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时代的叩问_直面转型时代的读后感10篇


文摘大全 2020-06-16 12:03:17 文摘大全
[摘要]《直面转型时代》是一本由傅国涌 编著作,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 00元,页数:3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直面转型时代》读后感(一):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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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转型时代的读后感10篇

  《直面转型时代》是一本由傅国涌 编著作,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3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直面转型时代》读后感(一):直面转型时代评论

  直面转型时代评论

  《直面转型时代》的文章节选自《东方》杂志,《东方》创刊于1993年10月,到1996年12停刊,一共出版了19期。其大部分文章如今读来,让人感觉仍富于真知灼见,对当今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仍有很大的指导意义。筹办这本刊物的钟沛璋先生在发刊词中说:“知识分子需要有自己的园地,《东方》杂志希望成为这样的园地,反应我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思考和意愿,与之息息相通。《东方》杂志是一本民间刊物,不代表官方,也不代表某个学派。”,最后一句发表之前勾掉了,不过从书中的多篇文章也能看出,书中的文章从多角度解析社会现状,提出的解决办法也多条路径,大部分文章都很有深度,对当今的社会问题解决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也有观点脱离了当今的社会现状谈改革,我不敢苟同。

  书中的文章主要关注社会、文化的转型,“兼收并蓄地汇集各种批评性和建设行言论”,作者都是从现象出发而不是经典或概念出发,以见识见长。书中文章主要在东方文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讨论文化与意识、市场经济、理想与道德、社会结构与信仰及农民与民间社会的问题等。

  其中有一篇在读本科生的文章给我以很深的印象,《上流社会:拒拆还是营建》。文中写道:上流社会由权利、财富、声望的三角共同支起,这三项指标在精英社会群体身上的有机融合与统一,才形成了上流社会。可能这里说是贵族阶层更合适,我想作者也是本意。上流社会已经具有了心里和文化的底蕴,而上层社会则是权威意识形态下的现实区分,如果知识分子阶层与上层权利集团关系冷淡或者紧张,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卓越者也不能被吸纳入内,那么,权威意识形态获得文化的底蕴将是艰难的,它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很难相处融洽。这种情况在元朝(应该是蒙古殖民中国的一百年)体现的最明显,而即使清朝的满族也在积极汉化,经历了两百多年才灭亡。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权威意识形态就会显得有些矫揉造作和漂浮不定,上层向上流社会转化是无望的。如果知识分子阶层与上层权利集团能够亲密合作,知识分子的卓越人才和合理简介也能将充分地整合自身,并达成意识形态同文化传统的默契,不言而喻,它将容易进展为上流社会,担负起民族和国家发达的责任。但是,当前的中国商人在权贵面前大部分都选择沉默,商人曾成杰被秘密执行死刑后,王石不再选择沉默,这算是看透了中国的规则,当别人的利益受到侵犯时,你不为别人呐喊,但下一个不知会是谁,或许就是自己。而更多的人则选择了沉默,比如商人中的代表:柳传志,在自己的圈内提出在商言商,这是莫谈国事的翻版,自己放弃争取改进的机会,却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也要求别人也放弃,多少有些害怕承担责任的意味,这样发展下去,改革没有推动力,是很难向好的方向发展的。

  文中又写道:持精英循环论者认为新生的经济精英将代替政治精英掌握权柄,而精英再生产论者则认为政治精英将利用政治权利获得经济资源,最终重新稳固为精英。当今中国各阶层已固化,难于打破,是后一种情况。而不打破,只会是流血的改朝换代,如果能和平的打破,则是最理想的情况,这个动力不会来自既得利益的阶层,而是没有利益的阶层的倒逼,尤其要靠知识分子、商人等的努力。

