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十字路口的选择]《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的读后感10篇


人生格言 2020-06-21 18:06:06 人生格言
[摘要]《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是一本由沈志华著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 00元,页数:4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读后感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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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的读后感10篇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是一本由沈志华著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4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读后感(一):书中一个小观点的补充

  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P340-341谈到毛泽东在1957年4月10日批邓拓的“死人办报”,因《人民日报》未就“双百方针”进行有效宣传,“而这恰恰反映了党内多数干部的情绪,毛泽东迁怒《人民日报》,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南巡时的感受使然”。

  1956年整风,毛提出“双百方针”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政策,其本意在于从党的思想建设出发,扭转日益严重的党的官僚化倾向,在意识形态的角度做出让步,以获取政治上主动,避免类似于波匈事件的出现。如书中所叙,党内的多数人对“双百”和“长期”方针是不认同的,一部分归因于解决问题的路径差异(有别于麦在文革起源中对毛刘差异的论断),有别于毛泽东式的思想整风,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刘少奇,是直接到实践中,依托一个一个解决群众关心的经济问题来消弭矛盾。另一主要部分是因为“双百”的提法在多数情况下,冲击了地方党委和党员干部的权威,特别是公共议论空间薄弱的农村地区,“听话”要远比“会提建议”必要。

  但回到毛泽东批评邓拓和《人民日报》的这一段公案,与其说邓拓和《人民日报》是有意放任对“双百”的反感情绪,更接近的历史图景是邓拓在建国初一系列文坛公案中培养起来的政治敏锐:《武训传》批判,《红楼梦》批判,胡风案。邓拓在如上的案件和长期的舆论工作经验中早就养成了高度的政治洞察力,不可能不觉察到毛对新方针的重视,相反邓拓其实看出了双百有诈(沈著中对此有更清晰的逻辑梳理,证明整风-反右,毛并非一开始是故意引蛇出洞,更接近于事后诸葛亮的提法),执掌的《人民日报》恰恰不是反感这个方针,而是邓拓处于保护作者和避免过度政治化的目的而有意为之,《人民日报》在整风期间没有成为主要鸣放之地,也就在反右时无形的保护了一大批人。

  邓拓的苦心孤诣,代价实在太大。毛对邓拓的几次当面批评,用词之粗鄙,言语之顽劣,空前绝后,很多言论堪称侮辱。邓于此开启了十年悲剧,终以文革自杀第一人玉碎祭旗。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读后感(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当年学历史的时候,就好奇,为什么中共八大提出的看起来很好很合理的路线蓝图那么快就被抛弃?这本书用很详实的证据和细致的推理解释1956、1957中国内政外交的逻辑,打破了很多的“我以为”。

  我以为从小阳春到反右倾是“转折”,作者解释,这只是从暂时的停顿观望,回到了中共传统熟悉的革命运动思维的惯性道路。(好可怕,如果这是“惯性”,时至今日,这种惯性应该依然或多或少存在。。。)

  我以为新中国初期的外交只有周恩来和万隆,作者解读,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这一边拥有相当高的威望,在东欧事务上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劳心竭力,而后来大跃进“赶英超美”也很大程度上源于中苏之间的“争霸”。

  这也让我得以打通了很多脉络,重新审视后来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几项政策,明白这样的转变是多么难得可贵。比如“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比如不结盟,比如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裁军百万,一心一意搞建设。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读后感(三):那兩年的中國

  郭沫若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其中写道“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

  毛泽东非常喜欢这篇文章,延安整风运动中曾把这篇文章作整风文件使用,以提醒党员不可学李自成,“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后来入主北京前又再提,进北京是去“赶考”,不能学李自成。中国历史的发展向来是一种循环式的发展,一个政权,往往创业时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但最后却终不免腐化成风,权力滥用,所谓善始者实繁而克终者盖寡。而毛泽东虽然口口声声说不学李自成,但是李自成的错误还是在毛身上不断地重演。这种重演最突出的表现在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共产党干部在取得政权后快速腐化堕落,另一个层面就是毛开始利欲熏心,大搞独裁,屠戮功臣。

