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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明，1975年出生于新疆库尔勒，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硕士。
父亲今年八十一岁了，已经直不起腰，伴随着帕金森不规律地颤抖。话越来越少，但他喜欢慈祥地长时间地看着你。这是我第一次写自己的父亲，把飘在记忆空气中的点滴画面，化为白纸黑字定格，不易。酝酿几日，其一生为我所知的五次决定，似乎是一条线索。
第一个决定：读书，上大学。父亲是1937年生人，有一个姐姐三个哥哥，都世居在农村，至今家族以种地为生。父亲据说是当年当地唯一考上大学的农民子弟，考上的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今天的中国电子科技大学。父亲本名李进贵，读小学时，老师给他改名李玉廷，他很喜欢。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的四机部国营774厂（北京电子管厂）。父亲曾自豪地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播放《东方红》乐曲，就使用了他们生产的原件，并受到了部长的接见。
第二个决定：回老家找媳妇。父亲比母亲大12岁。据说当年相亲时，父亲30岁，母亲18岁。换言之，父亲已经在北京工作了八年，最后回到老家绵阳，遇见了母亲。母亲常常开玩笑说，父亲是个反应慢的笨人，其北京宿舍楼上楼下都是北大清华的单身女性同事，但父亲不解风情，只好回老家相亲。
第三个决定：从北京去新疆。母亲是农村户口，想进北京户口，难于上青天。有人建议：如果夫妻支援三线建设，返程时，母亲就可转为城市户口。父亲做了决定，当时有两个选择：新疆或西藏。父亲选择了新疆，因为新疆通火车。那是1970年，之后我和两个姐姐都出生在新疆。
第四个决定：回四川。父亲和母亲都非常喜欢新疆。因为那个红光无线电厂（国营8021厂），是他们一铲一锹在孔雀湖边建起的。后来才知道，民用，我们生产孔雀牌收音机；军用，好像是生产某种军用半导体。父亲是总工程师，“李工”是全厂对父亲亲切的称呼。父亲还收了许多维吾尔族的徒弟，他们都叫我“小巴郎”（小男孩）。我也喜欢新疆，但就在1983年，我们全家回到了四川绵阳。父母从国营厂来到了一个集体企业，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落差，父母都不适应。很久以后父亲告诉了我们这个“不明智”决定的缘由：当时新疆厂的附近最高学历的学校是一所中专学校，父亲意识到，不能让自己的三个孩子没书可读。
第五个决定：退休回农村。记不得父亲是哪一年退休了，当时我应该在读高中。父亲被一家民营企业返聘，但干得不太愉快。不久父亲做了一个决定：承包了老家一片河滩地三十年，重新做回农民。他挖鱼塘、建房子、养鸡养猪、种核桃树、柚子树……从此以后，每月在城市待的时间只有几天。直到今天，到了季节，父亲种的核桃便由母亲敲开，快递到北京。
父亲八十大寿时，我向他讨一句终生受用的话，他说：宽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