  书中最后一篇文章《晚晴兵魂再造与近代军人意识的觉醒》,作者熊志永在前面引用了李鸿章、谭嗣同、梁启超、冯玉祥等人的文章和言语论述了清朝的衰败与中国对待兵的态度及中国的兵魂有很大的关系。书中写到:“从一定意义上讲,启迪近代军人意识有助于国民意识的觉醒。特别是在亡国危机空前严重,‘兵战’居于突出地位的情况下,选择军人作为社会进步的先导,是后发展国家的一种普遍现象。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的结果表明:‘无兵的文化只属于历史,而不可畅行于近代’。”不论是晚清还是民国,主要矛盾都是同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在这种大环境下强军救国是最直接的想法,而时代在发展,几十年后的现在主要矛盾和发展趋势已变,而一味的引用那个时代的人的思想,强调现在的仍需要铸军魂,觉醒军人意识就不妥当了。虽然改革开放几十年了,但政治制度改革只涉及行政性的改革,制度性的几乎没动,所以,国权仍很强大,挤压着民权,当前的主要矛盾也是国权与民权的矛盾,而加强军队意识会加强军队的实力(从国家层面看,这并非不好),但军队不属于国家,而只属于某个政党时,其首要任务是保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而不是保卫国家,可以说军队就是党卫军,加强军队意识,只会导致民粹主义,导致国家更加的专制与集权,纳粹就是一个例子。在中间部分,作者也引用蓝天蔚、蔡锷、鲁迅的观点:“中国无国民之军,所谓军者,则以警察之目的,奴隶之身份,贱丈夫之资格,三五组织而成。世界各国之养军人也,其目的向外,中国之养军人也,其目的向内”,可以说这些话都很中肯,但作者又说:宣言“中国无军人”,是要说明“中国无国民”;使国人皆有军人资格即是皆有国民资格。可见作者仍没有意识到当前的主要社会的主要问题,既然要建立国民资格,却硬要移植别国军事强国而建立国民社会,不顾国内的现状。走军事强国的路线是相对与当时的国民之精神而言的对策,如今国民精神、社会矛盾已变,仍提倡铸兵魂,建立尚武爱国的军人精神和军人形象可谓起反作用。

  书中的观点比较全面,如果只有一种观点,我们还需自己接触另外的观点,而书中直接提供了两种观点,不过对有些文章,我们要批评的看待,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为今后的历史会走向哪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努力,而进行这种努力的第一步恰恰在于先去想清自己究竟应当和能够做些什么。所以,只要我们不再从思想深处紧抓住这个问题不放,那就意味着我们既逃避了历史所赋的责任,又放弃了创造历史的权利。你站立的地方叫中国,只要心中充满阳光,中国就不会黑暗,从自己做起,做个知行合一的人,做个人格不分裂的人,坚守自己的底线,这样做的人多了,中国的公民社会之路才会好走。

  《直面转型时代》读后感(二):直面我们的时代

  书中所讨论的转型时代,正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对于当时刚刚进入学堂的我来说,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在那个时期去阅读理解这些文字,现在读来,既是在读历史,也是在读我所生活的时代。

  近二十年过去了,许多问题被证实或被证伪,成为了过去时,成为了历史,也有许多问题一直被关注和讨论,仍然具有十分现实的时代意义。

  书中选题广泛,既有对历史的反思,也有对现实的剖析;既有对法律问题的思辨,也有对社会议题的解构;既有对自身客观的解析,也有对西方有保留的借鉴。作者们以一种赋予的社会责任感审视自身,审视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审视当前所处的时代,思考着民族的出路。有争辩也有唱和,没有对错优劣之分,有的只是对我们时代的责任,对社会的担当,对未来的期望和追求。

  在网络快速阅读时代,充斥着大量垃圾文字,我们很难在浩如烟海的文字之中方便快捷地抓住那些震撼人们心灵的有思想深度的东西。《直面转型时代》是可以引起我们对那个时期的回忆,对当前问题进行深思的一本书,值得在你的珍藏书柜上占据一席之地。阅读体验就如同与书中的一些学者、老师进行交流,充满思想火花的碰撞,也激励着我们进行不断的学习与思考。

  “中国向何处去”,现实要自己去把握,历史由人类去创造,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尽管走得十分艰辛,也在不断的进步,走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

  所谓知识分子的痞子化,只是在当前社会以“道”为先向以“利”为先转换时期的自我改造,自我堕落。同样具有“玩世不恭”色彩的犬儒主义多少追求的是精神的自我解放与洒脱,而痞子化只是对内心媚俗的体现,恰恰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精神自由,反过来也助长了整个社会的痞子化倾向。

  在当时刚刚出现的农民工问题,还在讨论出现根源是人多地少的社会问题,还是农村贫困的经济问题这样基础性的问题。仅仅过去十余年,农村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工也成长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人们的关注也转移到农民工权益及下一代等诸多问题,积极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法,进而寻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这体现了社会的进步。

