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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先生》是一本由[危地马拉]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4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总统先生》读后感(一)：沉默的羔羊 by：莫娅妮
我打开了门，可它们却不动，
只是困惑的站在那，它们不想跑。
——《沉默的羔羊》
1917年，一场地震毁掉了年轻的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故乡——危地马拉城。天灾令人动容，但其中凸显出来的人祸——危地马拉独裁政府在灾祸面前显现出的不公与冷酷——更令当时年仅十八岁的阿斯图里亚斯怒不可遏，他由此萌生了创作一篇短篇小说的念头，这个念头逐渐酝酿、完善，最终扩展成了这位魔幻现实主义大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总统先生》。这部小说以危地马拉总统马努埃尔·埃斯特拉达·卡布雷拉为原型，刻画了一位神一般无所不在的独裁者形象，以总统心腹松连特上校被杀一案为导火索所引发的一系列情节为中心事件，折射出在令人无法喘息的独裁高压统治下人民的生活状态。小说成书于1933年，却屈于现实的独裁形势而沉寂13年，到1946年才得以出版，一经面世，便成为了拉美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在作品问世七、八十年后的今天，《总统先生》一书在拉美文学史上的先驱地位已毋庸赘言。在这部小说中，阿斯图里亚斯融入了多种文学元素：比如，作家在叙事中灵活地融入取材于印第安土著神话传说的魔幻元素，开启了一种被后世称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比如，作家在小说中大胆“拿来”多种欧美现代派表现手段，延伸现实的界限，打破线性叙事时间；又比如，这部作品中继承了一些西班牙传统小说的特点（无所不知的第三人称叙事角度和在小说尾声中的几句唱词就令人不由想起西班牙黄金世纪文学作品）。这种承前启后的文学风格以及兼容并蓄的创新手法被后来的拉美文学“爆炸”时期的小说家们奉为圭臬，其中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更是得以发扬光大，开启了一段百花齐放的文学盛世。而《总统先生》关注作家祖国本土现实，直击本国独裁统治的黑暗与残酷，其犀利的批判态度和聚焦现实的目光亦成为后世拉美作家共同的关注焦点和一致的写作基调。
随便翻开一部有关拉美文学史的书籍，《总统先生》的这些特点都已成为其中不得不说的入门知识，也不需笔者再多加赘言。这次，有幸为这部小说撰写书评，笔者作为普通读者，仅讲一讲重读这部经典的几点感受。
重读《总统先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另一部描写极权统治下生活状态的小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1984》。虽然远隔重洋，虽然社会背景迥异，虽然实际写作时间相隔十数年，而且一个描述的是正在目睹的现实社会，一个幻想的是数十载以后的幻想世界，这两部小说仍然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两部小说都描绘出了一个以恐惧为统治武器的极权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站在金字塔最顶端的是神一般的独裁者：他极少露面——在《总统先生》中，总统先生仅出现过五次，在《1984》中，“老大哥”压根儿就没现过真身——却又仿佛无处不在，利用他强大的监控系统将统治的触须伸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在《总统先生》中运用的是比较“原始”的人盯人告密系统，在《1984》中则是科幻味十足的思想警察与电幕相结合的监控机制；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仍处于混沌、愚昧状态的民众：在《总统先生》中，广大民众盲目崇拜总统到了近似宗教信仰的地步，而在《1984》中，普通英社党员对“老大哥”的崇拜疯狂程度不遑多让，而“无产阶级”对于自身受压迫的状态，不仅是逆来顺受，简直是无知无觉；在社会的顶端与底层之间则是一小部分统治集团内部的人：《总统先生》中的总统心腹们与《1984》中的英社党员们不管是否看清了统治的本身，都选择蒙昧良心，助纣为虐，间中或有良知觉醒之人，如《总统先生》中的米盖尔·卡拉·德·安赫尔与《1984》中的温斯顿，一旦被体制察觉，立刻便遭到了毁灭。
远隔重洋的两位作家不仅描绘的极权社会图景有许多相似，两者对于极权统治以何为根基、民众的愚昧与有知者的恐惧因何而生也有殊途同归的理解：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突出了话语对于人性的影响、对于现实的反作用。
在《1984》的世界里，“英社”以矫正为名篡改历史，以规范为(博客,微博)名扼杀语言，以忠诚为名磨灭人性，恍若科幻的未来幻想小说更像是一则关于现实的悲凉寓言。而在《总统先生》中，高声的谎言与沉默的真相往往同台相拼，上演一幕幕仿佛出自西班牙黄金世纪剧作家洛卜·德·维加之手的闹剧，夸张而荒诞，极具戏剧冲突。
在《总统先生》中，通过相对传统的纯然的情节推动，我们可以看到，话语一旦扭曲为谎言而为虎作伥，将具有多大的破坏力：军警系统“奉上头命令”屈打成招，平民百姓用无中生有的告密来求得自保、进而高升，独裁者用精心编织的谎言来逼死政敌与异己；通过在当时还算是拉美文坛一大创新的多线索叙事和碎片式情节等手法所形成的强烈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在极权独裁统治下，能够宣诸于口的或是戕害人性的恶毒谎言或是愚昧无知的人云亦云，真情之言全都被压抑心中，沉于默然之中；通过拟人、比喻，沉默恍若化身妖魔，潜入暗夜，伺机而动，伤人于无形；通过大段的心理描写和内心独白，我们可以看到，受迫害者压抑的心情无处宣泄，只能尽数沦为梦呓、谵妄，或是消弭于地牢无尽黑暗之中，永不见天日；通过作者频频化身书中人物代而言之甚或直接为唤起民众而振臂呐喊，我们更可以看到小说的虚构世界中分明透出的社会、政治意义，也可以看到作者希冀通过小说创作这一种纯然依赖于话语而生的艺术形式来影响社会、改变世界的文学理想。
