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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童年》是一本由(南非)J.M.库切著作，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29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耶稣的童年》读后感(一)：朱白：一人之外都是罪和不可原谅的世界
《耶稣的童年》作为书名，从圣人到虚构故事，从宗教到小说内容核心，不知道有没有人想到这样的名字会跟作者的野心有关。在宗教系统里，有大量的关于主的故事，从出生到复活，哪段都不缺少传奇。可作为读者怎么会想到当代作家要为耶稣的童年树碑立传呢？
当然，读者没想到的，不代表世上没有作者敢于去写。“没想到”也并不是不相信有人可以为耶稣的童年写传记，而是我从来没想到库切会干这样一件事。被遗弃的男童，看上去是五岁，对此主人公即男童的监护人西蒙和男童的所谓母亲伊妮丝也不知道，库切只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年纪。对于灵童来说，真实的年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尚未成年之际有过哪些非比寻常的心念和行为，库切要为他的读者缔造一个常态之外的时空。
真实的关于库切2013年新近出版的这部《耶稣的童年》，并非关于耶稣的故事，宗教甚至不是一个背景，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不知道年纪不知道亲生父母但却有着绝顶聪明的男童。源于他的一切，库切刻意模糊，不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甚至如何走失和失去证明自己的一封信也显得牵强，如此制造处境，只是为了让男童真的能有一个可供幻想的奇特身世，并且这一切为了他的怪异和天赋提供了合理场所。
不管怎么解读这个故事，《耶稣的童年》都带着一种隐喻从始至终存在，即便我们不去过于纠缠库切像在其他小说中叠加和强调的那种隐喻，也会对这样一个表面上古怪和建立在虚构时空里的故事多少有点意犹未尽或者似懂非懂。如果说库切是在《青春》、《童年》、《耻》和《等待野蛮人》这样主题鲜明的小说中，塑造了若干个生存于常态世界中个体——不管是个人异域成长卑微史，还是殖民时代的种族隔离产生的耻辱，都是真实世界在有效时间内的产物——那么这部《耶稣的童年》库切则是有意打破常规和刻意销毁了可被直接解读的可能，他将小说人和事的根基埋在了一个不存在的非常态时空之中。
大卫是个名字，但不确定，因为是随机而来的，男童并不喜欢，他的监护人西蒙也不喜欢这样叫他，除非不得已，包括名字和年龄在内，这是一个既不存在也不重要的“人”，他在一个不存在城市以及为之建立的规则和环境里，用非你我熟悉的行为方式和思考逻辑撑起了这个关于童年的小说构架。大卫跟随西蒙来到陌生城市，他被称之为与父母走散的孩子，古灵精怪，西蒙出于未直接被告知的原因愿意与之相依为命。他们被安置中心收留，然后被打发，经历不同的人，面对随时而来的窘境和遭遇。库切像构建科幻小说的逻辑体系一样，需要为这个不同于凡人的大卫的存在，而建立一个城市，不仅仅是虚构一个城市的名字“诺维拉”，还有这个城市运作的逻辑，譬如重新安置中心，他们的雇工，他们工作模式，以及人类在这里赖以生存的方式和惯性。库切的野心正好在这种构建中也被确认，这是一个需要用最简约文字建立起来的生存逻辑，一套只适合他小说人物生存的逻辑，但又要被读者吸纳、领会和产生效用。
“童年”，并非每一个经过过儿时进而长大成人的人，都拥有一个的。有些人的童年惨淡或极端成人化，没有一个与“童年”相匹配的词存在，那还有什么必要称之为童年呢？正如不是每一个人的第一次恋爱都叫初恋一样，缺少了氛围和气味，初次恋爱也会跟初恋所蕴含的美好之意相差甚远。
大卫的高明之处，是他可以选择自己的主观意识，他有出色的判断力和纠缠力，并且能够说服或者诱惑监护人为之做出妥协。小说最后，不但西蒙和伊妮丝与大卫一同上路，去做一个所谓的吉普赛人，连他们路上偶遇的赶路人也被大卫吸引跟随他们上路了。迷惑成年人的游戏，在灵童大卫看来，可能就是出于一种主观意愿，他强迫自己如此执行而已。即便不去证明真伪，光看大卫与成年人的那些对话，也很容易被其诱惑，他天真里又充满执着和莫名的正确性。这也大概也只有神性的世界可以解释的。
而在神性之外，正是我们作为读者身处的这个世界，当我们每个人在阅读《耶稣的童年》的时空里，与这本书发生的关系，可以看做人与神的一种非虚构交流。在灵童大卫不为人知的世界之外，是我们此时的世界，而通过阅读《耶稣的童年》我们又可以清晰看到这里的罪和不可原谅的荒诞。
库切耐心于日常生活的描写，对大卫和西蒙的对话以及他们的生活细节，称得上是极其缜密的，他不惜动用过于深邃的眼光，将目光直射在这貌似父子的一对人身上。但库切又显然不是那种甘于琐碎生活细节的作家，在诸多对话中，读者完全可以体会到那种哲理甚至玄妙的语言，不仅仅是西蒙作为一个移民或者码头搬运工，在他的语言系统和思想中有着过于繁杂的哲学意味，还有西蒙在乏味和劳动面前显示出的超然状态，也就是说库切让他笔下的人物在体力劳动和脑力思考中都达到了一种极致。即便这种思辨色彩的对话或者体力脑力双重极致缺乏一种客观性，他们在故事中还是承担了表达作家本人意念和思想的重任。我想不出来除了库切，谁还有本事把一个底层搬运工的大脑里想的却是哲学命题的人写得不拧巴。
库切在叙事中非常喜欢用貌似第三视角但实则是主观的角度，“他”的出现基本可以替换成“我”，西蒙跟《耻》里的卢里教授几乎一样。稍有不同的是，《耻》里多见心理描写而少对白，而《耶稣的童年》则大段大段的对白。虽然对白很多，但称不上库切的人物语言有了更多的人情味，相反西蒙及其他几个人物都非常喜欢在对话中加入哲理和抽象的思辨。但阅读了整部小说，就此也难得出库切笔下人物不讲人话之类的结论。相反对于一个码头搬运工来说，这样的表达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反差的美感，也就是说库切刻意让读者忽略时代背景和客观环境，将人物的一种趋于扭曲的表达在他刻意营造的气场里显得顺水推舟。以此，完成了一种独特美学上的表现。
最令人咋舌的是，库切在写到西蒙关于性欲的表达时，所使用的语气和语言形成了库切强辩、执拗和观念的一种表达。这人是一个码头搬运工，从遥远的营地来到异国他乡，在类似于福利机构的安置中心的落脚，但他却一样拥有跟其他阶级类似的性欲问题。西蒙面对安置中心的办事员安娜表现出来非常自信的告白，关于性和求欢，在一次寻常的野餐活动上两人进行一次攻守激烈的对话——
“男人和女人之间，”他终于开口了，“有时候会萌发某种天然的、不可预见和预知的吸引力。如果两人发现彼此有吸引力，或者换句话说，由美貌所吸引。通常来说，女性的容颜甚于男性。为什么一个会去追求另一个人，为什么会由于美貌引起拥抱的欲望，产生那种吸引力，那是我无法解释的奥秘，我只能说，就我自己的肉身而言，被一个女人所吸引那只是对方的一种奉献。我把这叫作奉献，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给予之物，而不是一种侮辱。”