  对于第一个层面,共产党和李自成的农民军没什么区别,共产党的干部也是有很多是农民出身,打天下坐天下的想法非常普遍,取得了政权之后开始注重享受,认为这是革命成功后的奖励。

  但对于第二个层面,毛和李自成却有一些重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在于,毛对于腐化堕落是深恶痛绝,而李自成却是本人就带头腐化堕落。但国家领袖是否腐化堕落对于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来说似乎并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政权,可能领袖清廉而官僚体系却是腐化的。所以第二层面的重演的本质是,毛试图用李自成式的权力滥用和集权统治去破除李自成式的腐化堕落。结果就造成了一种荒谬的局面,一群干部在利用特权贪污腐化,毛则利用特权惩治干部。这种荒谬局面的一个突出例子是,毛作为国家元首,真的是会穿带补丁的袜子的,但是有一次他去某处视察,看到山清水秀,不禁赞叹这是个好地方,而随从的官员即自作主张地在此地为毛修了一座别墅,毛甚至对此事毫不知情。但是尽管如此,在对法治、原则、正义的伤害上,毛也并没有比贪腐的干部好多少。

  这两种重演都有着很深刻的历史原因,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君权统治,在民众间对于权力的崇拜根深蒂固,在知识分子间也有一套庞大的理论去论证中央集权的合理性。毛本人虽然知识水平不高,但非常非常喜欢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之类传统史书,这类史书被梁启超批评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其中有大量大量的内容渲染权谋政治、厚黑学,毛的思想难免会受此影响。这一点上毛和留洋派截然不同,毛对于现代性缺乏深刻的思考,他仍停留在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中,进而以中国传统意识形态解读马克思,他并不认可人权、权力制衡、自由、民主、平等这些基本的价值观,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华盛顿式的人物。毛虽然不腐败,但是他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和那些贪腐干部并无两样,我打下来的江山,让我只干两届国家主席怎么行,只要我活着,政权就是我的!这也就是毛为什么对刘少奇如此狠毒的一个重要原因,刘少奇主政时完全把毛晾在了一边,让毛倍感冷落。而1966年9月,毛指示林彪读《三国志》中的〈郭嘉传〉和《宋书》中〈范晔传〉,以古史对林彪加以告诫。(郭嘉为曹操的谋臣,助曹操破袁绍有大功,随曹操征战多年,英年早逝,年仅三十八岁。范晔,南朝宋国人,由於性格骄慢,经常被贬官。后彭城王刘义康造反事发,有人告密宋文帝,称范晔是政变主谋,于是,范晔以谋反罪名被满门抄斩,时年四十八岁。)按高华教授的说法,毛是“要林彪学郭嘉,一心事主,又用范晔最后参与谋反,被满门抄斩的历史来警告林彪。从这可以看到两点:第一,毛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他在提拔林彪时,对林彪还是有颇深的怀疑的。第二,毛也是坦率的,他就是以此告戒林彪,要摆正关系,这就是毛和他的关系是君臣关系。”毛之帝王思想可见一斑。

  五六、五七年的局势促使了这种历史性重演开始明显化。首先是由于党员干部贪污腐化对党群关系造成了比较明显的影响,毛开始有意识地开始进行新一轮的整风,并且要利用民主党派、党外人士进行整风。其次是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动摇了苏联的领导地位,进而以波匈事件为契机,中国开始处理欧洲事务,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威信大增,毛开始有资本与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旗手的位置。前者将国内分成了两个阵营,一派是要借机落实监督作用,落实议政权的民主人士,另一派是对立面的贪腐成风、抵制整风的共党干部。国际局势则决定了整风运动的边界,这个边界即是整风要有限度,不能发展成为反党,衡量尺度是不能发生像波匈事件那样的群众暴动。毛是整风运动的发起者,在发起整风运动时毛是真心要整顿官僚贪腐的,这是为了改善党群关系,是为了净化党组织,是为了防止波匈事件在中国重演,但是整风运动的开展却收到了反效果,使得民主人士与党员干部的关系进一步的对立,对党员的批评也渐渐地开始触碰毛的底线,再加上党员干部不断地渲染,让毛看到了波匈事件在中国上演的可能。这让毛寝食难安,最终毛的态度产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民主人士从监督者变成了反叛者。在一个专制社会里,元首态度的转变就决定着整个社会态度的转变,毛开展了整风运动,最终毛却从支持非党转而支持党。在整风运动前期饱受批评的党员干部自然兴奋异常,于是在毛的支持下开始了对民主人士的大反攻。这种反攻和民主人士对党员干部的口头批评截然不同,是上纲上线的,是要将民主人士定性为反党反革命,是十恶不赦,是人所不齿。在那个年代里,这样的帽子带来的伤害可以说是无可比拟、难以言说。