在阿斯图里亚斯用炫目的文学技巧和动人的故事情节为我们描绘的这场谎言与真相的大战中，真相屡战屡败，甚至常常是屈于恐惧，不战而败，令人为之扼腕。然而，作者认为真理的战败还不足以表达极权统治下社会的黑暗与麻木，因此，我们到了小说的结尾处赫然发现就连书中作为中心事件来描述的这一场谎言与真相之间的大战也似乎是谎言连篇、诡计多端的独裁者一手炮制，只为暗度陈仓、铲除异己；我们更可以看到，小说中的民众虽然时时刻刻生活在压抑、恐惧的气氛当中，却丝毫没有觉醒、反抗意识，反倒一味地将压迫者奉为神灵，这其中或许有屈于恐惧的不得已而为之，但更多的是出于愚昧的盲目崇拜，对错真假在这里已不再重要，因为被蒙蔽的民众没有分辨的能力和意图，真理在这里岂止战败，简直已无存在的必要，失去了苟活的可能。《总统先生》中的芸芸众生已被谎言“调教”得十分顺服、乖巧，即使独裁者已然垮台、入狱，这种盲从依然存在，他们只会将信将疑：“不，他不是埃斯特拉达。真正的埃斯特拉达逃走了，这不过是个可怜老人。神奇的人是囚禁不住的”；即使除下肩头的沉重枷锁，放其自由，他们也只会“困惑的站在那”，不动也不跑，仿佛他们不是一个个有自由意志的人类，而是一头头待宰的羔羊。
屈于压迫和暴力的沉默并不能夺走民众的自由精神，假以时日，反倒可能是激励人奋起反抗的一剂强心针；出于愚昧和麻木的默认才是谋杀人性的大杀器。在独裁社会中出生、成长的阿斯图里亚斯对这一点看得十分透彻，因此，他在自己的小说中并没有将独裁的根源单纯地归结于暴力军政统治或是外国势力介入，而是准确地选取人类思想自由的最直接体现——话语——作为暴政根源的切入点，赤裸裸地揭示出“沉默使人恐惧”这个显而易见却无人言及的现实。拉美由于自身独特的历史、社会原因，各国都曾经历过或长或短的独裁统治时期，因此，独裁小说（或称反独裁小说）成为拉美文学中自成一派的类型，从首开此类型先河的阿根廷作家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的《法孔多》（1845年）而始，到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乌拉圭作家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的《我，至高无上者》（1974年）、秘鲁-西班牙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酒吧长谈》（1969年）和《公羊的节日》（2000年）、哥伦比亚作家加布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酋长的没落》（1975年），等等，这个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屡有杰作。我认为，无论是创作手法还是故事情节，创作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总统先生》在当时都有巨大创新，然而，放到今天来看，并非不可超越，真正让这部作品有别于其他同类作品、保持长久的艺术魅力的，正是作者这一份对独裁社会现实根基的深刻理解和将之诉诸笔端的独到匠心。
作者：莫娅妮
经济观察报 2014年01月03日
《总统先生》读后感(二)：魔幻、灌肠器与总统先生
黄夏/文
随着加西亚•马尔克斯于2014年4月17日离世，“拉美文学爆炸”四位主将如今只剩一个垂垂老矣的巴尔加斯•略萨。抚今追昔，我们大约可以对20世纪拉美文学，特别是“魔幻现实主义”，作一番总结陈词，或说回溯也罢。其实“魔幻现实”这个东西，并非始自最具代表性的四大将，而是更早的两位拓荒人：一位是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还有一位是危地马拉作家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鲁尔福因其模糊生死界域的《佩德罗•巴拉莫》而一直为人津津乐道，相形之下，阿斯图里亚斯似乎就不那么石破天惊了。人们谈起他，就好像谈20世纪初的陈迹，顶多认为他继承了超现实主义的衣钵，而超现实主义本身，早已被更多五花八门的“后现代”所超越。
且不管这些，我们先从头说起。作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先行者，阿斯图里亚斯有两部作品为该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调：《总统先生》（1946）通过塑造一个具高度抽象性的独裁者形象揭示了拉美专制制度的罪恶和人民大众的疾苦；《玉米人》（1949）则广泛吸收印第安神话，大量使用极具地方特色的民族语言，刻画了一幅从山区、乡村到集镇、都市的亦真亦幻的印第安风俗画卷。后来的拉美作家或多或少循着这两条路子进行创作，阿斯图里亚斯也是他们中最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7）的小说家。
具体到《总统先生》，阿斯图里亚斯身处一个有着悠久独裁传统的大陆，却写出了这样一部从标题就足以道明一切而非遮遮掩掩的反独裁小说，不能不说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勇气和决心。这部小说充满了各种政治暗算和阴谋，其中的心理角力和政治博弈皆堪称精彩绝伦。小说故事情节大致如下：“总统先生”将某政治谋杀案嫁祸政敌卡纳莱斯将军，指示心腹安赫尔策划将军畏罪潜逃的事实，并乘机将之当场击毙。安赫尔通过劫持将军的女儿卡米拉实施计划，不料肩负谋杀任务的宪兵自管打劫，以至放跑了将军。安赫尔爱上卡米拉，“总统先生”遂在报纸上刊发主持两人婚礼的虚假新闻，气死了预备起义的将军，后又逮捕心腹，设局让其死于心碎，卡米拉则抑郁终老。
阿斯图里亚斯1923年因政治原因流亡欧洲，彼时欧洲超现实主义运动方兴未艾。对欧洲文艺抱有极大兴趣的阿斯图里亚斯，自然不会不受其影响，这也是阿斯图里亚斯一直被认为与超现实主义有着直接承继关系的一大原因。但事实上，阿斯图里亚斯对脱离具体情境的超现实主义并不全然照搬，而是有所改良，使之接上拉美这片土壤的地气。具体说来，他放弃了超现实主义着重从人的本能、潜意识和梦的经验来描摹客观世界，转而集中捕捉人在特定条件下，比如危急、恐惧、彷徨、忧郁、焦虑……时的心理活动，将之投影于外物，通过外物施之视觉、听觉、感觉上的变形，反映人心在扭曲的现实之下的变形。由这种手法，阿斯图里亚斯将读者置于故事之中，让我们亲身体验，什么叫政治恐怖。
比如他写兵营里的号声，听来仿佛“部落面临危险，或者中世纪城市被围困时发出的不祥信号”；写黎明小贩叫卖“面包！面包！”，被自感大祸临头的人听成“嘭嘭！嘭嘭！”的捶门声；写屋外的人没有听到应门，暗忖“准是住在屋子里的人都是死人”；写将军涉水逃亡，眼瞅着水面尽是“绿色的麻脸、闪光的眼睛和白色的牙齿”；写乞丐躲避追缉，惊闻风吹树林“发出秃鹫般的叫声”；写遭恐吓的医生藏身衣橱，一件件长大衣幻化为“一具具保存在防腐剂里的吊死鬼尸体”……
这种类似3D体验式的超现实魔幻，迥异于后来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使用的手法。马尔克斯曾言，欲使不可信之事变得可信，不妨在叙事口吻上采用一种不动声色的“木头脸”方式，并配以新闻精确式的写法，比如，“一群大象在天上飞”，几乎所有人都不会相信，但如果说“四百二十五头大象在天上飞”，效果显然要好得多。（《巴黎评论•作家访谈》）阿斯图里亚斯则反其道而行之，不采新闻式的精确，而专务心理（或个体或群像）的暧昧、隐蔽与幽微，通过点染和放大，迂曲但又无限接近于“真”，文学的“真”，和更重要的，现实的“真”。