他停下了。“接着说呀。”她说。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就是这些。对我来说，奉献就是——一种给予之物，而不是一种羞辱——就是你要把我夹得紧紧的，把你身上的某个东西塞进我的身体里。你声称这是一种奉献，这让我很困惑。对我来说，这整个事情看上去很荒唐——你的荒唐在于你有所表示，而我的荒唐在于提供了这种可能。”
“只是你用这种表述方式才显得荒唐，事情本身根本不荒唐。它不可能是荒唐的，因为这是正常身体的一种正常情欲。这是我们天性的流露。这就是事情本来的样子。事情是本来的样子那就不可能是荒唐的。”
“是吗？如果我说，对我而言，这种事儿似乎不仅是荒唐而且是丑陋的呢？”
他不相信地摇摇头，“你不会是这个意思。我也许有老又丑——我，还有我的欲望。但你肯定不会相信那种天性本身是丑陋的。”
“不，我正是这个意思。天性可能有美的成分，也可能有丑的成分。我们身体的有些部位，你不想让你的教子听到而羞于出口的那些部位：你觉得它们是美的吗？”
“它们本身？不，它们本身并不美。整个身体是美的，美不在于局部。”
“说到那些不美的部分——你却想把那玩意儿塞进我的身子里！这种事儿我该怎么想？”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就怎么说吧。”
“你那些关于美的全套颂词，根本就是una tonteria。一旦你发现我变成了善的化身，你就不会产生想对我动手动脚的念头了。好吧，为什么希望我成为美的化身？美难道要比善次一等吗？说说看。”
“una tonteria，什么意思？”
“胡说八道。荒谬之论。”
这段对话你有什么看法，你觉得哪个观点更贴近你的？反正作为一个男人，我没觉得西蒙说的有什么问题，关于欲望和美的理解应该是这个世界的常态之一。但问题是安娜错了吗？站在她的立场，她关于美和善、欲望和身体部位之丑陋的结论，看上去也没有什么问题。换句话说，世上像安娜这样的女人，就是如此认为和看待世界的又怎么了呢？
你再猜测一下这两个人的结果是怎样的，或者干脆直接点，你觉得西蒙得到了安娜将“某个东西塞进”她那里了吗？
库切出版此书时已经七十三岁了，在接受国内南方周末的采访时也提到“老年人的写作”、“一个人职业生涯黄昏时期的写作”，可是此时或许也应该知道，一个人的心念还真跟年纪不一定有直接关系。库切的小说并不见真正的性描写，但性意识却永不缺席，甚至还遭来国内著名女作家的质疑，问题是库切的这种关于肉体欲望的形而上思考，难道不正是千百年来文学的议题之一吗？
http://dajia.qq.com/blog/242088099146932
《耶稣的童年》读后感(二)：一把掷向熟透文明的匕首
初看J.M.库切的新作《耶稣的童年》，好像是一本挂羊头卖狗肉的书。因为第一，虽然小说戏仿了《圣经》关于圣母未婚先孕、且孕的是神胎的说法，但其比附就到此为止，想要从中读出宗教神话之类后现代调调的读者应该趁早断念；第二，小说的主人公并非童年的耶稣（大卫），而是老年的约瑟（西蒙），相较大卫一根筋的天真邪门，西蒙的纠结与彷徨才是书中最值咀嚼也最是耐嚼的内容。
库切这种模糊焦点的做法由来已久。这大抵可归因于其创作极具卡夫卡式象征和隐喻的寓言风格，这一风格打包了令学者们一再套弄、放诸库切所有作品而皆准的后殖民文化、现代主义、种族主题等符号和标签。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风格在库切由《铁器时代》（1990）打头、偏走写实的中期创作中有所削弱，但即使如《彼得堡的大师》这样的“现实”主义小说，我们读之仍会感到疑惑：这写的真是那位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的大师吗？而依笔者之见，《耶稣的童年》重新强调了库切以《等待野蛮人》（1980）为代表的早期作品的传统，只是主题有所嬗变。从南非到澳大利亚，从茹毛饮血到现代文明，库切作品的跨度与其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
同库切早期作品一样，《耶稣的童年》背景游移暧昧。难民船上的一个五岁小孩与母亲走失，幸得西蒙垂怜收留，取名大卫，这一老一小登陆后在一个讲西班牙语的港口安家，西蒙一边做工赚钱糊口，一边帮助大卫寻找母亲。小说的主干如此清晰，但细节却被库切吝啬的笔墨架空掉了：如同走失的小孩弄丢了母亲的信件，西蒙和大卫的身世与经历也神奇地“走失”了；西蒙既不依循可靠的线索又不作深入的调查，而以神秘的“直觉”觅得大卫的母亲；这讲西语的城市无任何习俗、民情与事物可以指向任何一个欧陆或南美国度，毋宁说，这是一个抽象的西方城市……
该书的主旨由是变得模糊不清，所有的问题好像都似是而非，库切仿佛在冰面上泼水一般，让情节滑行于新移民与旧生活、野蛮与文明、童年与成人等众多悖谬性主题之间，使作品别具一种流浪汉小说的流动性和不可预知性。因此，我们读《耶稣的童年》就好比西蒙在书中给大卫念的《堂吉诃德》中的一个故事：堂吉诃德掉入一个深坑，经历三天三夜的冒险与奇遇，带来美人的祝福与天国的荣耀，回头桑丘却说老爷你晕过去了一个钟头。显然，这里存在两种看世界的方式，一种是堂吉诃德的，一种是桑丘的。那么，骑士的荣誉与平民的务实，你相信哪一个？
库切在此引入了关于“间隔”与“裂缝”的讨论。“间隔”意指如一个挨一个的数字那样井然有序的世间的“理”，“是事物本来就有的一部分，是事物的组成方式，你不能掉进间隔就消失不见了”，而“裂缝”则刚好相反。西蒙告诫大卫，“间隔”永远都不能与“裂缝”混为一谈，更不会与“裂缝”发生重叠。但纵观全书，正是西蒙自己掉入了“裂缝”而无法自拔，他在故国的记忆与他乡的现实之间举步维艰，他以一己私念将母亲的想象投影到别的女人身上，他口称“理性”却偏偏在世间的“理”前撞得头破血流。
小说的主旨尽管因此散漫流溢、难以收掇，不过我们跟随左冲右突的西蒙到底还是做了一回堂吉诃德，进行了一场看不见摸不着的冒险。只是西蒙大战的不是巨人和魔兽，而是一个安谧温吞的所在。我们会惊奇，一个混乱不堪的南非，和一个小天堂般的澳洲，在库切看来竟同样充满着各种可批判的元素。我们艳羡的住房、医疗、工作等制度保障，都浓缩为西蒙眼中一成不变、按部就班、成熟得近乎发出微微甜臭的西方文明：人们彬彬有礼但交情不会很深，衣食无缺但万变不离其宗，音乐不带劲儿，性爱缺乏激情，生活没有波澜，连电视新闻也无棱无角得没法让人侃（砍）上一通。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也“定势”得好比编了程的计算机，无物不成“理”，无“理”还偏不能成就一番功业。西蒙堂吉诃德式的英雄喜剧即在那家像医院一样需要挂号的妓院达到了巅峰：他申请一个能“在真正亲密的状态下”、“以友爱之心”来帮他释放压力的女士。他当然没有等到这位女士，妓院令人感动的诚实甚至连一点点美丽的谎言都拒绝给他。
当然，《耶稣的童年》并非西蒙自说自话的发神经。从《八堂课》（2003）开启的澳洲新时期以来，库切愈来愈热衷在作品中引入干预甚至侵略性的角色。在《耶稣的童年》中，库切更是将一大堆形色各异的人物放入小说，以此构成男性－女性、年老－青春、残疾－健全、主流－次流、边缘－中心等极具对抗性和互生性的叙述关系，使本书的体例活像一本“苏格拉底谈话”之类的对话体小说。但“苏格拉底谈话”使真理越辩越清，库切却把真理当矛和盾来使，通过辩论消解了它的客观性而使之相对化、悖论化了。而在人物设定上，本书也没有一个能指引谈话向着可验证的真理过渡的人物，换句话说，书中所有与西蒙形成互动关系的人都是库切自身的投影，他们之间的辩论同样可以视为库切头脑中的思维柔道——你会看到，小说中那些背麻袋、接电话、跑堂的或者家庭主妇的谈吐，都毫无例外地具备一种知性的魅力。
