤无可比拟的。他曾给罗尔纲写过一封信，因为罗在《*》上发表了一篇《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胡适责备他道：“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涛诸人可以随口乱道，他们是旧式文人，可以‘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名利、宋人务名’一类的胡说。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由此可见胡适精密的哲学头脑，确实是开创了崭新的研究方法，前此诸贤，无论书读得怎样多，然而没有胡适这样科学的思维，则也只能甘拜下风。他运用科学的方法董理古代哲学，能令狂妄的傅斯年、顾颉刚心悦诚服，没有两下真本事是不可能的。连国学大师章太炎也只能在肚子里腹诽，这个后生小子大有声势盖过自己的意思。但那有什么办法，你有本事，把古代思想史说得那么清楚给我看看。据我看来，《訄书》中谈哲学的方面，眉目远没有胡适说的那么清晰。
我读他的《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很佩服，当然也有些不同的看法。比如他说汉人开始提到秦统一前的百十年，还没有“战国”的称呼，称的是“六国”，司马迁的《六国年表》即是如此，他的理由是东方人蔑视秦国，所以这样称呼。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秦国最后统一了全国的缘故，因为它的统一功绩，则东方六国根本不足以和秦国齿列。所以《史记》有六国的《世家》，而秦单列《本纪》。又比如他也不免臆断的习气，把《老子》里“天地相合，乃为甘露”认为是后人羼杂的句子，理由是“与《老子》整篇意思不合”，可是战国楚竹简《老子》，抄写年代在前300年左右，里面也有这句。但胡适确实是个有着极冷静头脑的人，他后来写文章跟钱穆、冯友兰辩论《老子》年代的前后，已能首先检讨自己的疏漏。他说，通过文体来判断书的写作现代，是很危险的，他自己是始作俑者，所以先自我谴责。他对钱、冯二人提出的证据一一进行了逻辑上的反驳，指出文体判断没有逻辑依据。但他又同时很谦和地说，如果钱、冯二人能提出确切的证据，他也可以相信《老子》的年代可以推后三百年，至于现有的证据都不足以说明问题。
正是由于他脑中时时有科学的概念，他很少走极端，无论在学术上还是*上。他对学术研究的所谓“正义的火气”是很反感的，认为一旦有“正义的火气”，便会脑袋发热，便不能客观。比如在很多人认为儒学是*的根本，从而要打倒孔家店的时候，他能客观地看待孔子的功绩，认识到国家兴亡的复杂性，委过于一人一家学派的做法是欠冷静的。又比如，很多有名的学者，包括梁启超、钱穆等在内，认为清代考据学的发达是“因为不自由的环境下，不能由人随便说出真心的感情”。他斥之为“妄说”，他通过种种证据理性地判断考据的风气是两宋就开始了的，“并不是近三百年的事。欧阳修的《集古录》、司马光的《通鉴考异》、赵明诚的《金石录》，朱熹、洪适、洪迈，并不必（因为*制度而）‘把情感压下去’，他们是考据学的开山人。因为他们生在学术发达的时代，感觉有辨别是非真伪的必要了，才运用他们稍加训练纪律的常识，用证据来建立某些新发现的事实。这才是考据学的来源”。他的这些理性的观点，时至今天也是不可多得的。尤其是“正义的火气”，在不涉及大是大非的时候滥用，极为恐怖和危险。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他的治学名言，曾一度被政府猛烈批判，可是我认为这是最最理性的治学方法。事实证明，批判这一切的团体、组织和个人已为或行将为历史所抛弃。也因为这样惊人的理性，注定了胡适只能做一个学者，他写不出好诗和好的小说，尽管他被目为新文学的先锋，这点我们不必苛责，先锋是勇猛就行的，临到决战自然有别的后续的力量。更何况，相对于文学，理性的学术态度、科学的头脑，对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族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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