  也就是从那个时代起,对执政党的监督系统开始彻底失效,任何批评都可能被冠之以“反革命”的罪名。执政党实现了一种绝对的权力,一方面是腐败再难遏制,即“权力造成腐败,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另一方面则是国家法治遭受重创,再提依法治国,已是三十余年之后了。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读后感(四):历史的悲剧可能重演

  沈志华的关于1956-1957年的书写的很清楚,当年的毛面对的也是现在改革所面对的同样问题,官僚腐败不堪,官僚主义严重,官僚和群众严重脱节。所以毛试图用包括运用知识分子势力来整风运动来搞所谓大民主来对党内整风,但没想到知识分子的异议超越了他的底线,对一党政治提出了异议,于是酿成了反右及随后的文化革命的悲剧

  毛作为一个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当他面对官僚主义庞大腐败不堪问题的时候,他只会尝试运用所谓发动群众,大搞批斗那一套来解决问题,结果我们都看到了,给国家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因为党体制的建立基础就是依靠大量的党干部来控制基层,党的干部比起国党的干部多了多倍,而国民党的干部又比清末的官僚多了多倍,依靠这样的严密体制才能实现党对国家的控制和掌握,而这样的控制和掌握又必然导致官僚主义腐败不堪的局面。那么怎么样才能走出这样的漩涡呢,历史告诉我们,走毛路线那套是走不通的,毛时代面对的官僚腐败官僚主义问题,现在比过去只有有过之而无不及,邓的改革开放在造就国家民族强大的同时,也造就了官僚主义的庞大腐败和严重和人民脱节,那么怎么才能走出这个怪胎局面呢?答案是只能知道而不能说的。否则文革悲剧未必不会重现,就看当政者有没有这个智慧了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读后感(五):关键的两年

  沈志华老师这本断代史,读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书里面没什么猛料,但把事情并置一处,便能从字里行间挖出些新意来;书里面中提到的一系列事件,大概都听说过,但是了解诸多有价值的细节,可以带来新的思考空间。全书一共九章,都是修改过的论文,偶尔还略有重复,不过无关大碍。行文也没带什么情绪,给人带来种就事论事的好感。除了传统的翻史料功夫,沈老师在获得个人经济自由后带来的俄国解密档案,以及与东欧学者的交流,都可以视为本书的特点。连带着,书里还有对某些相关的中方档案尚未公布的慨叹。

  1956和1957两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时点。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建成,领导人们踌躇满志。书中提到的几件事情,印象特别深刻:

  1)虽然历经种种思想与社会的改造,有种人心齐整的气象,而且社会控制空前加强,但当时的社会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安定团结,其实也是群体性事件频发。

  2)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一度极其之好,因为帮赫鲁晓夫在东欧解围(当然,有意无意之间也削弱了苏联在东欧卫星国的影响),赫鲁晓夫甚至过分谦虚地对待我党,有时好到近乎“无底线”。中国提出的援助要求,令苏联老大哥也有些吃不消。

  3)当时,在经济问题上,连一贯“顾全大局”的周恩来,都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1956年年初,毛泽东提出反“右倾保守”,大家一开始表示拥护,希望沿着计划经济的路子,比较理性的一个口号就是“多、快、好、省”。但是,物资供应紧张,基本规模安排过大是摆在眼前的现实困难,周恩来开始反“急躁冒进”。苏联人亦同意周的看法,他们认为“二五”计划的“速度过快了”。最终形成的一个妥协是“保证重点,适当收缩”。(P142)这一年九月,著名的中共八大召开。