“魔由心生”的渊源扎根于现实，《总统先生》中，这样的现实就表现为一个长期受到监控的压抑社会。“总统先生”仿佛《1984》中的“老大哥”，面目含糊，无名无姓，又无所不在，其耳目遍布天下，不止在政敌家安插卧底，连心腹都不放过，甚至对卧底设置反卧底，处处都有“负责监视主人和贴身女仆的厨娘，和负责监视主人和厨娘的贴身女仆”。教堂里听忏悔的神父、床垫商店的老板娘、隔壁的邻居、朋友的老婆、茶馆的侍者、妓院的老鸨……这些看似人畜无害的打酱油角色，在叙述进程中时不时地发酵，作者嵌入的某些不相关的楔子，也在不知不觉中起着关键作用，故事的玄机味浓得简直化不开。因而，读者常常像书中人一样，陷入一种既混乱又抓狂的心理状态，想要读出（听出、嗅出……）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感官由此被生生被放大了若干倍。而伴随着朝不保夕的人身和伦理危机，对安全的渴求自然使人信仰各种谣言、迷信和匿名信。读者自可领会，“魔幻”并非凌空蹈虚，而是有其成长的土壤存焉。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表现政治恐怖的悲剧小说，完全是以喜剧的方式呈现的。我们可以借用小说中的一个木偶戏班子，来说明这种奇特的写法。这个木偶戏班主，为了让木偶们在表演悲剧时逼真一点，就在木偶身上安装灌肠器，孰料一脸滑稽的木偶泪如雨下显得更滑稽了。悲剧变喜剧，关键点在于如英国女作家安吉拉•卡特所说的“喜剧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悲剧”的那种换位性，《总统先生》中充当“灌肠器”这种换位性的情节，可谓比比皆是。监狱将女囚卖给妓院是为了搞创收；最高法院院长鼓吹公款消费“有助于刺激国家经济”；总统亲信道破当政者为何喜欢公民犯罪：“犯过罪的人最能俯首帖耳地效忠政府”；军法官推销自身存在的必然性：“为了告诉像你这样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被捕的人想要知道的事情”……这种荒诞性，把政治和司法腐败揭示得淋漓尽致，让人绝望得委实倒吸一口冷气；但同时，也十足撩拨起人们的谐谑神经——只要尚存一丝嘲笑，就说明人们没有被绝望击败，没有心如死灰或者安之若素到麻木不仁，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存身的社会，毕竟还有救。
这本小说的人物描写大多是漫画式的，初读我们可能会觉得脸谱化，似乎除了良心觉醒的安赫尔，其他人都是一根筋似的非善即恶，但深入阅读下去则未必如此。卡米拉敲遍亲戚家的大门而无人应声，固然出自后者的卑鄙势利，也有其顾念一身一家的忧虑；罗达斯和法尔范出卖了曾保护他们的安赫尔，他们实在是有把柄落在“总统先生”手中；即使“总统先生”这个非人格的存在，也是从穷苦人家一路打拼过来，发誓推翻压迫阶级结果却成了这个阶级最忠实的捍卫者，其历程也有许多难为人言的隐衷……人性与专制的搏弈贯穿整本小说始终，其不彰乃至落败，似可从“总统先生”的蜕变上找到答案。一言以蔽之，“总统先生”只是身不由己的一枚棋子。作者这种谴责中所隐含的同情，使本书别具一种宏阔的深度，不由得让我们把目光从“总统先生”身上引开，看到其背后更为复杂幽邃的东西。
《总统先生》读后感(三)：一点儿个人意见
作为一个挂靠在中文系的非专业文学本科生，刚刚接触了那么一点点外国文学，要写出点儿像样的批评不太容易，更何况前面几篇已经把该写的能写的都写得差不多了，只能凑活着把我的一点儿不知道对错的小发现写下来作为补充。
阿斯图里亚斯，据前面一篇批评讲是一个在中国不太热的拉美文学大家，个人觉得其实这人还算挺有名的，至少我这种在读拉美文学史之前对拉美文学孤陋寡闻到只知道头顶金光闪闪的那几位如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略萨、富恩特斯、科萨塔尔的门外汉都算是经常的见到他的名字出现在某个网页上，也看到不算少的人在豆瓣上推荐或标注《玉米人》《总统先生》。作为拉美文学大”爆炸“的开创的一代，阿里斯图亚斯的作品还是大大的迈进了一步的，其重要性和影响力也是不容小觑。
《总统先生》是一部政治寓言式的小说，但相比奥威尔来说这部小说的文学性和故事性却更强一点，当然与《百年孤独》的史诗一样宏大繁复的内容和复杂混乱的结构相比，这部小说可以说是简单明了了。虽然如其他评论和我的教科书上所说小说并没有完全按照顺叙的方法，但在构成故事的比较长的几条线中，每条线还都是按时间顺序自然地展开，而且线索之间并没有很密切的纠缠影响，故事本身有比较简单，所以也没有运用人名重复等故意混淆模糊时间的小手段，所以小说读下来是比较顺畅愉快的，不会给人《百年孤独》那样眼花缭乱的感觉。
就个人感受来说，将《总统先生》市委魔幻先后四注意似乎有些不合适，就整个故事来看，在故事的现实层面，其实并没有多少什么魔幻的因素，与百年孤独中各种神秘的事件与现实完全混为一体的魔幻世界相比，《总统先生》中的魔幻因素仅仅表现为奇异的梦境、主观的时间感受和人物的主观心理产生的幻觉，少量的几个现实中的比较奇异的场景如傻子佩莱莱死时周围的自然事物突然活了过来、卡拉·德·安赫尔最后一次见到总统时的盛大的祭祀场景，也无法确定是不是人物的心理幻景，而像《百年孤独》中那样明确的在现实中发生的神秘魔幻事件如雷梅德斯抓着白床单飞走（现在看来也不怎么魔幻，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风筝而已）、何塞·阿卡蒂奥中弹后血液流到乌苏拉的厨房并带她找到阿卡蒂奥、猪尾巴儿子等在《总统先生》中却没有看到，唯一比较奇异的如佩莱莱被兀鹫啄伤，这也只能认为是拉美的奇异风情，与魔幻却不太相干。
另外，文中也可见浪漫主义的一点儿影响，欧洲的浪漫主义对拉美文学产生过十分显著的影响，这些影响在《总统先生》中还有一些痕迹，最明显的就是卡米拉这个人物，作为一个无忧无虑长大的贵族少女，她天真、幼稚、善良、美丽、胆小，动不动就晕倒，吃了几次闭门羹差点伤心而死，简直就是欧洲浪漫主义小说中纯情的贵族少女的翻版，不，应该说是拉丁美洲的感伤浪漫主义的余韵，而她作为真善美的象征，作为救赎罪人卡拉·德·安赫尔的圣母的光辉，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中的索尼娅相似，柔弱无知的美丽少女作为美与善的象征似乎在欧洲以及受欧洲影响的拉美由来已久，并且余响不绝，如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雷梅德斯，当然雷梅德斯已经是其变种，其在纯洁的美丽中渗入了一丝高傲的女王范儿，然而至少世俗中无论美丽的花花世界还是新奇的知识见闻都与她无缘，只是凭借天性中的美与善照耀世间这种极度装逼的气质还是十分相似。
作为文章题目和给故事背景提供恐怖气氛的人物总统先生，已经被前面的文章分析了个透，这里只是略提一笔，总统先生贯穿全篇的除了他的狡诈、阴险、残暴、虚伪等等负面气质以外，还隐约流露出一种孤独，这种伴随着至高权力的孤独从他对松连特之死的耿耿于怀和对安赫尔的“背叛”的极度痛恨和残忍而高明的报复手段中可见一斑，