这种以怀疑眼光批判自启蒙时代以来便高居王座的理性主义的姿态，也使库切受到“作品存在是非不清的观点，尤其是在一些泾渭分明的问题上”的批评。但当下西方文明的痼疾正在于将理性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如早年的宗教那样被奉上神坛，愈加成为一种僵化和迷信的事物。《耶稣的童年》中鬼头鬼脑的大卫之所以比西蒙走得更远也更令人难堪，正是因其作为一个小孩，世间的标准、价值与观念在他便从来不是自然而然，而是有待观察、考评和重估的，他的存在竟使西蒙的英雄壮举显得既可怜又保守。就此而言，库切以73岁高龄创作此书，不也是以另类眼光作匕首，掷向那已然熟透发胀的文明？我们要感谢库切，他让我们看到，世间之“理”并非顺理成章得无懈可击，而是埋伏着一个又一个“裂缝”，从那豁开的大口中，微醺甜腻又颇撩人的臭气正蒸腾而出。
《耶稣的童年》读后感(三)：异乡人的新生
在库切的作品列里，《耶稣的童年》显得十分正单纯。这种单纯源于舍去了许多眼花缭乱的叙事技巧，同样更深层的缘由在于库切对干净洗练的语言不动声色地把握。回想一下移民澳洲后库切完成的作品，《凶年纪事》中那种议论与虚构文体的杂糅，自传性作品《夏日》中以旁观者的身份书写自己虚构的传记，似乎都有很深的意味。借用他在《凶年纪事》中夫子自道的话说，许多作家迈入老年之后文笔会日趋松散，人物和情节都会呈现程式化的一面，这种症状通常会被认为是创作力衰退，创作欲望不复当年，“然而，就内心情感而言，同样的变化也许可以作出不同的解读：譬如一种解放，一副堪当大任的清澈头脑”，也许这种变化只是证明“自己远非衰退，而是摆脱了从前像是禁锢他的诸般镣铐，使他真正能够直面自己的灵魂问题：该怎么活”。
《耶稣的童年》与耶稣无关，与宗教无关，如果非要牵扯出一丝的关联，大概与个体的信仰有关。这个故事有着某种程度的荒诞性，缺乏合理的铺垫，而且这种缺失明显是作者故意为之。从库切急切地进入故事的方式来看，他似乎并不担心故事本身是否有着现实的基础。故事开始时，一个很突兀的画面，西蒙带着五岁的大卫在一个陌生国度的安置中心。他想找到一个落脚点，而且急于找到一份工作，只是为了帮助大卫寻找他的母亲。他不断地向人解释，他不是大卫的父亲，他们只是在船上相遇，大卫与他的母亲走失了，身上唯一能证明他身份的信件也丢了。他们都从过去来到这个叫做诺维拉安置中心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这个国家与任何国家都不同，它自成一个国度，独立的乌托邦，生活在这里的人没有欲望，没有娱乐，依靠基本的条件生活（只有面包），他们辛勤的工作，从不奢望改变什么，生活就是生活，波澜不惊，按部就班是生活的常态。西蒙在码头找到了一份搬运工的工作，暂时安顿了下来。这里有一个颇为怪异的地方，西蒙为了帮助大卫寻找他的妈妈来到这个地方，但是他没有任何迹象能证明孩子的妈妈来过这里。总之，他开始帮助大卫物色一个妈妈，在一次散步的路途中，看到了一位打网球的女士伊妮丝，他请求她做大卫的母亲：“不是收养。是做他的母亲，他的真正母亲。”这个片段荒诞的地方在于，伊妮丝不但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建议，而且认为理所当然，她就是他血缘上的母亲。这是本书最为荒诞的部分，荒诞的原因似乎我们能感觉到是作者库切强迫我们认同这样的观点。就如同西蒙向大卫解释的那样：“我们在她的心里播下种子，现在我们必须耐心地等它生长。只要你和她能够喜欢对方，种子肯定会生长开花。”
这是一个新移民的寓言。当库切成为澳洲作家开始，他就开始了这种新生活的尝试。《耶稣的童年》无关于宗教，只是关于人类伊始时，人类如何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建构自己的生活。小说中写到了很多场类似古希腊广场哲学的辩论，西蒙与他的码头工作的同伴，西蒙与安置中心的工作人员安娜，西蒙与他的邻居埃琳娜，甚至西蒙与大卫。这种辩论源于一种怀疑精神，源于一个带着原有记忆的外来者与这里平静单调生活的冲突，源于西蒙对这种缺乏激情与欲望，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的反抗。小说中提到他在教授大卫阅读《堂吉诃德》时，说这本书代表了我们两种看世界的眼睛，一种是堂吉诃德的眼睛，一种是桑丘的眼睛：“对堂吉诃德来说，这是他要战胜的巨人。对桑丘来说，这只是一座磨坊。”而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赞同桑丘的看法，认为这只是一座磨坊。
对库切而言，这个寓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作为一个异乡人来到陌生的环境中，他同时带来的还有一种过去的记忆，这种记忆与现有的环境是相冲突的。这就是为何西蒙来到这个国度后发生的一系列的辩论。但是我们也会注意到，这种辩论是一种沟通的基础。想要在新世界中生存下来，要适应他们的生活节奏，遵循他们共同的规则，使用他们的语言，融入他们的社会。但是作为一个异乡人，如果只是单纯的适应，没有内心的冲突是不可能的。他在适应的同时，也在反抗着一些陈规陋习。他过去的记忆，对欲望的合理利用，对改变生活决心，对历史的正确态度，都决定着他的未来。
我们同样会注意到，同样是来自外地的异乡人，大卫的内心并不存在这种冲突。因为他还是个孩子，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接受习俗与文化学习。这就是两种融入新世界的方式，一种从零开始的记忆，一种是把自己原有的记忆打碎，在冲突与质疑中融合。换句话说，库切写到的这种异乡人的经验是经过内心的挣扎，激烈的抉择后才能接受他现在的新身份。但是这种身份的心理认同可能需要一个更久的时间，甚至需要到下一代才能完全融入新生活。
小说中，西蒙向大卫解释在陌生国度中使用语言的重要性：“每个人来到这个国家都是异乡人。我来到时候是异乡人，你来的时候是异乡人。伊妮丝和她的兄弟都是异乡人。我们从不同的国度来到这个寻找新的生活。但现在，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所以我们必须彼此合作，我们协作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同样的语言。这是规则……如果你拒绝这样做，如果你不好好对待西班牙语，坚持说自己的语言，那就会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孤独的世界里。你会没有朋友。你会被人遗弃。”也正是对语言的这种重要性的认识，当西蒙与伊妮丝发现大卫无法从这个国度中接受到他应得的教育，他们离开了这个国家，开始了新的旅途，重新寻找新的生活。
这是身为作家的库切的真实隐喻。他似乎在暗示着，无论他成为哪一国的居民，也无法阻挡他的笔触与思想孜孜不倦地寻找新的精神家园。
思郁
2013-4-20书