  晚清之败于东西方列强,多被认为缘于武器装备之不济,战略指挥之避战,事实上,仅甲午战争而论,武器并不弱于日本,但仍大败,仅存的几场反击战役也以失败告终,之前,很少见于从一线参战士兵的士气深入分析研究的文章。而兵魂的丧失对战争的影响更是致命的,为国尽“忠”和袍泽之“义”的缺失,进而影响到整个国之魂,使我们看不到同仇敌忾的国民精神,更缺少尚武爱国的军人之魂,又怎么不败。荆轲刺秦,义无反顾,聂政破面为知己者死的无畏精神,如今看来令人血脉贲张的古代忠义之魂自董子独尊一教以降便很难看到。儒教一统,换来了江山稳定,禁锢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尚武精神和勇于牺牲的上古之魂,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

  公正、理想、道德、人文精神,抽象但却基础,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内核,民族的魂,不仅是转型时代,任何时候都应该重视精神文化的建设。在商业利益充斥的时代,更应追求“道”的回归与重塑,不仅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更是每个国人应有的担当。

  《直面转型时代》读后感(三):我在东方期盼东方红

  作为回复法星社网站的赠书《直面转型时代》的书评,我总是提笔又止,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最近一段时间自己混乱的思维。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也在这龙卷风暴的周边观看,这转型的风暴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平静。

  付国涌老师精选了《东方》杂志在1993-1996年刊中的佳作汇编成书。无论是书中王力雄还是秦晖,抑或王小波,在直面转型时代之时都为我们展示出自己领域独特的视角。对罗尔斯颇有研究的何怀宏先生对于经济、法治与道德的探索、对历史有着独特看法的秦晖老师对于公正的研究以及经济专家何清涟女士对于转型中贫富问题的思考,对让我对我年少之时转型中的中国有了更加全面的认知。

  我不善于写书评,偶尔写一下感想还是可以的。当提笔之时,发现自己理屈词穷。理之屈,在于现在转型社会抹不开情网与法网的边界;词之穷,在于读书少,腹中无法气自华。但有些人或事的是非还是可以清清楚楚地分辨,这点足以让自己庆幸。以下则表达个人看法:

  一、转型之殇——是否真的需要民主

  民主制度被公认为现代社会中最佳的治理模式,无论是西欧的英国还是中国一直敌对的美国,参众两院的政治体制基础加之三权分立的制衡方式,都是得民主制度在现有的社会治理模式中鹤立鸡群。民主的核心在公众的广泛政治参与,充分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虽说美英两国的民主制度经过一两百年的演进,已经到至臻至善的地步了,但仍无法保证公民的广泛参与。更不必说中国。

  如果说中国和西方的最大差异在与文化,那么我们可以假定民主也是社会文化或者更确切说是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传统 “三段论”推理来看,我们中国之所以缺少民主是因为缺乏民主文化的传承。法理学中间有对相反的概念——法律移植和法律继承。法律传承在于一国内不同阶段法律文化和内核的继承与发展,而法律移植在于对外国优秀法律文化、精神等的学习和借鉴。按照前述观点,如果中国法律要进步,必须在法律移植和法律继承上面做足文章。而中国缺乏民主的法律文化传统不足以供现代继承,那我们只能进行法律移植来弥补。

  从移植的前景来看,中国理应学习民主的先进文化,而摒弃固步自封的小农思想。庆幸的是,在社会转型中,尤其是孙志刚事件之后,我们看到了民主的曙光。可能这点微乎其微的光芒会让人感到迷茫,但是我们既然走出“洞穴”,有还有谁愿意回头?我们承认钻石实际永恒的,是因为我们的认识具有普世性。或许经过科学论证,或许经过实践检验,世界看到其具有普世性。民主的悖论存在于社会的封闭环境中,这座城堡中的人不愿意看到人性恶,不愿意看到社会需要规范规制,不愿意听他人提起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

  台湾,大陆不能说的殇。龙应台曾今做过一个调查——有多少人支持台海两岸的统一,可是结果没有出乎大多数向往民主人的意料,接近百分之85的人不愿意台海统一。究其原因,却在于政治体制的不相容性。台湾经过70年代“美丽岛事件”、90年的“野百合学生运动”加之李登辉的民主化改革是得台湾地区的民主化程度足以媲美英美。单单这点大陆只能望其项背。