  4)1955年开始筹备的知识分子会议,于1956年1月召开,主要关注点是政治信任、各尽其能、待遇问题,全年都在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不过,归根借底还是对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不怎么重视。

  对国际背景的梳理,无疑更能反映这本书的好处。

  一个大背景是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24号、25号,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这秘密报告很快就成了“全国皆知的秘密”,进而引起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混乱”,即我党在中苏论战时所称的“借口所谓‘但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报告内容自然是半推半就,即便如此还有很大阻力。报告中提到,1930年到1953年,786098人因反革命罪处决。各种恐怖的数字,吓坏了许多代表,阿里斯托夫还说斯大林时代是“恐怖的年代,欺骗人民的年代”。中共与3月初就拿到了报告的文本,并未刻意保密,其实传达、扩散得非常快,社会反响很大。对这个报告,朝鲜则加以严格限制。

  对于“个人崇拜”问题,其实早在1949年,毛泽东就提出不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恩列斯并列,1954年12月正式下文。从斯大林时代直到苏共二十大,都始终能感受到苏共的压力。(第四章)有趣的是,二十大之后,邻国居然连“金日成万岁”都取消了。至少在报告中,我党有努力反对过“个人崇拜”,但后来的结果仍令人一声叹息。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个人的看法。比如,他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就讲,对于恩列斯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要“崇拜真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P159)

  1956年10月爆发的波兰危机与匈牙利危机,推动中国介入欧洲事务,获得极高声誉,开始挑战苏联共运领袖的地位。其中,苏军两次军事干涉匈牙利,苏联高层的内部意见很犹疑;中国先提出撤军,然后又主张干涉,态度都很坚决。“正是这些看来不容更改的意见,对苏联处理危机的方式和结果产生了导向性影响”。(P213)中国认为波兰是反对苏联,而匈牙利则是原则性问题,态度有变化,有误判、消息滞后等因素的影响。10月23号,苏军第一次进入布达佩斯,那天午夜中国使馆与北京的联系中断,转天发出的电报,26号中国外交部才收到。刘少奇23号下午到莫斯科。是在24号出席苏共主席团会议,才听到赫鲁晓夫通报。第五章讲的就是这些事情。总之,这些偶然因素,使中国赢得了意外的名声,而苏联则灰头土脸地维护了自己的尊严。据内参说,波兰各界在争论问题时,都要“等着听毛泽东的见解吧!”后来,连苏联官方、人民都纷纷表示要学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此消彼长之间,中国开始较多介入东欧事务,比如赠送匈牙利3000万卢布的物资和现金,比如周恩来出访苏波匈,还比如做铁托的工作……虽然是以维护苏联老大哥,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名义出现的,但按当时形势,多少有些“僭越”。关系好时自然是雪中送炭的美事,其后中苏论战时好多事情都是能拎出来说道的。其中,一个事实是,虽然略有冷场,但周恩来1957年1月访苏之后,两国在3月签订协议,由苏联专家来华传授火箭、导弹技术,而“对于中国提出的帮助研制核武器和导弹的要求,苏联过去一直不积极”。(P273)

  “波匈事件”在中国社会激起了连锁反应,中共高层开始思考应对方法。从1956年11月10号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开始,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思考问题角度的不同,就越来越明显。刘少奇主要着眼于制度建设,周恩来、陈云是经济建设,而毛泽东则更重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不同意刘、周的反冒进:“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P285)对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虽然并不认为应当采取,但他还是认为,无产阶级大民主是(刘少奇批评)反对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

  会议的结果是,“刘少奇和国务院领导人反复提出应减缓发展速度,压缩基建和积累指标,以更大的投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毛泽东对此很不以为然……不满情绪已经溢于言表”(P288)。凡此种种,自然可以看出此间清醒与后面20年的联系。