如果仅仅作为两条忠狗，松连特上校与安赫尔亲信生前死后的价值都已经被总统压榨殆尽，即使要惩罚背叛，对安赫尔也可以像对佩莱莱一样枪决了事，然而总统先生却煞费苦心的找借口把他骗到边境与卡米拉分离，在对其监禁，肆意侮辱，并且最后找人假扮狱友告诉他“卡米拉的变心”，让其在最痛苦、绝望、不甘的心境中死去，这种人情练达的惩罚手段已经超出了一个独裁者（哪怕是一个残暴的独裁者）的能力范围，我想这该是一个孤独的站在权力巅峰的人面对最后的亲信的背叛内心的痛苦造成的疯狂反噬吧，有恨，也有怨。不知道作者原意中有这层考虑还是我的过度阐释，不过另一个方面，总统先生对自己贫苦的童年的回忆除了反讽效果外，大概也是想把总统先生这个面目模糊的象征符号拉下神坛，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人吧。多年以后，马尔克斯将这种孤独明显的表现在他的作品《酋长的没落》中时，脑海中有没有闪过总统先生的黑色的身影？
虽然对魔幻手法的运用上，阿斯图里亚斯没有马尔克斯那么融贯，但在反讽手法的使用上，他实在可称得上高明。不管是很明显的人们对总统先生表面崇敬，内心惧怕的却不敢反抗的矛盾心态，还是律师遗孀求告无门绝望而归却收到无数匿名的赞扬信，亦或者最明显的对总统大肆溜须拍马的节日献词，都具有很强却很自然的讽刺效果。而有些讽刺效果却在有意无意之间，更见其妙，例如卡拉·德·安赫尔几乎每次在总统势力一方出场，都会伴随着一句恶毒的评价：“他向魔王撒旦一样，外貌英俊，内心险恶”。然而通篇看下来，安赫尔却是恶势力里面作恶最少，良心剩得最多的一个人，这就从一个奇异的对比中更加讽刺的表现出总统先生、军法官等人的残暴恶毒。
整体来看，《总统先生》弥漫着一种恐怖而绝望的气氛，这种气氛主要是通过底层毫无反抗的麻木意识体现出来的，而那个喊出“干革命”的大学生，那些没有穿上道袍的囚犯，试着绝望气氛中微弱的希望，是与致力于抹掉民众的反抗痕迹（天主堂门廊）、大力塑造太平盛世假象的总统先生对抗的力量。
总的来说，作为一部开创文学时代的代表作品，《总统先生》还是很值得一读的。
《总统先生》读后感(四)：“考迪罗”的漫画 文/许志强
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的名作《总统先生》是一部反独裁小说，以辛辣的笔触刻画独裁总统形象，入木三分，令人难忘。
书中描写的总统，喝得醉醺醺，“一面放声大笑，一面继续追捕那只飞来飞去的苍蝇”“衬衣的下襟从裤腰里滑了出来，裤子前面的扣子松了开来，皮鞋带也散了，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流，向外鼓出的白眼珠变成了蛋黄色”……这个流着涎水、白痴一样的漫画人物，犹如神秘莫测的丛林巫师和法力无边的嗜血恶魔，牢牢掌控他的国家。
草根出身的总统，邋里邋遢，喜怒无常，却是比谁都精明。他抱着亲信痛哭流涕，吐了人家一身酒汁秽物，心里早已定下计谋，要把亲信打入死牢。
话说总统的一名得力干将恣意行凶，被街头乞丐杀死。总统闻知，大为震怒，可他发现这是铲除异己的良机，将罪名安到政敌头上。他下令杀死乞丐，编造口供，将一名学者和一位老将军打成谋杀主犯。学者锒铛入狱，被判处死刑，而将军一时难以加害，总统便心生妙计，让亲信和将军接触，诱使后者逃跑，只要逃跑便可安上罪名，趁机加害。将军逃到边境，组织起义。将军的女儿来不及逃走，被抄了家，忧苦生病。总统的亲信爱上了她，和她结婚。总统心怀叵测，将结婚的消息登报，气死了将军。总统又设下圈套，让亲信出使美国，途中使用掉包计，派人接替他，将他投入死牢，并告诉他，将军的女儿做了总统情妇。亲信万念俱灰，死在牢里。其实，将军的女儿到处寻找失踪的丈夫，万般无奈，便带着孩子最终移居乡下。
这是《总统先生》讲述的故事。故事里的独裁者形象，残暴狡诈，狂妄自大，乃是拉美政治文化的一宗特产。西班牙语“考迪罗”（caudillo），意为“领袖”“独裁者”，就是指他这种人。小说虽以漫画笔调描绘，却并未失之夸张。“总统先生”玩弄权术于股掌之间，像他喜欢捕捉苍蝇，用的是集权政治的两大杀手锏，一是无孔不入的秘密监视，二是无恶不作的军法审讯。他用前者布下大网，严加控制，包括身边的助手和亲信；用后者建立恐怖政治，镇压异己。
小说描写老将军逃到边境组织起义，尚未出师身先死，这样处理是对的。写有情人终成眷属，没有写成大团圆结局，这也是对的。让读者看到正义如何战胜邪恶，固然松一口气，皆大欢喜，却会让小说沦为轻巧的漫画。《总统先生》是一部反独裁小说，其真正的力量是在于揭示“政治乞丐”的面貌，揭示权力的毒瘤和罪恶的渊薮，揭示赤贫者的无赖和仇恨，揭示拉美社会普遍的荒芜和劫难。
拉美文学于二十世纪中叶走向世界，贡献出一批颇富特色的作品，其中描写本土独裁者的小说非常引人注目，除了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还有罗亚·巴斯托斯的《我，至高无上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长的没落》、巴尔加斯·略萨的《公羊的节日》等。这些小说将笔触伸向国家高层权力内幕，予以大胆的揭露和鞭挞，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还没有哪个地区的文学像拉美文学，涌现这么多描写独裁者的小说，不但规模大，艺术上也足可重视，几乎每部作品都有新颖的结构和复杂的隐喻，读来委实令人惊叹。
《总统先生》出版于1946年，属于拉美反独裁小说的先驱。木心《文学回忆录》讲到这部作品，说是“有点雨果，有点巴尔扎克，有血性，有生命力”。小说跌宕多姿的叙述，确也含有史诗气概。该篇情节曲折，语言丰富；描写幻觉心理，融入魔幻的元素，构成拉美创作的独特语法。
小说第三十七章“托依尔舞”，写那位即将大祸临头的亲信，在总统的庭院恍然瞥见：篝火燃起，鼓声咚咚，负鼠和小矮人乱蹦乱跳，大神托依尔“驾驭着一条由鸽子乳汁汇成的河流，飘然降临”，要求用活人做祭祀，并满意地说道：“……现在我可以把我的统治建立在人捕猎人的基础之上了。从此就不会有真正的死和真正的生了。大家都为我高举希卡拉酒罐畅饮狂舞吧！”
人们也在街头高呼：“总统先生”是人民的守护神，是众生之父，是祖国的救星，呼风唤雨，无所不能；“总统先生”是宇宙之父，自然之母，是美洲的心脏，是绝无仅有的超人和完人；总之，“总统先生”等同于时间、空间和生生死死的一切……
语言、神话、民俗和历史织成奇诡的画面和隐喻；神话的血和政治的血汇流，层层渗透，亦真亦幻，而这便是拉美创作的独特语法，似乎备极夸张，却不能否认，它是对现实的深思和写照。拉美大陆登峰造极的“考迪罗主义”（caudillismo），亦即领袖崇拜的政治文化，在几代拉美作家笔下有了犀利的解剖和描绘。
阿斯图里亚斯的反独裁小说《总统先生》，其忧患和讽刺“有血性”，其破格的表现手法“有生命力”。隔了半个多世纪，我们仍能感受到这部作品的魅力。
书评人 许志强
新京报 2014-01-18
《总统先生》读后感(五)：小说适合拍电影，部分情节有牵强
如果没有结局，这小说只能给四星，但是有了结局，瞬间五星啊，男主角是怎么死的？牢狱之灾并没有让他死掉，是听闻自己的老婆“因为自己背叛遗弃她”而做了总统（也就是凶手敌人）的情妇，这一消息将他内心支柱击碎，在这一瞬间，他是真正死掉了，我把最后第二章特意看了下，女主卡米拉可没做什么情妇，人家是青灯古佛，教育儿子，独裁魔鬼总统为什么要这么做？杀人诛心啊 这种杀人诛心也出现了两次，匿名者给女主打电话说她爸死了，死因是看到女主和男主结婚时，凶手总统居然是主婚人，女主爹受刺激而死，而实际的死亡可能是被下毒 另外先叫自己的目标出境，边境检查再将其逮捕，这一模式小说出现两次，一次是对女主父亲，一次是对男主，不过这也不稀奇，我不由得怀疑起你国建国时的飞机事件 小说里背信弃义的人实在太多了，那个被卖到妓院里去的女的也太惨了，儿子就死在自己怀里，而她老公甘愿为走狗 这是体制之错，坏的体制让人变成恶魔，人吃人