  二、道德的伪善——改革开放的遮羞布

  中国之平等在于机会平等,可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我作为这一成果的受益者却看到的是贫富分化的加剧。自古我中华大地信奉“人之初,性本善”的教条,沉湎于人性的光辉之中。可一我看来,人性的善是人性最小的一面。毕竟人是经过社会规范后才成为的社会中的平常人,人在复杂的社会规范中,保持着自我恶的克制,信守着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即收政府法律等制约)。我们不能把道德的善恶强制性的用法律加以实施,也不能过分放大人性的善恶,保持理性的谦卑去面对人性的善恶。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富有而必须分割其财产去弥补贫穷之人,也不能因为一个人弱小而过分去呵护其无理乞求。美国开征富人税是个很好的例子,但是有多少人可以清清楚楚地告诉自己我应该纳什么税?究竟应该纳多少?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看到了改革的经济成果。但是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中国广大人民应有的收获。如同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在《中国经济制度》一书中的描述:“党领导与指挥了改革行动。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们可以在今天忍受着巨大的艰辛。我不想在这里赞扬中国人,但我没有见过一个民族可以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那样拼搏——而还在笑。”本应分享改革成果的广大中国人民的却被分成为了贫富两个层阶。近十年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地产商人的崛起已经权贵资产阶级的粉墨登场,就算是有民营企业家的异军突起,可还是无法改变社会阶层的日益分化。

  邓小平提出的“先富与后富”的理论是个很好的思路,可是作为常人,他还是无法完整地预测未来。无论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亦或胡温“新政”都无可避免的忽略了人性中恶的基因,先富的人确实富了起来,可是后富的遗难可能会无尽地留给后人。人性中自私、邪恶的根源会利益的考量所唤醒,人内心的贪嗔痴会被细微的行为无尽地放大。即使社会每天都在呼吁道德的回归,却抵挡不住实践地检验。从小被灌输的思想品德会因为社会百态的原形毕露而顷刻崩塌,我们如何去挽救我们自己和社会的未来成为你我中心的疑虑。

  我们需要信仰,担忧找不到信仰。我们相信信仰,却又无往不在失望中怀疑信仰存在的必要价值。当没有人在愿意去相信共同富裕的时候,人们原本建筑的“信仰神坛”将会灰飞烟灭,到时一切又会归于何处?

  三、囚徒困境——沉默的大多数?

  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到了囚徒困境的例子,大致上说的是两个被捕的囚徒之间为了争取个人利益而采取的一种特殊博弈,说明为什么甚至在合作对双方都有利时,保持合作也是困难的。在转型中的社会中,我们看到了王小波描述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渴望自由却又不去争取,他们希望民主却又把民主的希望寄托于他人,他们追求新秩序却又安逸于这旧制度。

  举个形象的例子:转型中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有一个不小的“囚徒困境”,首先放弃帕累托最优解决方案的是王石的万科,可想而知,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它预期到的博弈的纳什均衡,显然是未来困境下的房地产商之间的普遍相互背叛,也就是说,万科在这场“囚徒困境”中,之所以选择首先动手,出卖所有除它之外的房地产商,是因为它预计在这种困境中,如果不尽早出卖所有同伴,自己将面临被出卖的结局,毕竟,这是一个非零和博弈游戏,出卖行为是可以换取非常大的利益的。

  正是这样的原理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到为什么转型时期会有沉默的大多数。有时候不是自愿选择了沉默,而是有人比你更懂得沉默的危害。毕竟只有少数人明白沉默的坏处,看到了沉默的后果,所以他才不会是沉默的大多数。从1992年深交所发行第一支股票以来,多少中国人怀揣着一夜暴富的梦想来到这里,却又大多铩羽而归,进而又渐渐地沉默在了茫茫人海,最终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

  ***访美时说中国梦与美国梦是相通的,这点我不敢苟同。个人认为美国梦是一种相信只要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得更好生活的理想,即人们通过自己的勤奋工作、勇气和决心迈向繁荣,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而中国梦仍旧停留在一夜暴富的美梦——多少中国人在赌博(炒房、囤房等)中追寻着自己的中国梦。中国人好赌确实与农耕文明密不可分,封建时期的商业和金融业不发达,发财的机会相对较少,而相对于明火执仗的抢掠,赌博的危险性要小很多。而且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赌局为贫富人搭建了一个平台——创走了一种平等游戏的幻觉。个人不是极端的右派,也并非对国家充满了失望与无奈。社会治理需要基础建设与相应制度的协调。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我和每个左派和右派一样期盼着东方能够出现东方红。

  作者刘熊擎天,现为西北政法大学学生。

  《直面转型时代》读后感(四):大学之道在何方?