耶稣的童年，【南非】J.M.库切著，文敏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第一版，定价：36.00元
《耶稣的童年》读后感(四)：一人之外都是罪和不可原谅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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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童年》作为书名，从圣人到虚构故事，从宗教到小说内容核心，不知道有没有人想到这样的名字会跟作者的野心有关。在宗教系统里，有大量的关于主的故事，从出生到复活，哪段都不缺少传奇。可作为读者怎么会想到当代作家要为耶稣的童年树碑立传呢？
当然，读者没想到的，不代表世上没有作者敢于去写。“没想到”也并不是不相信有人可以为耶稣的童年写传记，而是我从来没想到库切会干这样一件事。被遗弃的男童，看上去是五岁，对此主人公即男童的监护人西蒙和男童的所谓母亲伊妮丝也不知道，库切只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年纪。对于灵童来说，真实的年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尚未成年之际有过哪些非比寻常的心念和行为，库切要为他的读者缔造一个常态之外的时空。
真实的关于库切2013年新近出版的这部《耶稣的童年》，并非关于耶稣的故事，宗教甚至不是一个背景，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不知道年纪不知道亲生父母但却有着绝顶聪明的男童。源于他的一切，库切刻意模糊，不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甚至如何走失和失去证明自己的一封信也显得牵强，如此制造处境，只是为了让男童真的能有一个可供幻想的奇特身世，并且这一切为了他的怪异和天赋提供了合理场所。
不管怎么解读这个故事，《耶稣的童年》都带着一种隐喻从始至终存在，即便我们不去过于纠缠库切像在其他小说中叠加和强调的那种隐喻，也会对这样一个表面上古怪和建立在虚构时空里的故事多少有点意犹未尽或者似懂非懂。如果说库切是在《青春》、《童年》、《耻》和《等待野蛮人》这样主题鲜明的小说中，塑造了若干个生存于常态世界中个体——不管是个人异域成长卑微史，还是殖民时代的种族隔离产生的耻辱，都是真实世界在有效时间内的产物——那么这部《耶稣的童年》库切则是有意打破常规和刻意销毁了可被直接解读的可能，他将小说人和事的根基埋在了一个不存在的非常态时空之中。
大卫是个名字，但不确定，因为是随机而来的，男童并不喜欢，他的监护人西蒙也不喜欢这样叫他，除非不得已，包括名字和年龄在内，这是一个既不存在也不重要的“人”，他在一个不存在城市以及为之建立的规则和环境里，用非你我熟悉的行为方式和思考逻辑撑起了这个关于童年的小说构架。大卫跟随西蒙来到陌生城市，他被称之为与父母走散的孩子，古灵精怪，西蒙出于未直接被告知的原因愿意与之相依为命。他们被安置中心收留，然后被打发，经历不同的人，面对随时而来的窘境和遭遇。库切像构建科幻小说的逻辑体系一样，需要为这个不同于凡人的大卫的存在，而建立一个城市，不仅仅是虚构一个城市的名字“诺维拉”，还有这个城市运作的逻辑，譬如重新安置中心，他们的雇工，他们工作模式，以及人类在这里赖以生存的方式和惯性。库切的野心正好在这种构建中也被确认，这是一个需要用最简约文字建立起来的生存逻辑，一套只适合他小说人物生存的逻辑，但又要被读者吸纳、领会和产生效用。
“童年”，并非每一个经过过儿时进而长大成人的人，都拥有一个的。有些人的童年惨淡或极端成人化，没有一个与“童年”相匹配的词存在，那还有什么必要称之为童年呢？正如不是每一个人的第一次恋爱都叫初恋一样，缺少了氛围和气味，初次恋爱也会跟初恋所蕴含的美好之意相差甚远。
大卫的高明之处，是他可以选择自己的主观意识，他有出色的判断力和纠缠力，并且能够说服或者诱惑监护人为之做出妥协。小说最后，不但西蒙和伊妮丝与大卫一同上路，去做一个所谓的吉普赛人，连他们路上偶遇的赶路人也被大卫吸引跟随他们上路了。迷惑成年人的游戏，在灵童大卫看来，可能就是出于一种主观意愿，他强迫自己如此执行而已。即便不去证明真伪，光看大卫与成年人的那些对话，也很容易被其诱惑，他天真里又充满执着和莫名的正确性。这也大概也只有神性的世界可以解释的。
而在神性之外，正是我们作为读者身处的这个世界，当我们每个人在阅读《耶稣的童年》的时空里，与这本书发生的关系，可以看做人与神的一种非虚构交流。在灵童大卫不为人知的世界之外，是我们此时的世界，而通过阅读《耶稣的童年》我们又可以清晰看到这里的最和不可原谅的荒诞。
库切耐心于日常生活的描写，对大卫和西蒙的对话以及他们的生活细节，称得上是极其缜密的，他不惜动用过于深邃的眼光，将目光直射在这貌似父子的一对人身上。但库切又显然不是那种甘于琐碎生活细节的作家，在诸多对话中，读者完全可以体会到那种哲理甚至玄妙的语言，不仅仅是西蒙作为一个移民或者码头搬运工，在他的语言系统和思想中有着过于繁杂的哲学意味，还有西蒙在乏味和劳动面前显示出的超然状态，也就是说库切让他笔下的人物在体力劳动和脑力思考中都达到了一种极致。即便这种思辨色彩的对话或者体力脑力双重极致缺乏一种客观性，他们在故事中还是承担了表达作家本人意念和思想的重任。我想不出来除了库切，谁还有本事把一个底层搬运工的大脑里想的却是哲学命题的人写得不拧巴。
库切在叙事中非常喜欢用貌似第三视角但实则是主观的角度，“他”的出现基本可以替换成“我”，西蒙跟《耻》里的卢里教授几乎一样。稍有不同的是，《耻》里多见心理描写而少对白，而《耶稣的童年》则大段大段的对白。虽然对白很多，但称不上库切的人物语言有了更多的人情味，相反西蒙及其他几个人物都非常喜欢在对话中加入哲理和抽象的思辨。但阅读了整部小说，就此也难得出库切笔下人物不讲人话之类的结论。相反对于一个码头搬运工来说，这样的表达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反差的美感，也就是说库切刻意让读者忽略时代背景和客观环境，将人物的一种趋于扭曲的表达在他刻意营造的气场里显得顺水推舟。以此，完成了一种独特美学上的表现。
最令人咂舌的是，库切在写到西蒙关于性欲的表达时，所使用的语气和语言形成了库切强辩、执拗和观念的一种表达。这人是一个码头搬运工，从遥远的营地来到异国他乡，在类似于福利机构的安置中心的落脚，但他却一样拥有跟其他阶级类似的性欲问题。西蒙面对安置中心的办事员安娜表现出来非常自信的告白，关于性和求欢，在一次寻常的野餐活动上两人进行一次攻守激烈的对话——
“男人和女人之间，”他终于开口了，“有时候会萌发某种天然的、不可预见和预知的吸引力。如果两人发现彼此有吸引力，或者换句话说，由美貌所吸引。通常来说，女性的容颜甚于男性。为什么一个会去追求另一个人，为什么会由于美貌引起拥抱的欲望，产生那种吸引力，那是我无法解释的奥秘，我只能说，就我自己的肉身而言，被一个女人所吸引那只是对方的一种奉献。我把这叫作奉献，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给予之物，而不是一种侮辱。”