  这次会议之后一个多月,《再论》一文引起巨大国际反响——这个“国际”自然是阵营内部了。12月28号广播,转天《人民日报》刊登,三天后《真理报》“几乎转载全文”。据说,这份《真理报》发行了2000万份,后来还出了100万册单行本。这篇文章大力肯定苏联经验和斯大林的功劳,还第一次提到了“修正主义”——否定马列斯的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策略性地维护斯大林的形象,颇得当时焦头烂额的赫鲁晓夫赞赏,还跟中国大使刘晓公开“拥抱、接吻和干杯”。(P294)赫氏感觉自家的好朋友是在雪中送炭,哪晓得没几年便用来给自己盖棺论定了。

  《再论》被视为理论水平极高,其实现在读起来也觉得很有道理,比如:

  “斯大林后期被一连串的胜利和歌颂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但是严重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主观主义。他开始迷信个人的智能和权威,不肯认真地调查和研究各种复杂的实际情况,不肯认真地倾听同志们的意见和群众的呼声,以使自己所决定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往往违反客观实际情况。而且,他往往在一个长时间内固执地要推行这些错误的东西,而不能及时地改正自己的错误。”

  联系到实际,大家都懂的道理,实施起来就变味,令人唏嘘。对待社会上的事情,相对于愿意分析数据的同事们,毛泽东最愿意注意思想动向,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后来才有了1957年的“开门整风”(第八章)。这大概算是大家喜欢说的“诗人”性格的一部分吧。他用自己的力量,扭转几乎全党的(现在看起来相对正确的)认识,也许可以翻翻高华老师的书。过去的种子在发芽,同时又为未来埋下了种子。虽然思想基础已经存在,但是沈老师并不认为那时已经有“引蛇出洞”的“阳谋”。(P310)到后来,“人民内部矛盾”才显得越来越严重,事情起了变化。

  全书以1957年11月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莫斯科会议作结。召开这次会议,发表共同宣言,乃是中共与毛泽东提出并大力推动的。一年即将结束,中苏同盟关系走向顶点,“中共已经与苏共平起平坐,并列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中共与毛泽东具有极高威望,还让赫鲁晓夫欠了许多人情。如果情况继续这样下去,希望能逐一化为现实,后面的世界历史大概会有很大的改写。当然,如果与大概都是不存在的。会后,中苏关系很快出现裂痕,直至完全破裂。

  有意思的是,当时赫鲁晓夫还在犹疑,是不是弱化苏共的领导地位这种说辞,或者提出“以中苏为首”,但毛泽东却高举“以苏联为首”的口号,还去说服其余有意见的外国党。而提出这种口号,“在党内这样谈‘以苏联为首’,多少有些居高临下的姿态,似乎是一个以国际共运指导者的姿态来维护苏联的形象”。(P374)赫鲁晓夫多少有种被架在火上烤的感觉,而他也觉察到了这种顾全大局背后的,“彼可取而代也”的微妙意味。

  对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赫鲁晓夫安排的接待规格极高,除了红场庆典时围着毛泽东欢呼,发言时可以唯一一个不用起立,还准备了木板房,把马桶也给改成蹲式的。“兄弟党”们在这次大会上见识了毛泽东即席谈话的风格,比如“东风压倒西风”,中国要在15年内超过英国,谈论核战争时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超英赶美还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附和,而听到核战争这条大伙都目瞪口呆。赫鲁晓夫回忆说,全场只有宋庆龄发出笑声,“整个会场一直是死沉沉的一片寂静”。尤其严重的一点在于,毛泽东在公开讲话开始“指点”苏共的内部斗争。虽然是顺着赫鲁晓夫,说莫洛托夫不好,但公开谈论苏共内部斗争,令东道主颇为尴尬。这又是诗人与“庸众”无法互通互联的一个例子。

  这两年时间以此作结,以当时的观点来看,中国的内政、外交都充满希望,国内建设欣欣向荣。但是,可惜的是,后来者知道,事情并没有按照这条线继续发展。其后,苏联的农业生产、航空、潜艇都“恰好”取得了重大进展,赫鲁晓夫巩固了自己的权力,有精力谋求更有分量的国际地位。承前启后的两年,可以从延安时期找到前因,也为后面的混乱与改革播下了种子。能够呈现历史的逻辑,可以引申出反思,提供更广阔的视角,有助于明白“事情为什么发展成那样”,才不枉孤灯残卷时熬掉的精力。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读后感(六):这是一本论文集