《总统先生》读后感(六)：魔鬼与天使的较量——读阿斯图里亚斯《总统先生》
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中国人不太熟悉的一个名字，但却是一位享誉拉美乃至世界的杰出的危地马拉作家。1967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上海译文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总统先生》，就是他的主要作品之一。
本书阿斯图里亚斯早在1922年就开始创作，最初只计划以危地马拉独裁统治者埃斯特拉达•卡布雷拉总统为原型写一个短篇小说，取名《政治乞丐》。然而，在流亡巴黎期间，他经常与一些拉美作家聚会，相互讲述各自所了解的拉美各国统治者的暴行，探讨拉丁美洲的的独裁政治问题。随着掌握素材的增多和思考的深入，阿斯图里亚斯决定在原小说的基础上扩展和充实情节，深化主题，把以危地马拉一国为背景的《政治乞丐》扩大为具有拉美各国普遍特点的《总统先生》。作家为此先后修改了19遍，于1933年完稿。但由于危地马拉国内肃杀的政治气氛和国际法西斯势力的猖獗，为保护作家的安全，《总统先生》直到1944年才在墨西哥出版。不过，据说此书公开问世之前，早已被危地马拉进步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秘密传抄，口口相传。正式出版后，立即在拉美读者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该书在欧美翻译出版后，又很快为作家赢得了世界性的崇高声誉。
有意思的是，“总统先生”并非小说中的绝对主人公或“男一号”。这个融合了拉美许多国家独裁统治者个性特点的人物，诸如残暴毒辣、草菅人命、奸诈虚伪，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典型性，可视之为上世纪拉丁美洲开启民主化进程之前黑暗压抑的极权社会的一种象征、一个符号。另一方面，他的高压统治又无所不在，就像奥威尔《一九八四》中遍布全国各地的“电幕”——时刻窥探、监视民众的言行，最大限度地压缩民众自由思想和行动的空间；而且“总统先生”毎毎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时刻从幕后走到前台，成为主宰人物命运发生变化、把控小说走向的重要契机。“小骡人”松连特上校遭暗杀后，“总统先生”抓住时机，策划了针对潜在对手、深受军队和人民爱戴的卡纳莱斯将军的阴谋，他授意心腹安赫尔向将军假传“圣旨”，告知其已受到谋杀松连特上校的指控，逼迫将军抛下爱女卡米拉，背井离乡逃亡国外；卡米拉受不了这一沉重打击，大病一场，差点丧命，原想趁火打劫占有她的安赫尔良心发现，对卡米拉产生了怜香惜玉之意，毅然与其成婚，变成了她的保护人，“总统先生”得知后怒不可遏，表面却不露声色，并下令在报纸上发布安赫尔与卡米拉结为伉俪、总统亲自证婚的半真半假的新闻，用这招迷魂计稳住了安赫尔夫妇；接着，他召见安赫尔，以谋求连任、代表他去大洋彼岸收集美国政界反应为名，哄骗安赫尔前往美国，半路上却将其逮捕入狱；同时派人追杀了卡纳莱斯将军，又四处散布卡米拉毒杀父亲的谣言，让她生不如死……可谓环环相扣、步步紧逼、招招险恶，最终彻底铲除了异己。
同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拉美作家略萨也有一部相似的反独裁题材的优秀小说《公羊的节日》。如果说《公羊的节日》着重刻画的是专制暴政对人性的扭曲，那么，《总统先生》则以漫画式的夸张笔法，对黑暗的独裁统治做了痛快淋漓的揭露，勾勒了专制严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光怪陆离的生存状态。围绕“总统先生”策划的这桩政治陷害案件，上至军法官、国防部官员、少校、律师，下至流浪汉、酒馆老板娘、密探、老鸨、妓女，形形色色的人物粉墨登场，在一系列或主动或被迫的卑劣行为和罪恶勾当中演绎出他们的人生悲喜剧。
作为最早尝试以“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拉美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的小说扎根于现实生活，同时借鉴了超现实主义和印第安民间神话中的某些表现形式，并运用他那丰富的想象力，着力揭示拉美人的心灵，显示了其鲜明的文学特色。神甫赶来为奄奄一息的卡米拉做临终忏悔，这时“魔鬼站在她的床头，嘴里吐出一只只蜘蛛；守护天使则躲在一个角落里缨缨啜泣”；安赫尔守候在重病的卡米拉床头，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梦中人肠分割大地，人眼分割天空，狂风呼啸，吹袭一匹马的肋骨，发出小提琴的声音，仿佛在为卡米拉哀号送葬……除了这些烘托和象征人物命运的梦境的描写，《总统先生》中还有不少富于诗意画意的插笔，犹如一部紧张宏大的交响曲中的抒情乐段，比如，卡纳莱斯将军逃亡过程中躲在密林茅屋中，小心翼翼地打开屋门，“他看到的却只是一片被玫瑰色的晨雾笼罩着的辽阔平原，以及蓝天，绿树，浮云和啼鸟。他的骡子正在一棵无花果树下打盹”；安赫尔落入圈套，押解他的火车驶进了港口司令部，此时又出现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抒情文字：“一条条江河流入浩瀚的大海，就像猫咪的胡须伸进牛奶碗里一样。树木在水中的倒影，正在发情期的笨重的鳄鱼群，亮晶晶的沼泽地蒸发出的热气，伤心人的眼泪：这一切都将随着流水注入大海。”诸如此类极富想象力的诗意描写，为这部紧张沉重的小说涂抹上了些须温暖的亮色，使得原本紧促的阅读节奏得到舒缓，变得张弛有度。
《总统先生》读后感(七)：炼狱里可怜的灵魂
炼狱里可怜的灵魂
文/燕丹子
原文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d6ed71010005ej.html
（一）
总统先生在签署文件时，一个手下伺候着，不小心碰翻了墨水瓶，总统先生招呼副官，把这个手下拉下去，打二百棍子。几分钟后，副官报告说那个人没能忍受住二百棍子。总统先生眼皮都没眨一下，从容地对哆嗦着的女仆说：下一道菜！
这就是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名著《总统先生》里的一个情节。这个总统先生的原型是危地马拉的独裁者埃斯特拉达·卡布雷拉总统。试想，这样的书一旦出版，会有什么结果？可能他早被当时的独裁者活埋了。他只好放在手头上，一遍又一遍地改，一气改了十九遍方脱稿，改到无懈可击为止。
《总统先生》脱稿于1932年的巴黎，可是到1946年才得以问世，且不是在危地马拉，而是在墨西哥。不过，早在出版之前，这本书的手抄本就悄然地在知识分子中间流行了，就像文革期间，我们这里传抄《第二次握手》和《天安门诗抄》一样。
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笔下的那些人，好像肉铺里的肉，浑身叮满了苍蝇，挂在钩子上晃荡。还有的就是饿瘪肚子的猪，瘦骨嶙峋的狗，两三棵枯树，一眼枯竭了的喷泉……简直是世界末日一般。