他停下了。“接着说呀。”她说。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就是这些。对我来说，奉献就是——一种给予之物，而不是一种羞辱——就是你要把我夹得紧紧的，把你身上的某个东西塞进我的身体里。你声称这是一种奉献，这让我很困惑。对我来说，这整个事情看上去很荒唐——你的荒唐在于你有所表示，而我的荒唐在于提供了这种可能。”
“只是你用这种表述方式才显得荒唐，事情本身根本不荒唐。它不可能是荒唐的，因为这是正常身体的一种正常情欲。这是我们天性的流露。这就是事情本来的样子。事情是本来的样子那就不可能是荒唐的。”
“是吗？如果我说，对我而言，这种事儿似乎不仅是荒唐而且是丑陋的呢？”
他不相信地摇摇头，“你不会是这个意思。我也许有老又丑——我，还有我的欲望。但你肯定不会相信那种天性本身是丑陋的。”
“不，我正是这个意思。天性可能有美的成分，也可能有丑的成分。我们身体的有些部位，你不想让你的教子听到而羞于出口的那些部位：你觉得它们是美的吗？”
“它们本身？不，它们本身并不美。整个身体是美的，美不在于局部。”
“说到那些不美的部分——你却想把那玩意儿塞进我的身子里！这种事儿我该怎么想？”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就怎么说吧。”
“你那些关于美的全套颂词，根本就是una tonteria。一旦你发现我变成了善的化身，你就不会产生想对我动手动脚的念头了。好吧，为什么希望我成为美的化身？美难道要比善次一等吗？说说看。”
“una tonteria，什么意思？”
“胡说八道。荒谬之论。”
这段对话你有什么看法，你觉得哪个观点更贴近你的？反正作为一个男人，我没觉得西蒙说的有什么问题，关于欲望和美的理解应该是这个世界的常态之一。但问题是安娜错了吗？站在她的立场，她关于美和善、欲望和身体部位之丑陋的结论，看上去也没有什么问题。换句话说，世上像安娜这样的女人，就是如此认为和看待世界的又怎么了呢？
你再猜测一下这两个人的结果是怎样的，或者干脆直接点，你觉得西蒙得到了安娜将“某个东西塞进”她那里了吗？
库切出版此书时已经七十三岁了，在接受国内南方周末的采访时也提到“老年人的写作”、“一个人职业生涯黄昏时期的写作”，可是此时或许也应该知道，一个人的心念还真跟年纪不一定有直接关系。库切的小说并不见真正的性描写，但性意识却永不缺席，甚至还遭来国内著名女作家的质疑，问题是库切的这种关于肉体欲望的形而上思考，难道不正是千百年来文学的议题之一吗？
《耶稣的童年》读后感(五)：粗疏的一点思考
我被库切《耶稣的童年》这本书的题目吸引住了，只是无意中一瞥，但本应该忙于其他工作的我还是立即买了这本书来读。读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想弃书来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让我一直读完。本来不太习惯写未形成较成熟想法的书评，但这次破例想先留下一点思考。
我倾向于认为库切讲述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寓言，我简直诧异《代译序》中提到把本书称作“现实主义”写作的观点。不过显然库切的写作同卡夫卡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在《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也反复表现出自己对卡夫卡的看重）。其实，卡夫卡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之父，任何作家都很难绕过他去，因为他是第一个也是最深刻地把荒诞表现得现实可感的人。格里高尔早上醒来就变成了甲虫，K莫名其妙地被捕了，他的一个可能的“兄弟”在冬日的雪夜中凝望着一座他根本看不见也不知道存在的城堡。但是他们的反应是完全自然的，就像接受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卡夫卡的最杰出的地方就在于他以狄更斯式的现实主义来写“完全不现实”的东西。库切受卡夫卡影响极其明显，或许在这个层面上说他是现实主义也未尝不可吧。不过，说库切讲述寓言当然还是因为他给小说起的这个名字“耶稣的童年”，但实际上所有读了这本小说的人都知道，它完全不是在讨论宗教问题，当然，是表面上完全没有在讨论。实际上它当然讨论了。卡夫卡的“城堡”究竟是否象征着上帝可以存疑，毕竟没有明确的证据，当然也可以说得通，是否赞同看阅读解释者自己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但库切还是给了一个明确的线索，就是对于一本小说来讲最重要的题目。K可以没有姓氏没有名字，但《城堡》毕竟还是叫“城堡”。（P.S.说到这我其实很想笑，大概只要是学中文出身的人就知道我不是在为了玩文字游戏而写这样的句子。但是这样的句子仍让人觉得有趣。）
回到库切的小说人物身上，三个主要人物与约瑟、马利亚和耶稣的对应关系太明显了就不用说了。从个人来讲，当然也是从一个寓言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西蒙最像现代文明，他就是我们所有人生活着的世界的一个代指。他有着模糊的历史记忆，至今仍获得肯定的人的欲望，某些层面的理性，然后是某些似乎是非理性的行为（将伊妮丝认定为大卫的母亲）。这么一串连人类的特征是不是很明显？所以他所迁移的这个新大陆，严格意义上，想讨论的就是现代文明应该进入什么样的世界的问题。因为我们只能有这样一个世界，所以我们确实无法带着伏尔泰的讽刺态度，而应该认真考虑自己的生存处境。
他们进入的社会严格意义上是一个理想社会，没有历史的重负，金钱的作用不太明显，劳动是人们的一种生活需要，人人基本可以取得生活必需。这个抽象出来的特征描绘是不是更明显？当然，库切在其中表现了他自己的反思，我以为至少有三点。首先，我们毕竟不能完全忘却历史，即使是当时乘坐“五月花”号的人也没有，更何况历史已经证明了不能再走一遍美国的道路。其次，以码头工人为代表，最明显的表现出了对启蒙，对现代性的反思，人类是否真的需要西蒙描述的那种历史认定的“进步”？第三则是，很明显，这样的一个世界对于西蒙这样一个没有完全忘记历史，有欲望的人来说，是一个毫无激情的社会。
那么库切给出了他反思的答案么？我以为他给出的答案恰恰就是大卫这个孩子，我其实很诧异，库切如此在题目中强调，故事讲述的是“耶稣的童年”，其实也就是关于大卫的引入。但我看的评论大家的注意力还是都集中在西蒙身上。当然，这也正常，就比如有人不知所云地认为《亨利五世》是莎士比亚关于强盛英国的意淫，我一说到这个问题还是不由自主想吐槽一下；评论《被解救的姜戈》人人注意自由的一面，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其中对自由的反思，包括舒尔茨给姜戈讲的那个故事，还有他那句“我以前从来没给过任何人自由，现在既然我给了你自由，我就隐约觉得要对你负责”。《失乐园》中上帝说：“因为我造成他们自由，他们必须/保留自由，甚至可以自己奴役自己。”我的自由联想又离题太远了。我的想法很可能压根儿不正确，只是一点预感记录下来。大卫的那些话语，实际上质疑了所有西蒙认为，甚至我们读者认为的理所当然的常识。它们出现那么多次，所以应该不是偶然。我认为这表现了库切的神学思考，即关于在新世界中如何重建信仰的问题。既然是神学，当然包括很多不能用理性语言阐释清楚的东西在内。具体的我还没办法讨论。只是确定库切所反思的新世界、新生活应该重建信仰，至于信仰的是不是耶稣，当然还可以探讨。在西蒙的世界中，可以肯定已经超前于我们当今的世界中，大卫（耶稣）还处于童年。