  感谢法星社赠书。用赠书、公益活动、民间讲座等形式承载自由、民主、宪政、人权的信念,在这样的年代坚守着这样一份事业,实属不易。

  自古以来,士人看重“文以载道”,一篇好文章,自有千钧之力,可以成为撬动世界的支点。80年代的理想主义光芒淡去,但依然有人坚信理想不死,著书立说,探寻民族的未来,国家的出路,坦荡直言,条分缕析,读着这些充满时代味道的文字,让已进入新世纪的我们仍感酣畅淋漓。就如读《野火集》一般,许多文章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那些提出的问题,需要我们继续探索、解决。这是一条长路,按唐德刚先生的说法,这是穿越“历史三峡”,转型时期这一命题,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去直面它,也必须直面它。

  文中数十篇文章涉及转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若干话题,作为一名大学生,最有共鸣的还是关于教育类话题。读了杨东平先生的《大学之道:精神重建与制度创新》,想到现今大学生态,也做了一些思考。毋庸讳言,中国大学离世界一流之大学相差甚远,这不仅体现在硬件设施方面,最重要的还是文中所述“大学之道”的迷失。现今我们的大学之中问题重重,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

  一、学术造假、学术腐败问题严重。

  近年来,我国高校学术造假现象比较严重,学术丑闻频频曝光。不少专家学者、研究人员剽窃、抄袭、占有他人研究成果,或者伪造、修改研究数据,在教育领域形成了很不好的风气,产生了很坏的社会影响。这一方面是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社会风气浮躁,人人追求个人利益,为了名誉与利益不择手段,另一方面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考核评价的标准只注重量不注重质,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使得学术腐败盛行,如果不加警惕,教育、学术之风必将不正,中国也不可能培养出真正高端的创新型人才。

  二、教育培养模式单一,学生的个性得不到尊重。

  古时候夫子就提出了应该做到“因材施教”,但在当今教育的过程中,教育培养的模式过于单一化,学生自己感兴趣或擅长的方面常常得不到很好的发展。老师和家长希望孩子将来在社会上能够拥有良好的经济收入,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希望孩子能够成为所谓的“成功人士”,但恰恰忽视了孩子真正喜欢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不能尊重孩子自己的决定,而是自作主张,为孩子规划本应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道路,使得孩子生活的不快乐,不能够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成为和他人一样,“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没有自我鲜活个性的人。“教育培养的模式应该尽量做到多元化,照顾到学生自己的需求和个性的发展。

  三、关注学生是否“成才”,忽视学生是否“成人”。

  有一种说法说:“小学我们学习爱国爱人民,到了大学却要学习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这种说法折射出我国目前教育中存在的一大问题:只教给学生知识,而没有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与社会服务意识。学校通过考试、排名等各种手段营造竞争的氛围,老师、家长“唯分数论”,根据分数高低评价学生。其实在这种高强度的竞争氛围中,培养出来的更多的是学生的“狼性”,而不是“人性”。反观国外的学校,从幼儿园起,老师家长就注重对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进行培养,让学生学会去“爱”,爱别人,爱社会,积极服务公众,服务社会。这也是西方国家社会服务体系完善的重要原因。在我国目前的教育理念中,“才”往往比“德”占据更高的地位,但有才无德的人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当代社会食品安全问题严峻,网络黑客盛行,这些社会问题都与学校家庭忽视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四、教育的功利化倾向严重,理想教育缺失。

  当代社会是一个信仰缺失的社会,人们往往把金钱奉为圭臬,失去了追寻理想与梦想的动力。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大学逐步变为“职业培训所”,许多老师教授的,学生学习的仅仅是一些专业技能知识,目标也仅仅是为了毕业以后能够找到一份稳定优越的工作。大多数老师不注重对学生的理想教育,而只是希望学生能够成为社会上公认的有地位有财富的“成功人士”。北师大教授要求学生40岁前身价要达到4000万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五四运动前后的民国大学生,充满理想与朝气,胸怀天下,心系国计民生,敢为天下先。而反观当代大学生,许多不光没有理想追求,还轻视鄙夷理想主义,认为理想主义是空洞的说教,只关注个人的发展与利益。没有梦想的青年是可悲的,没有梦想的民族是可怕的,教育的功利化倾向不应过重,学校要重视对学生进行理想的教育。