  序言基本上就是全书的总纲。总结了不同方面之间的逻辑脉络。

  第一章讲知识分子。以成分标记人,现在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人的维度太多了,不应该如此简单的划分。讨论知识分子应该划分为什么成分,本身就是伪问题。以政治代替市场分配人力资源,这样瞎折腾的结果就是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这样的国家不穷那就是没天理了。

  第二章讲非斯大林化。政策有调整,要三和一少。本质是要生产大炮还是生产黄油的问题。是判断对方会不会很快A过来的问题,是判断对方A过来之后抗不扛得住的问题。苏联掌握核武器,知道互相打代价太大,中国不知道。高富帅和屌丝互相不理解对方的心思。为什么我觉得社会主义国家像小孩儿一样?如果个人崇拜,就是什么都是对的。如果批判,就什么都要否定。这样绑定了好与坏,不管要与不要,都没好结果。为什么不能解绑?制度问题吧。

  第三章讲经济问题。现在事实证明市场经济是有效的。冒进不冒进是听市场的,这点不需要讨论了。一方面是领袖不太懂,另一方面是工业指标的竞争决定国与国的竞争,决定人与人的竞争,增加指标的动力实在太大了。

  第四章讲中共八大。也是意识形态的提法之类的问题。要不要有个人崇拜的问题,现在看来很可笑了。

  第五章第六章讲波匈事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真心奇葩。共产主义理论家对形势的判断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波兰反对的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而匈牙利反对的是社会主义?我承认我水平太低。不要为这些无聊的东西费脑筋了。多谈些利益,少谈些主义。

  第七章第八章讲东欧危机引发的内政问题。是对舆论控制程度的问题。

  第九章讲莫斯科会议。是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和党际关系。脱离了国家利益,谈这些东西,有啥用呢。

  总的来说是一次人类历史上的尝试。不出意外的失败了。我的想法和世界不同,我一直谦虚谨慎,以为是我的问题,现在知道了,真的是世界的问题。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读后感(七):内容简介

  此书不是新书,内容为2009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三卷·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的删节版并加上沈公之前发布在国内期刊上的研究论文。本书未涉及到新观点,新材料,因其对论证过程并不产生影响,故沈公未收录。

  如果对沈公的演讲录音比较熟悉的话,这套书不藏亦可。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读后感(八):1956年,左转还是右转?

  沈志华因“档案而生”,围绕着公开半公开的档案,旁征博引,这不仅极大的扩展了他的视野,了然了很多不为人知的隐情,更重要的是在加入自己合理的推测和揣度之后,使得文章言必有据,更具有新意和信服力。

  在他的文章中,总能感觉到他的治学的严谨和大家风范。他涉猎极广,并且博采众长,在他的文章中总有一两条主线从一贯之,在合理的逻辑思维支配下游刃有余的畅游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并且通过合理的裁剪,进而娓娓道出那一份沉重的历史轨迹的来龙去脉。尤其是中共党史这一比较敏感的区域。我不禁想起了高华,两人还是很具有相似性的。

  是转折还是选择,中国在1957年果然处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中。1956年围绕着对苏共“二十大”的讨论,使得中共开始逐步破除了对苏联的迷信,并进而反思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一切都那么似曾相识,理性的回归使得中共逐步推出一系列“收敛”政策,使得各种运动暂告一段落。而“双百政策”的提出使得知识分子终于可以“大鸣大放”,基于爱国情怀,积极的建言献策,希望与期待暂时抚平了他们曾经受伤的心绪。但是在不自觉中,苏联思维的混乱却也滋生了中共的“自大”情怀,开始以大国自称,独立的意识的扩大使得毛泽东认为中国必须更进一步措施弥补在经济领域的短板,从而以更好的承担起历史赋予的机遇。冒进与反冒进,右倾与反右倾,从此围绕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向,并进而影响决定了中国未来二十年的发展方向。这条路是不归路,二十年光阴丧失了