仅读了一遍小说，三十分钟成文的粗疏思考，没时间再阅读整理自己的想法了，所以姑且先这样吧，留给自己以后再思考。
《耶稣的童年》读后感(六)：逃花园记
他和她。
一个是贫家子弟，一个是娇宠千金。一个瘦瘦高高，皮肤黝黑；一个弱不禁风，面色白皙。
他们操着各自县城的乡音，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北京。
某一天，在后海的一家小酒吧里，他和她相遇了。他独自一人，她身边也无伴。
“一个人啊？”
“你不也是么？”
他俩尝试用蹩脚的普通话聊天。
然而话题不多。她的喜好他并不熟谙，他的世界她也无法理解。除在学蹩脚普通话外，他和她的共同点只有一处——都在试图丢掉过去。
聊天中，他绝口不提往日的贫苦，她也回避了曾经的岁月。
“我的未来不是梦！”他说。
“我要给无处安放的青春找个家”她说。
就这样，两条平行线不可思议的在北京在后海在小酒吧里相交了。两条线构成了一个奇妙的形状——/，共同守护着他们孕育的下一代，一个取名“梦想”的小男孩。
“梦想”是个聪明的孩子。成长为一个神奇的魔术师或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对他来讲都不是难事。他还想成为一个浪漫的吉普赛人，唱着欢快的歌，到世界各地流浪。
可是，“梦想”的天赋却只在父母面前表现。
当他和她把“梦想”送到学校塑造后，男孩叛逆了，也笨了。
“梦想”取不得任何进步，还屡屡惹怒老师，“让他转学！”
与此同时，为了孩子，拼命工作的他病倒了，金枝玉叶的她也变得面老皮糙。
“回去吧……”他对她说。
“那儿已经不允许我们再回去了。”她眼噙着泪。
这时，“梦想”从管理严格的学校里偷跑了出来。
“去埃斯特利塔吧！”“梦想”说。
他俩没有责怪孩子，而是憧憬起”埃斯特利塔“来。他和她都不知道”埃斯特利塔“在哪里，但愿意相信”梦想“说的，”那里有新的生活。“
路上行着，两个大人，一个孩子，还有一条狗。
”埃斯特利塔到底在哪里？“
”就在远方！“
”梦想“指着大海的方向。
《耶稣的童年》读后感(七)：《耶稣的童年》摘录
第七章
是因为在他的记忆中男女之事没有完全忘却，他就想去勾引她？是因为他非要将一己之愿(情欲与性爱)置于普适的习俗(友善与仁慈)之上？还有，为什么他总是在追问自己，而不是像别人那样就这么简单地活着？从旧日的心满意足(符合一己之愿)到如今的心神不安(面对普适的习俗)，在这种极其不情愿的转变中，难道这就是事情所有的方方面面？莫非这一回合的自我审问没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每一个新来者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如果是这样，他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成为一个新人，一个完善的人？
第十四章
事物本身。你觉得事物就一直保持本身的样子不会改变吗？不。每件事情都在变化之中。你忘了你是漂洋过海来到这儿吗？海洋的水是流动的，因为流动而变化。你们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水流中。就像鱼儿生活在海里一样，我们生活在时间之中，必然随着时间而改变。
……
我只不过是一个踏入新的家园的新人，那可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但是，我不能丢弃历史的观念，也就是没有起始也没有终结的变化的观念。观念不可能被我们洗掉，甚至不会被时间洗掉。没有观念就没有宇宙，也就无所谓存在。
第十六章
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不是某个人的屎，只不过是屎而已。你跟任何一个管子工说起这事儿，他都会这样说。管子工不会看着屎对自己说，多有意思啊，谁会想到x先生或者y先生会有这样的屎！这就像殡葬人，一个殡葬人不会对自己说，多有意思啊……
殡葬人是什么？
殡葬人是处理死者尸体的人。他就像一个管子工。他照料着死者的尸体让它去恰当的地方。
什么是死者尸体？
死者尸体就是让死亡折磨过的人体，等变成了那个样子，我们就不能再做什么了。但我们不必总是担心着死亡。死后不会再有另一种人生。我们人类在这方面是幸运的。我们不会像屎那样，留在管道里，然后搅个在一起再混入泥土。
《耶稣的童年》读后感(八)：《理性之人与想象之人》
库切一直是小说创作者里的魔术师，因其作品在风格上几乎就从来没有过自我复制。《等待野蛮人》通过一个虚构帝国的老年行政长官背叛国家的军事目的和自身职责，绝漠出塞，帮助一个因军事袭击而后遭受刑讯致残的野蛮人女孩，找回其所属的游牧部落及对应的文化身份的寓言，呈现多组对立冲突的模型（文明对野蛮，现代对原始，定居生活对游牧生活，殖民者对原住民，西方世界对非西方文明，主流文化对边缘文化，理性对蒙昧），并重置文明与野蛮的关系和内涵。《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通过一个天生兔唇兼智障的男孩在种族隔离引发的骚乱背景下，寻找并护送过世母亲的骨灰前往出生地的磨难旅程，创造了一例对文明体制充满恐惧与困惑的新物种—穴居人。《福》以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与重构方法，把迪福和他的《鲁滨逊漂流记》改头换面，讲述作家迪福如何从男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把一个以从荒岛获救的女人为中心的客观事件改写成一则对男性殖民者生存胜利的赞歌，从而在作家与小说原型，作者与读者，苏珊。巴顿与星期五，失去话语权的女性与掌握话语权的男性等多层关系中植入后殖民主义的语义。《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以客座教授讲课的形式将多篇社会学论文结构成类小说文体。《夏日纪事》先是虚构作家本人已去世多年，再以采访录的形式将作家生前生活的知情者对作家本人的追忆加以组织，形成具有高度自省意味的传记。《铁器时代》写了罹患末期癌症的白人老妇人，将自己行将朽木时期（也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即将瓦解的前夜，种族骚乱爆发愈发频繁和激烈的时期）对社会状况和私人生活的种种感受与思考付诸于一封长信，期望在死后由其收留的黑人流浪者充当邮差，将信件送达移民美国的女儿，库切在文本里尝试将信件嫁接给了小说。而在最新出版的《耶稣的童年》里，他又试图用一个含义模糊的宗教名字讲了一个奇怪的故事。