  五、学生只学会知识,没有学会学习的方法,失去对学习的兴趣。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而在当前的学校教育中,老师往往都是只注重知识的单方向传授,而不注重指导学生学会学习,热爱学习。学习的过程应该是终身的,但由于学校教育体系的枯燥无趣,许多学生在学校里并没有真正掌握学习的方法,更多的学习到的是应试的方法,并且渐渐失去了学习的兴趣,离开学校后就不再去主动学习,同时自学能力,自我教育能力不强,只能机械的接受知识。这是极为不成功的教育模式。

  以上列举的仅仅是我国当代大学存在问题的一小部分,其实放到整个教育体系中来看,在教育政策、教育理念、教学内容等方面,我国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国目前的社会现实也不足以为全方面的教育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只能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努力,逐步抓住问题核心解决问题,才能使得我国教育与国外先进的教育相接轨,成为真正的教育大国。这也是转型时代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路漫漫其修远兮”,期待迷失的”大学之道“能够重回校园,我们拭目以待,我国教育也能乘风破浪,穿越历史三峡。

  《直面转型时代》读后感(五):日常生活的思想限度 ——读《直面转型时代》有感

  日常生活的思想限度

  ——读《直面转型时代》有感

  感谢法星社提供机会能够阅读到这本《东方》文选。如果不是这次机会,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不会有什么机会了解到在那个混沌的年代还存在这样一群仰望星空的人,在这本名字带有启蒙时代色彩的刊物上发出了许多在今天看来也足够尖锐的声音。虽然在任何时代都不乏勉力思考的人物,但能在变幻莫测的政治环境下探讨有关文化、公平、人文精神、革命、民粹主义这些关涉意识形态的敏感话题,九零年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担当和勇气已经将自己纳入到了那些值得我们记忆并为时代所书写的那些人物之中。同时不得不提的是,同样要感谢丁关根部长,《东方》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存活三年之久更是一个奇迹。这样的刊物在今日的刘刘治下是无论如何不能想见的。所以,那个年代在某些方面与今日相比,或许是个更自由的年代。

  更多的溢美之词并不会增加《东方》的价值和思想者们的荣耀,在这座丰碑之上寻找到一些局限会更加体现出我们这一代人在阅读了这部《东方》文选的思想价值。坦白地讲,我已经近一年没有阅读过论述形而上问题的著作了,上一次阅读是在12年的7月,为了写论文而粗略阅读了密尔的《功利主义》。我想在我的昔日同窗和现在同事之中,诸如道路、主义、道德、文化、使命、革命、人文与这一类命题有关的文字,他们大多比我还没有兴趣,至多有些被周围人视为愣头青的人物会在喝了几瓶勇闯天涯品评完班级女生之后探讨一点“主义”和“民族”的问题,最终的结论都逃不出中国人的劣根性和土共的混蛋。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对任何与意识形态的有关的话题有一丁点兴趣。或许您会说,那你们这代青年人还是与尤西林的学生一样,向实用主义妥协了。这一有关“实用主义”和“宏大命题”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与那个年代的思想者们最大的代沟。

  主义该不该谈?当然该谈,而且必须谈。但主义应该建立在充分的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成果之上。为什么今天的学子们都对这种宏大命题没有兴趣?并不是这些命题本身无意义,而是九零年代知识分子在论述这些问题时所用的方法过于潇洒而难以让人信服。比如《东方》的文章规范问题,《东方》所刊载的文章是典型的学术论文,而不是随随便便的新闻评论。这些文章所提出的观点又是那么尖锐让我们耳目一新,这种“新锐”更需要严谨的论证来加以支持。但是遗憾的是,在《东方》的文章中并没有遵循基本的学术规范,即使连引注都没有。比如何清涟的文章中写道——“了解中国国情的研究者都知道这样的事实”。我想这种预设的条件如果没有确凿的论据来支撑是很容易引起阅读者的抵触情绪的,而这样的语言在《东方》所刊载的文章中是普遍存在的。贺卫方教授在《比较法研究》工作之时大力提倡引注使用的规范,认为是学术进步的基本问题,我是深表认同的。像《东方》拥有如此响亮名字的刊物,能够刊载九十年代影响力最大的一批知识分子的思想精华,探讨着肩负开启民智、引领思潮的宏大命题,这种学术不规范给了我很大“吹牛皮”的印象,这也是今天所谓“公知”为社会所批判的最大问题。即使条件不足,那我想少刊载几篇文章给引注留下位置,会更加取信于民。