(二)
反独裁反垄断资本是阿斯图里亚斯终生的主题。为此他也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几度流亡海外。正是由于他的带动，揭露寡头政治的小说在拉丁美洲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比较典型的有巴拉圭的罗亚·巴斯托斯的《我，至高无上者》等。所以，当1967年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授奖词是这样说的：今天拉丁美洲可以为自己拥有一批活跃的杰出作家而自豪。在这些作家所组成的多声部合唱中，阿斯图里亚斯的作品如此出类拔萃，不同凡响，以至超越了他所属的文学环境和地理疆界……
早在魔幻现实主义尚未被世界认知的年代，他就把西班牙与印第安文化结合起来，把现实和幻觉、梦魇、咒语、预兆结合起来，构成十分奇特的艺术氛围，从而产生了某种魔幻的效果。但是为什么他的作品远没有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我们这里的影响大呢？这大概是因为他获奖的时候，我们国家正忙于闹革命的缘故吧，轰轰烈烈的，哪有心思顾及这些风花雪月呀。1956年，他曾来过中国，也没得到足够的重视，好像只翻译了他的一本叫《危地马拉的周末》的小说集子。
(三)
很多人，包括那些对魔幻现实主义颇有好感的人，都根本不去注意阿斯图里亚斯，殊不知，正是他开创了拉丁美洲的这个文学流派！忽视他，显然是不公平的。
危地马拉这个国度，是苦难和眼泪的孳生地，先是叫西班牙人奴役了几个世纪，好不容易独立了，又被军事独裁政权统治了一百多年。这一百多年来，危地马拉人始终生活在黑暗和恐惧之中。《总统先生》里有一个场面写到监狱里人满为患的景象。一个人应该取下教堂门口通告栏里圣母诞辰的通知，结果却取下了总统先生太夫人寿诞弥撒的通知，于是，他就被当作政治犯抓了起来……
有一段极富象征色彩的描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只最大胆的兀鹰对准乞丐的嘴唇啄去，另外几只噬血成性的兀鹰争着啄他的眼睛，啄他的心脏。读到这里，真有点触目惊心的感觉。
(四)
不管怎么说，对我们这些远离危地马拉，远离独裁时代的读者来讲，这本书还是太政治了。好在他的作品很漫画，三言两语就能刻画出一个人物的性格，甚至是一个社会的横断面，而且张弛有致。他有一句极为经典的话，让我们铭记在心：我是一切真实事物的谎言，也是一切虚构情节的真实！
这本书的结构很像是一条链，一条生活的链，一环扣一环，每个环节都能带出一个人物或一组人物，只是失却了些严谨性，某些地方甚至有反情节的倾向。不过，也有好处，可以将三教九流融为一炉，什么“人面的兽”，什么“九头的蛇”，什么“三脚的鸟和生着翅膀的人”都粉墨登场，一一亮相，酷似一幅危地马拉市井的“清明上河图”。
(五)
智利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在《幽灵之家》刚刚问世的时候，西班牙《阿贝赛报》撰文推荐说，这部长篇显然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仿作，并戏称她是“穿裙子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读完这本书之后，我突然觉得，说它是《总统先生》的仿作似乎更为合适，无论是它的繁多的场景，还是形形色色的人物，抑或是气魄都与《总统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
阿斯图里亚斯绘声绘色地为我们描画了一幅炼狱的景象，而他的这本书则是超度炼狱里可怜灵魂的祷告词。
《总统先生》读后感(八)：一叶到底障了谁的目
标题上来看，《总统先生》一目了然地告诉你这是一部反独裁小说，而从《1984》和《动物庄园》中你却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内容上来看，《1984》对于事实的篡改则是明目张胆，而《总统先生》中则充满了掩人耳目的阴谋迫害和政治嫁祸。
乞丐傻子在被恐吓中手忙脚乱地杀死了一个上校，“总统先生”则把这桩杀人案嫁祸到卡纳莱斯将军身上，随命心腹米盖尔策划将军畏罪潜逃以达到将其铲除的目的，阴差阳错的是，心腹劫持了将军的女儿，士兵们趁乱到将军府中大肆抢夺打劫，将军却逃之夭夭。心腹爱上了将军的女儿卡米拉，“总统先生”在报纸上大肆宣扬心腹与卡米拉的婚礼，扰乱了准备起义士兵的士气，随后又逮捕心腹，心腹得知自己唯一活下去的支柱-卡米拉-背叛自己的时候，精神随之崩溃，而卡米拉则在无尽的等待中郁郁而终。
高处不胜寒，伴君如伴虎，只要“总统先生”稍微感觉到有丝毫的威胁，就会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铲除，为了这个罪名的可信，就需要有无辜的人被逼供，被另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杀害。谎言之多让人不得不佩服“总统先生”的权术，万人之上的君主到底需要向谁交代？何不干脆利落地排除异己，为什么要这样一叶障目似的欺骗自己？
向来对政治不感兴趣，当初选择读本科就把北京这个政治首都排除在外，讽刺地是工作了还是来到了这个城市，不记得谁说过这么一句话：政治就像女人的yin·dao，再脏都有人搞。政治的恶心之感之于我有增无减。我这样猜测着：是需要向舆论交代吗？这会不会是我太过抬举民众的舆论了？他掌握着武力，掌握着军权，民众如蝼蚁草芥般无足轻重，何必在乎他们的想法？
这让我想起了《角斗士》那部电影，儿子谋杀了自己的父亲，当上了罗马帝国的皇帝，战功赫赫的麦希穆斯将军由于老皇帝答应自己战后可以回家乡过安慰日子，而拒绝了新皇帝的邀请，新皇帝继而想方设法要陷害麦希穆斯，而麦希穆斯有着很好的名声，想要摧毁一个人之前必须得先摧毁他的名声。最后的结果是在斗兽场上，新皇帝亲自上阵想要以男人的方式解决掉这个让他蒙羞的将军，却死在了将军手下，自食其果，套用东方轮回因果论的说法：因果自有报应。
小说中的故事读者可以很清晰地知道发生了什么，现实中就没那么幸运，某天惊闻某位为高权重的你从来没听说过的高官下马，罪名似乎都差不多：严重违纪，随后几天就会陆续有关于这个人的详细信息出来，如果以前在搜索引擎中搜索，一定会有这样的提示信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而如今就对国民开放了。这“一叶”在揭开以前似乎就是为了障国民的眼不是吗？
如今作为公共基础设施的地铁要涨价，铺天盖地地征求市民的意见，还来个网上调查，请问坐地铁的人多少人有那个闲工夫上网？这么问吧，即使上网的人有多少人希望涨价？美其名曰缓解交通压力，把人从地下赶到地上，这不一样拥堵吗？市政补贴太多了就是补贴太多了，因此得涨价，这个理由很正当啊，何必非要弄那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呢？这“一叶”到底障了谁的眼？民众怨声载道，明知道你们在说谎，明知道你们基本不坐地铁，而你们也明知道自己在放屁，这次到底障了谁？