小说的大致梗概是一个历史背景不明晰的老者西蒙，带着一个据说是遭遇失散的5岁男孩，来到一个虚构的新大陆，开始了新移民的生活。在西蒙的身上，我们很难明确辨识他的过去，但是踏足新世界时经济状况上的一贫如洗，声明自己已经与过去割断了联系，这些似乎都暗示了西蒙在旧世界里曾经遭遇过某种让人丧失一切的失败。进入新世界是为了让人生有一个全新的起点，必经一个先死去再活过来的程序，这需要一个人抛弃自己的私人历史，但是西蒙的行为举止却透露出浓厚的知识分子味道，显示出在新旧两个世界均难以消除的理性之人，文明载体的特征。小说里，西蒙为了生存来到二号码头，被迫接受粮食搬运工的工作。在这样一种简单粗放的工作环境里，西蒙竟然会从中引出严肃的哲学命题，会不自觉地去确认自己的生存现状里是否存在可靠坚实的价值，是否有某种宏大的机制让这些纯体力劳动可归入更为高端的意义体系里。在西蒙为男孩大卫开展知识启蒙的对话里，这个老者一次又一次地运用理性主义的方法对其施加教育影响。他以一本简化版的《唐吉珂德》试图帮助男孩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他教男孩不要一个词一个词地去认知单词，而是应该先学习字母和它们构成单词的普遍规则，然后在掌握单词的基础上再去把握整体的阅读）；他尝试为男孩理清数字应有的逻辑秩序和大小关系；他在修马桶时为孩子讲解水流的基本物理规律；面对在成人眼里一大堆为孩子所有的垃圾组成的私人博物馆，他又教大卫要按照成人对物体的使用价值和珍惜程度，合理区分有用之物与无用之物，正确理解金钱的价值和获取途径。由此可见，西蒙正是作为一个理性之人，自我认定既有义务又有能力将世界的构成，世界的运行法则通过言传身教传递给新生代。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让这个孩子的未来人生与虽然全新但毕竟文明化的现实世界严丝合缝地接轨，是为这个孩子在新世界的社会生存里顺利地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同时也是通过成功履行监护人的角色来为自己确立一个合理，合格的身份。与此同时，西蒙仅凭第一眼的印象就为大卫判定伊妮丝的母亲身份，完全以直觉代替理性判断，将一个孩子连同他的未来推到一个陌生的年轻女人手里的行为，展现了这个理性之人对消除自身固有秉性（一个人的历史性身份）的内心困惑和抵抗化的意图，是人性矛盾化，冲突化的在场证据。
如果说西蒙是理性之人，那么5岁幼童大卫就是想象之人。这个在血缘上无父无母的孩子，依赖于两个虚拟的亲属开始在新世界的生活。当西蒙为男孩展开教育，大卫却总是用一连串的“为什么”来应对。在孩子的眼里，一方面总认为有一个“元答案”能够提供对问题链的最终解答，另一方面却又困惑于任何一个“为什么”都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似乎任何一个“为什么”都旨在为给出下一个“为什么”作准备。小说中，当西蒙为男孩解释排泄物离开人体就是废弃物，人们不再对其拥有权力时，孩子却坚持“这是我的噗噗”。当西蒙为男孩解释888和889两个数字排在序列里靠后位置的数字更大时，孩子却反诘“你怎么知道，你又没到过那里”。当西蒙为男孩解释数字与星星是不同事物时，男孩却说“星星就是数字。星星会死，会掉下来。所以数字也会死，会掉进缝隙里，就像唐吉坷德掉进洞里。当西蒙为男孩解释他的博物馆只是一批无价值的垃圾时，孩子却说那些东西对他本人有意义。可见，当成人试图用从具体事物和经验中总结而来的抽象，普适的规则为孩子阐释世界时，孩子却总是紧紧抓住那些明确可见的具像图景来与成人观念辩论，坚持唯可见的才是真实明确的。孩子对自身起源，身份的认知缺失，对文明体系应有的理性方法的拒绝态度，鲜明地表明一个未受文明污染的“原人”对文明体系和它的理性工具充满怀疑与不信任精神，每一次伴随教育而来的提问只能加深认知困惑和对理性的排斥，而不是混沌的东西变得简单透明。孩子因此退缩在自我想象的世界里，试图以独立于外部世界的自我创造来为自己阐释世界，通过以幻象世界替代现实世界让一切令人困惑不解的复杂事物变得简单合理。
库切透过本书对西方文明基石的理性主义思维进行反思，以一个儿童童真似的，自我想象与创造的世界观来瓦解理性主义坚不可摧的分析，阐释世界的能力，让我们看到抽象性思维和原则，如何在一个孩子的直观世界与用想象探究世界的方法里陷入无能为力的尴尬处境。
至于小说的名字，很难从作品里找到明确的宗教源头，从而给出一个合理解释。只能从小说临近尾声时，由西蒙，大卫和伊妮丝三个既无直接血缘联系，又无合法婚姻和性关系的奇特家庭组合里，让我仿佛看到圣经里所述神圣家庭的翻版，为小说晦涩的名字增加了一个联想。同时，大卫想象之人的独特性身份，对文明和理性的怀疑态度，似乎又让人觉得有某种类似神性的东西在新世界里闪光。
《耶稣的童年》读后感(九)：理想国，天堂，或死后的世界
五十多岁的西蒙，带着五岁的、与父母失散的孩子大卫，来到一座叫诺维拉的城市。孩子看上去很普通，半闭着眼睛，允吸手指头，跟着西蒙在诺维拉开始新生活。这是一座奇异的城市，在这里，每个人都没有过去，一切都要从头再来。西蒙在难民安置中心分得一套小房子，又在码头找到当装卸工的活儿，并开始为大卫寻找母亲。他从来没有见过孩子的母亲，但是他相信他能凭直觉找到合适的人选。他拒绝承认他和大卫之间的关系是父子关系，尽管他投入了几乎全部的热情来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他们之间相依为命，这一老一少之间的相处，有种库切小说中罕见的温情在流淌。
库切自己说，这部小说是一种老年人的写作。确实，他的小说从来没有这样平和过，结构上也没有如此随意过。国内读者大都把小说解读成一个简单的新移民寓言，而我认为这有点想当然、简单化。像库切这种级别的作家，面对死亡的临近，讲述一个如此温情脉脉的故事，思考的肯定是更终极的问题。读完这部小说，我们必须先回答一个最基本的疑问，这样我们的思考才能继续往前推进，那就是这个叫诺维拉的城市到底是什么地方？如果它是一个隐喻，它隐喻了什么？这是理解这部小说的钥匙。
来到诺维拉这座城市的人，没有过去，没有记忆，一切重新开始，就像来到一个死后的彼岸世界。这里所有人都讲西班牙语，待人友善，但缺乏好奇心和激情，连性爱都温文尔雅。这里几乎不存在找工作的问题，男人可以去做体力活，不会受到任何歧视，同事之间友爱互助，妇女和小孩可以领补贴，房子随机分配。这里几乎没有富有的概念，因为大家都只能得到简单的食物，商店里也只能买到一些生活必需品。一到晚上，这个地方就静得像停尸房，大家既不去俱乐部，也不到街上乱逛，而是去业余学校，学习哲学、语言、数理、艺术等各类课程，想办法提高自己。大家都是和和气气的，就连广场辩论也礼貌客气，彼此都生怕伤害对方的感情。这里没有邪恶和愚昧，只有不同的观点，不同气质的性情。小说中提到的人物，都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家庭，基本都是单身，顶多再带个孩子。这里对工业化（用机器取代人工）的生产方式没有兴趣，对劳动意义的理解，带有卢梭主义的色彩。当然，这里也存在一个撒旦式的人物达戈先生，他的酒、礼物和米老鼠，让孩子和女人迷失。但即使是达戈先生，也有他自己的一套行事准则，他代表某种松散的自由和放纵，而不是阴暗和卑劣。