  ,1957年4月30日,历史将铭记这一刻。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 帮助共产党整风。为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他再次代表中国共产党重申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合作原则。声声在耳,徒剩嗟悼。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读后感(九):在当代史的渡口

  在当代史的渡口

  ——读《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

  马维

  知道沈志华的名字,最初不是因为读他的书,而是听说他的八卦:毕业于名校北京四中,1980年代初期从社会院研究生院辍学,到南方下海经商,90年代初重返学术界,用赚来的钱成立民间历史学研究机构,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各类史学专著的出版,同时他个人也继续从事中苏关系史的研究。90年代中期以后,这位没有任何学术职称和高等教育文凭的学者,先后被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大学等聘为教授或研究员。而他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和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最大的贡献就是从海外购买了大批解密档案,为解读1949年以后冷战背景下的中国历史提供了扎实可靠的依据。这是何等的学术壮举!如此“奇人”,在中国学术界,恐怕真是独一份儿了。

  坊间有种说法,沈志华教授的学术组织能力强过其个人的史学研究能力。是否是真实的,我等非学术中人恐怕难以准确品评。不过在我看来,沈的学术研究,在史料的运用、史学方法的把握和学术视野上,都自有其特点。这种特点,非常鲜明地表现在了其新近出版的著作《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这部书中,它还有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副标题:“1956-1957年的中国”。

  众所周知,1956年,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言论环境最为宽松的一年:前有“镇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反胡风”等旨在巩固政权、改造灵魂的运动,后有“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等诸次涉及面更广的 “阶级斗争”。而在1956年,一切似乎都是那样地和谐,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那是“知识分子的早春”,春光撒满中国大地……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将1956年当作一个宝贵的起点,仿佛那时出现过曙光。可如果真是这样,又怎会有1957年的风云突变? 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召开,让全世界看到了共产主义阵营、尤其是为首的苏联和中国的大团结,为何仅仅过了两年,这两个同盟国兄弟之间便会论战不休,反目成仇?这一切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对此,不同的历史学家自然会有不同的解释。主流的解释是按照已经给定的结论来找论据,以再一次证实这种结论的正确性。比如,“反右”是因为“客观上存在资产阶级反动派”;而中苏关系的恶化,原因则是出在苏方的“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条约”。不过学者的解释若是只顾遵循此种口径,结果便是:数十年后回头看,在世人眼里,他早已不复是一位“史家”,因为他没有遵循“以史料来说话”这一史学研究的基本信条。反之,最近几年,高华、杨奎松、沈志华、韩钢等学者的著作,在公众中广受青睐,则正是源于他们遵循着这一基本信条,以学术为本位对历史进行了合情合理的解释。即使是那些充满争议的一家之言,也因为所引论据的真实和治学态度的诚恳而让人刮目相看。

  既然题为“1956—1957年的中国”,顾名思义,作者不是专论某一具体历史事件,而是意在通过对这两年中发生的重大政治和社会事件的探讨,来勾勒出这一时期国内外的基本格局,从而试图回答上述两大令人困惑的问题。因此,这部书的论题甚广:从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背景、高层的冒进与“反冒进”斗争,到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出炉过程、“波匈”事件的前因后果与中国的重要作用,直至 “开门整风”的背景、中苏关系最初出现的裂痕……单看论题,就令人充满期待。

  读这部书,不能不为作者所引用大量史料所折服。尽管内地大量历史档案尚未公开,但通过作者引用已经解密的苏联、波兰、匈牙利等国的档案以及海外图书馆所藏《内部参考》等昔日密件,读者仍可以瞥见不少事件的决策依据和过程,最典型者莫过于1956年中国深度介入的“波匈事件”。但得承认,作为一名普通读者,即使是亲见过那些档案,也未必能梳理出一条线索,勾勒出历史大致的摸样。这时,就需要“听历史学家讲故事”了。以我有限的接触,在史学家里,沈志华讲故事的水平绝对属于上乘,那些故事能被他讲得绘声绘色,滔滔不绝,听得你直呼过瘾,甚至忘了他是在为论述某一观点而讲这个故事。以这样的叙事能力来作文,吸引读者自然不在话下。