  由引注这个问题能够推知今日的学子们究竟关心什么问题。九零年代需要振聋发聩的声音来突破思想的压抑,但这种尖锐总不该是生活和思想的常态。到了今天,如何将这些宏大命题落实到解决具体问题上,是更为现实的问题。今日的学子们也更关心这样的问题。比如作为法学院的学生,我们不再会像苏格拉底那样去辩论公正问题了,我们更关心如何来理解、适用和设计一项具体的法律制度,更关心如何用恰当的法律解释来处理一个具体的案件。在这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公平之所在,正义之所踪,当公平正义失衡之时,我们才会去批评。这与九零年代学子们所遇到的生存问题截然不同,我们这一代已经学会了在解决生存问题的过程中,来实现理想和实践道德。因为生存问题本身就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因为我们的生存就是有赖于每一个判决的书写、每一项侦查的完结、每一个公文的拟就和每一个法律意见书的论证。

  所以,我们推崇乃至崇拜王小波,但那更多的是一个文化符号,是一种精神,是与切•格瓦拉一样的图腾。但王小波的文章或许已与学习和工作没有丝毫关联,日常生活中我们更需要对具体问题的指引,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方流芳教授更甚于李慎之先生。

  《直面转型时代》读后感(六):《直面转型时代》读后感

  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是一个不能不回答的问题。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的时代,是千古未有之变局。我们现在正处于后极权时代到威权时代的转型时期。我的原因有三个。

  从农业国到工业国

  第一,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国已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国。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百分之五十(本数据为官方数据可能有水分,有人说真实城镇化率应该是百分之三十七),农民已经不再是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口。在未来十年至二十年,只要中国的经济继续增长,那城市化的进程就不会停止,并且新一届政府为了扩大内需,正在大力推进城镇化,所以未来的十年,城镇化率的增长应该还会持续一个较高的势头。农民数量的减少,市民数量的增多并超过农民的数量,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当经济基础发生改变时上层建筑也会发生改变,农业社会相对与工业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形态,在农业社会里生活能接触到的信息较少,人们的文化素质较低,当农业人口转变为工业人口, 新的生活方式会带来更加丰富的信息,民众的文化素质会相应地提高,对于民主法治的诉求也会增加,这些诉求将是中国走向民主化的源动力。

  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

  第二,现代科技将是中国转型的催化剂。2013年中国的网民数量已达到五亿之多,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强,2009年新浪微博出现,到现在用户已达到四亿之多,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越来越普及。信息技术的发展是中国许多地区直接进入了信息社会,现代科技使得人们可以用最简便的方式获取海量的信息。互联网打破了极权时代政府对信息的绝对垄断,人们可以通过翻墙看到网络时代以前永远也无法看到的信息,信息的相对自由对启蒙民众具有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对青年人的启蒙。因为青年人是接触网络最早的一代,是新科技的最先应用者,他们最先成为这个信息时代的受益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组织方式,降低了组织成本。通过网络我们可以组成读书会,可以建立互联网虚拟大学,可以用网络组织起来维权。

  公民社会的建立与完善

  第三,公民社会的建立与完善是和平转型有了可能,公民社会可以提高人们的公共理性,使人们以一种更加和平的方式推动社会的变革。虽然中国的公民社会的建设还刚刚起步,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公民社会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力,在未来十年至二十年之内,公民社会会更加发达,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意识会提高,参与机会也不断增多。公民的公共理性会得以培养。当公民社会的底盘稳定之后,这个社会在转型的过程中就不会发生太大的动荡,甚至可以说建立公民社会也是社会转型的一部分,甚至是最主要的部分。中国人不能一直这样一盘散沙下去,学会组织起来才有对抗强权的可能。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观念的改变,最终为人们组织起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起来才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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