本想探讨阶级对于恶的影响，结果天马行空地扯到了一叶障目上，恶之于阶级放到下次思考吧。
-banny 2014年07月17日 闷热的中午 北京
《总统先生》读后感(九)：魔鬼与天使的较量 by：刘蔚
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中国人不太熟悉的一个名字，但却是一位享誉拉美乃至世界的杰出的危地马拉作家。1967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上海译文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总统先生》，就是他的主要作品之一。
本书是阿斯图里亚斯早在1922年就开始创作，最初只计划以危地马拉独裁统治者埃斯特拉达·卡布雷拉总统为原型写一个短篇小说，取名《政治乞丐》。然而，在流亡巴黎期间，他经常与一些拉美作家聚会，相互讲述各自所了解的拉美各国统治者的暴行，探讨拉丁美洲的独裁政治问题。随着掌握素材的增多和思考的深入，阿斯图里亚斯决定在原小说的基础上扩展和充实情节，深化主题，把以危地马拉一国为背景的《政治乞丐》扩大为具有拉美各国普遍特点的《总统先生》。作家为此先后修改了19遍，于1933年完稿。但由于危地马拉国内肃杀的政治气氛和国际法西斯势力的猖獗，为保护作家的安全，《总统先生》直到1944年才由墨西哥的出版社出版，立即在拉美读者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该书在欧美翻译出版后，又很快为作家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有意思的是，“总统先生”并非小说中的绝对主人公或“男一号”。这个融合了拉美许多国家独裁统治者个性特点的人物，诸如残暴毒辣、草菅人命、奸诈虚伪，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典型性，可视之为上世纪拉丁美洲开启民主化进程之前黑暗压抑的极权社会的一种象征、一个符号。另一方面，他的高压统治又无所不在，就像奥威尔《一九八四》中遍布全国各地的“电幕”——时刻窥探、监视、压制民众的言行；而且“总统先生”毎毎在关键时刻从幕后走到前台，成为主宰人物命运发生变化、把控小说走向的关键契机。松连特上校遭暗杀后，“总统先生”抓住时机，策划了针对潜在对手、深受军队和人民爱戴的卡纳莱斯将军的阴谋，他授意心腹安赫尔向将军假传“圣旨”，告知其已受到谋杀松连特上校的指控，逼迫将军抛下爱女卡米拉，逃亡国外；卡米拉受不了这一沉重打击，大病一场，差点丧命，原想趁火打劫占有她的安赫尔良心发现，对卡米拉产生了怜爱之心，毅然与其成婚，变成了她的保护人，“总统先生”得知后怒不可遏，表面却不露声色，并下令在报纸上发布安赫尔与卡米拉结为伉俪、总统亲自证婚的半真半假的新闻，用这招迷魂计稳住了安赫尔夫妇；接着，他召见安赫尔，以谋求连任、代表他去大洋彼岸收集美国政界反应为名，哄骗安赫尔前往美国，半路上却将其逮捕入狱；同时派人追杀了卡纳莱斯将军，又四处散布卡米拉毒杀父亲的谣言，让她生不如死……可谓环环相扣、步步紧逼、招招险恶，最终彻底铲除了异己。
同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拉美作家略萨也有一部相似的反独裁题材的优秀小说《公羊的节日》。如果说《公羊的节日》着重刻画的是专制暴政对人性的扭曲，那么，《总统先生》则以漫画式的夸张笔法，勾勒了严酷黑暗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光怪陆离的生存状态。围绕“总统先生”策划的这桩政治陷害案件，上至军法官、国防部官员、少校、律师，下至流浪汉、酒馆老板娘、密探、老鸨、妓女，形形色色的人物粉墨登场，演绎出他们的人生悲喜剧。
作为最早尝试以“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拉美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的小说扎根于现实生活，同时借鉴了超现实主义和印第安民间神话中的某些表现形式，并通过他那丰富的想象力，着力揭示拉美人的心灵，显示了其鲜明的文学特色。安赫尔守候在重病的卡米拉床头，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梦中人肠分割大地，人眼分割天空，狂风呼啸，吹袭一匹马的肋骨，发出小提琴的声音，仿佛在为卡米拉哀号送葬……书中还有不少富于诗意画意的插笔，犹如一部紧张宏大的交响曲中的抒情乐段。比如，卡纳莱斯将军逃亡过程中躲在密林茅屋中，小心翼翼地打开屋门，“他看到的却只是一片被玫瑰色的晨雾笼罩着的辽阔平原，以及蓝天，绿树，浮云和啼鸟。他的骡子正在一棵无花果树下打盹”。诸如此类极富想象力的诗意描写，为这部沉重灰暗的小说涂抹上了些许温暖的亮色，使阅读节奏得到舒缓，变得张弛有度。
刘蔚
新民晚报 2014.1.16
《总统先生》读后感(十)：沉默的羔羊
莫娅妮/文
起初我想放掉它们。
我打开了门，可它们却不动，
只是困惑的站在那，它们不想跑。
——《沉默的羔羊》
1917年，一场地震毁掉了年轻的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故乡——危地马拉城。天灾令人动容，但其中凸显出来的人祸——危地马拉独裁政府在灾祸面前显现出的不公与冷酷——更令当时年仅十八岁的阿斯图里亚斯怒不可遏，他由此萌生了创作一篇短篇小说的念头，这个念头逐渐酝酿、完善，最终扩展成了这位魔幻现实主义大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总统先生》。这部小说以危地马拉总统马努埃尔·埃斯特拉达·卡布雷拉为原型，刻画了一位神一般无所不在的独裁者形象，以总统心腹松连特上校被杀一案为导火索所引发的一系列情节为中心事件，折射出在令人无法喘息的独裁高压统治下人民的生活状态。小说成书于1933年，却屈于现实的独裁形势而沉寂13年，到1946年才得以出版，一经面世，便成为了拉美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在作品问世七、八十年后的今天，《总统先生》一书在拉美文学史上的先驱地位已毋庸赘言。在这部小说中，阿斯图里亚斯融入了多种文学元素：比如，作家在叙事中灵活地融入取材于印第安土著神话传说的魔幻元素，开启了一种被后世称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比如，作家在小说中大胆“拿来”多种欧美现代派表现手段，延伸现实的界限，打破线性叙事时间；又比如，这部作品中继承了一些西班牙传统小说的特点（无所不知的第三人称叙事角度和在小说尾声中的几句唱词就令人不由想起西班牙黄金世纪文学作品）。这种承前启后的文学风格以及兼容并蓄的创新手法被后来的拉美文学“爆炸”时期的小说家们奉为圭臬，其中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更是得以发扬光大，开启了一段百花齐放的文学盛世。而《总统先生》关注作家祖国本土现实，直击本国独裁统治的黑暗与残酷，其犀利的批判态度和聚焦现实的目光亦成为后世拉美作家共同的关注焦点和一致的写作基调。