  1956—1957年,其在中国当代史上的重要程度是被严重低估的。很多政策的出台,人们至今不明了其真实意图,比如1956年优待知识分子政策的出台,在作者看来明显地带有功利色彩,并不表明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有所提升,因此一旦当局者对局势的判断发生了变化,以后的那些看起来似乎令人诧异的转变也就都在情理之中了。

  除了国内的变化,那两年间,中苏同盟之间此消彼长的力量对比也是作者关注的重点。与杨奎松一样,作者也颇为擅长在国际视野下探讨国内历史的源流。本书以大量篇幅描写了中国与苏联及其卫星国的交往。由解密档案可知,此一时期的中国,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真可以用“蒸蒸日上”来形容,甚至说具有“一言九鼎”的权威也并不为过。无论是应对苏共“二十大”后出现的各种反应,还是处理“波匈事件”,甚或是1957年周恩来在苏联、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的穿梭外交,直至那一年莫斯科会议的召开,中国领导人的作用皆举足轻重。但中方在处理国际问题上对苏方的鼎力相助,既让中苏同盟走到了顶点,也无疑让对方察觉到了某些潜在的危险,自然也就为不久之后爆发的中苏论战埋下了隐患,这大概是过去少有人提及的。

  总体来看,作者以史料见长的学术特点,既是这部书鲜明的优长之处,也使得这本书有着或隐或显的局限。对档案的过分依赖,有时反会让人心生疑问:作者会不会只采于己有利的材料来证明己方观点呢?对这个问题,作者显然是有所认识的,他常以“过去有一种说法”开头,反驳这种“说法”,不过论证常常并不严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 “非学术化”的倾向,恰恰成了公众愿意接近这部作品的重要原因。

  读这部书,看见的是那些长久以来不曾被思考、论辩,甚至不曾被注意到的事实,而它们却影响深远。历史没有假如。正如作者所言,当时的人们“很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现代社会。”从1956年到1957年,中国社会与其说是经历了一场“转折”,不如说是面临着“选择”。最终,人们未能做出使后人满意的选择,“稍有停顿和观望,便沿着传统的和熟悉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了”。五十余年之后,回望这段处在十字路口的历史,人们既感到了偶然,又仿佛是在经历某种宿命。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读后感(十):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

  本书阐述的那段历史背景是:希望、思考、选择,所谓希望,即对中国领导人这一代社会精英提出的宏伟理想和奋斗目标,国人充满了希望和期待;所谓思考,即怎样避免苏联已经犯过的错误,开辟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社会主义道路;所谓选择,即中共为了巩固政权决定回到阶级斗争的道路上,并以此作为执政党今后的纲领,结果,“百花齐放”成一花独放,“长期共存”变得名存实亡,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体制由此确定了未来发展的基础。

  那段历史有两条并行的线索:其一,中共对社会主义设计及其主要任务的认识;其二,中共对社会主义同盟特别是中苏关系的估计。这种认识和估计的结果,构成了他们制定对内和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决定了他们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最终选择。一方面,中国初步认识到要从革命到建设,自身要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但这种认识还是下意识的和模糊的,非斯大林化和“波匈事件”让毛泽东和中共看到了执政党的不良作风及错误政策以及人民大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并且深感震撼。于是,毛决定发动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结果那些针对最高层的批评让其无法容忍,革命的暴风骤雨再次降临。另一方面,中苏同盟关系在苏联方面主要是安全问题,在毛泽东方面,还有一个逻辑——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而社会主义只有苏联一个榜样。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相互支持,取长补短,苏联在经济上援助中国,中国在政治上支持苏联。随着形势发展,中苏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地位变化,尤其毛泽东政治经验和领袖魅力日益显现,1957年底后,赫鲁晓夫权力也日益巩固。毛泽东认为,中国要在社会主义阵营为首,唯一欠缺是经济实力,但由于对经济建设模式的认识局限,短暂的反冒进之后,1957年确定绝对权威后在方法上坚持采取大搞群众运动方式。从赶英超美到赶超苏联,以后的事情就是要看,到底是中国学习苏联,还是苏共服从中共了。(序言,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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