随便翻开一部有关拉美文学史的书籍，《总统先生》的这些特点都已成为其中不得不说的入门知识，也不需笔者再多加赘言。这次，有幸为这部小说撰写书评，笔者作为普通读者，仅讲一讲重读这部经典的几点感受。
重读《总统先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另一部描写极权统治下生活状态的小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1984》。虽然远隔重洋，虽然社会背景迥异，虽然实际写作时间相隔十数年，而且一个描述的是正在目睹的现实社会，一个幻想的是数十载以后的幻想世界，这两部小说仍然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两部小说都描绘出了一个以恐惧为统治武器的极权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站在金字塔最顶端的是神一般的独裁者：他极少露面——在《总统先生》中，总统先生仅出现过五次，在《1984》中，“老大哥”压根儿就没现过真身——却又仿佛无处不在，利用他强大的监控系统将统治的触须伸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在《总统先生》中运用的是比较“原始”的人盯人告密系统，在《1984》中则是科幻味十足的思想警察与电幕相结合的监控机制；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仍处于混沌、愚昧状态的民众：在《总统先生》中，广大民众盲目崇拜总统到了近似宗教信仰的地步，而在《1984》中，普通英社党员对“老大哥”的崇拜疯狂程度不遑多让，而“无产阶级”对于自身受压迫的状态，不仅是逆来顺受，简直是无知无觉；在社会的顶端与底层之间则是一小部分统治集团内部的人：《总统先生》中的总统心腹们与《1984》中的英社党员们不管是否看清了统治的本身，都选择蒙昧良心，助纣为虐，间中或有良知觉醒之人，如《总统先生》中的米盖尔·卡拉·德·安赫尔与《1984》中的温斯顿，一旦被体制察觉，立刻便遭到了毁灭。
远隔重洋的两位作家不仅描绘的极权社会图景有许多相似，两者对于极权统治以何为根基、民众的愚昧与有知者的恐惧因何而生也有殊途同归的理解：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突出了话语对于人性的影响、对于现实的反作用。
在《1984》的世界里，“英社”以矫正为名篡改历史，以规范为名扼杀语言，以忠诚为名磨灭人性，恍若科幻的未来幻想小说更像是一则关于现实的悲凉寓言。而在《总统先生》中，高声的谎言与沉默的真相往往同台相拼，上演一幕幕仿佛出自西班牙黄金世纪剧作家洛卜·德·维加之手的闹剧，夸张而荒诞，极具戏剧冲突。
在《总统先生》中，通过相对传统的纯然的情节推动，我们可以看到，话语一旦扭曲为谎言而为虎作伥，将具有多大的破坏力：军警系统“奉上头命令”屈打成招，平民百姓用无中生有的告密来求得自保、进而高升，独裁者用精心编织的谎言来逼死政敌与异己；通过在当时还算是拉美文坛一大创新的多线索叙事和碎片式情节等手法所形成的强烈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在极权独裁统治下，能够宣诸于口的或是戕害人性的恶毒谎言或是愚昧无知的人云亦云，真情之言全都被压抑心中，沉于默然之中；通过拟人、比喻，沉默恍若化身妖魔，潜入暗夜，伺机而动，伤人于无形；通过大段的心理描写和内心独白，我们可以看到，受迫害者压抑的心情无处宣泄，只能尽数沦为梦呓、谵妄，或是消弭于地牢无尽黑暗之中，永不见天日；通过作者频频化身书中人物代而言之甚或直接为唤起民众而振臂呐喊，我们更可以看到小说的虚构世界中分明透出的社会、政治意义，也可以看到作者希冀通过小说创作这一种纯然依赖于话语而生的艺术形式来影响社会、改变世界的文学理想。
在阿斯图里亚斯用炫目的文学技巧和动人的故事情节为我们描绘的这场谎言与真相的大战中，真相屡战屡败，甚至常常是屈于恐惧，不战而败，令人为之扼腕。然而，作者认为真理的战败还不足以表达极权统治下社会的黑暗与麻木，因此，我们到了小说的结尾处赫然发现就连书中作为中心事件来描述的这一场谎言与真相之间的大战也似乎是谎言连篇、诡计多端的独裁者一手炮制，只为暗度陈仓、铲除异己；我们更可以看到，小说中的民众虽然时时刻刻生活在压抑、恐惧的气氛当中，却丝毫没有觉醒、反抗意识，反倒一味地将压迫者奉为神灵，这其中或许有屈于恐惧的不得已而为之，但更多的是出于愚昧的盲目崇拜，对错真假在这里已不再重要，因为被蒙蔽的民众没有分辨的能力和意图，真理在这里岂止战败，简直已无存在的必要，失去了苟活的可能。《总统先生》中的芸芸众生已被谎言“调教”得十分顺服、乖巧，即使独裁者已然垮台、入狱，这种盲从依然存在，他们只会将信将疑：“不，他不是埃斯特拉达。真正的埃斯特拉达逃走了，这不过是个可怜老人。神奇的人是囚禁不住的”；即使除下肩头的沉重枷锁，放其自由，他们也只会“困惑的站在那”，不动也不跑，仿佛他们不是一个个有自由意志的人类，而是一头头待宰的羔羊。
屈于压迫和暴力的沉默并不能夺走民众的自由精神，假以时日，反倒可能是激励人奋起反抗的一剂强心针；出于愚昧和麻木的默认才是谋杀人性的大杀器。在独裁社会中出生、成长的阿斯图里亚斯对这一点看得十分透彻，因此，他在自己的小说中并没有将独裁的根源单纯地归结于暴力军政统治或是外国势力介入，而是准确地选取人类思想自由的最直接体现——话语——作为暴政根源的切入点，赤裸裸地揭示出“沉默使人恐惧”这个显而易见却无人言及的现实。拉美由于自身独特的历史、社会原因，各国都曾经历过或长或短的独裁统治时期，因此，独裁小说（或称反独裁小说）成为拉美文学中自成一派的类型，从首开此类型先河的阿根廷作家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的《法孔多》（1845年）而始，到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乌拉圭作家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的《我，至高无上者》（1974年）、秘鲁-西班牙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酒吧长谈》（1969年）和《公羊的节日》（2000年）、哥伦比亚作家加布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酋长的没落》（1975年），等等，这个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屡有杰作。我认为，无论是创作手法还是故事情节，创作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总统先生》在当时都有巨大创新，然而，放到今天来看，并非不可超越，真正让这部作品有别于其他同类作品、保持长久的艺术魅力的，正是作者这一份对独裁社会现实根基的深刻理解和将之诉诸笔端的独到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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