看上去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地方。一个理想国。这是无数哲人圣贤所苦苦追求而不得的世界，库切用一支笔轻松勾勒了出来，然后让西蒙和大卫用活生生的生活推倒给你看。西蒙对这里的“和谐”感到厌倦，六岁的大卫也本能地想从这里逃离。在这个尚未进入工业现代化并且拒绝进入工业现代化的城市里，人没有被异化，大家几乎都是平等的，公共道德虽然有些冷漠，但也无可挑剔。但是，古板的人依旧古板，乏味者依然乏味，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交流依旧困难重重，而且，最主要的是，它是以压抑人的欲望换来的。如同《耻》中卢里教授拒绝为自己的欲望道歉，西蒙也不想抑制自己的欲望，他需要更多的食物、更兴奋的性爱、更强烈的爱憎、更极端的人际关系。秩序与和谐并不是他想要的东西。
这样看来，西蒙的反理想倾向，很有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形象。库切研究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出过研究专著，也写了一本以陀氏为主角的小说《彼得堡的大师》。联系陀氏的小说，我们很容易就意识到库切在这部小说中建立的理想世界，其原型正是陀氏笔下早期社会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柏拉图主义者所梦想建立的乌托邦，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样本，一个地上天国。大卫反对承认一加一等于二，正如陀氏在《地下室手记》中所说的那样，为什么我不能在自己心里弄一套一加一等于三呢？在陀氏看来，所有按照一加一等于二的理性主义原则建立的理想世界，都不会是人类最终的归宿，救赎仍旧会激继续，耶稣还是会降临。陀氏对那些社会主义者说，如果这就是你们所追求的世界，那么，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这不是我要的世界。因为人类心灵当中最宝贵的那部分，不是唯理的，而是属灵的；因为哲学从来都不能解决人性问题，正如政治从来都不关心个人主义。
西蒙和陀氏的地下室人一样，把生命激情和自由意志看得比生命本身更加重要。他们不喜欢形而上学，更信任人的感情和直觉；他们对唯理性主义表示警惕，对这个世界中无处不在的本体论深感厌烦。这就是为什么西蒙坚持依靠直觉来为大卫选择母亲，而不是依靠经验和理性。在这个平等主义和理性至上的道德理想国里，即使卢梭和柏拉图所梦想的一切都实现了，也仍旧不是人类追求的终点。在陀氏和库切那里，虚无主义是理性主义的必然结果。进入暮年的库切，似乎在这种对理性的反思中得到了某种慰藉，于是他在想象中设置另一套世界规则，让救赎再一次降临，让自己从人类虚无主义的怪圈中看到一丝渺茫的曙光。
《耶稣的童年》读后感(十)：奇怪之书
前段时间看到有人在推荐库切的新书《耶稣的童年》，看简介觉得还不错，于是买回来看。昨晚看完觉得只能用“奇书”来形容，从头看到尾也不太明白库切究竟想表达什么。而后去看已有的书评，说“这本书延续了库切一贯的‘充满隐喻、似是而非、难以理解’的风格”，大概毁誉参半。
如果从故事性来讲的话，这本小说无疑不是一个好故事，情节大概按如下线索发展：
一个四十五岁的男人（西蒙）与一个五岁的男孩儿（大卫）——没有任何有关过去历史的介绍——来到诺维拉城，目的是寻找从未谋面的男孩儿的母亲——这座城市提供生活所必需一切，但也不超出生活必需，多数东西免费或者极为廉价——城市里的人生活非常节制、爱好哲学、缺乏激情——安顿下来——在郊外某处碰到陌生女人——西蒙坚信找到大卫母亲、通过一番劝说这女人（伊妮丝）入城作为男孩儿的母亲与男孩儿一起生活——西蒙离开这个“家”搬往别处——对男儿进行家庭教育——过去一年送男孩儿（六岁）到学校受教育——大卫异常天赋成为“问题少年”被教育委员会裁定送往特殊学校——西蒙与伊妮丝反对但出意外，大卫被送往问题学校——大卫自己逃出、三人带着一条狗驱车奔向埃斯特利塔（另一座城）寻找未来（全文结束）。
从作者笔墨着力重点来看，这本书毫无重点，前半部描写诺维拉城的安置中心、免费住处、迅速提供工作、免费参加夜校以及观看足球比赛、甚至还有免费公交这些类似社会主义的福利，让我误以为这又是一本《1984》，而且是极为枯燥的那本。但后半部围绕大卫的教育问题的论述以及随处可见的极富思辨特征的对话，却又不得不把人的视线拉回到文本研究上来。
先从主要人物的角度来解读。题为《耶稣的童年》，the childhood of Jesus，一本围绕耶稣童年生活之书。书中有多处可以表明，大卫就是年幼的耶稣：
1）伊妮丝的身份：从书中对伊妮丝的描写来看，伊妮丝是以处女的身份成为了大卫的“真正的母亲”：无论是衣着打扮、还是对西蒙建议她接受这个孩子时流露的震惊与迷惑，都表明这一点。伊妮丝甚至对再想要一个孩子这个想法摇摆不定——这与玛利亚未同房而生耶稣、耶稣是否为独子的记载模棱两可一致。
2）大卫的言语：
183 描写：“那张餐桌只为一个人摆设，为这个小王子”
186 大卫：“当救生员、逃生艺术家和魔法师”
238 大卫：“我要献血”
242 严厉的教师让大卫听写“Conviene que yo digo la verdad(我必须说出真相)”，大卫写的是“Yo soy la verdad(我就是真相)”
264 西蒙对大卫说：“保护穷人。拯救被压迫者。荣耀你的母亲。”
3）西蒙的身份：虽然在书的后半部分对西蒙做出了“教父”的定位，但实际上，从西蒙与大卫同时从水中被救上来（作者对此语焉不详，迅速带过）来看，无疑在暗指施洗约翰与耶稣之间相互施洗，而西蒙无时不刻所流露出来对大卫的爱、教育与引导也在一定上表明“先知”的角色。
尽管如此，还是有相当多疑惑之处。例如，大卫遇到西蒙的年龄（仅五岁）、西蒙的表现（对女人充满兴趣）等等均与《马太福音》对不上号，伊妮丝也并非圣女（想跟一个类似非主流的青年生孩子）。另外，这个故事也不太说得通，如果是讲耶稣在童年怎样受教育的问题，那书的前半部花大量笔墨铺垫的理性之城诺维拉就毫无意义了。
因此现在换一个角度，抛开这些主要人物而去看作者破费心思构建起的诺维拉城，就会发现它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实在类似：
1）这座城没有历史，西蒙与大卫乘船而来，暗指这座城可能在一座岛上且存在与否存疑。
2）城里的人没有激情，但幸福满足、勤奋好学、喜好思辨。当西蒙试图跟一个女人讨论有关两性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身体上的愉悦时，西蒙是这么直接地问的：“你对男人是不是已经没有感觉了？”这女人回答：“我并非毫无感觉，相反，我有友善的感觉。跟你和你儿子在一起，感到温暖而友善。”
3）跟西蒙一起在码头当搬运工的工人晚上都会去夜校进修，许多学习哲学，辩论的时候会谈到诸如椅子或椅子性的问题：“我们讨论过世界上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各种桌子以及形形色色的各种椅子。我们曾问过自己，所有这些不同类型桌椅背后有着怎样的同一性，是什么东西使得桌子成为桌子，椅子成为椅子。”
还有其他的一些零碎的，例如自始至终没有见过一对真正的生活在一起的夫妇（男人与女人分开生活）；城中没有诗歌、吟游诗人或者戏剧；仅描写了音乐与数学的教育等。
但这又似乎与耶稣的童年这个话题没有任何交集，而一部作品肯定是有冲突的。如果是想写理性与激情，但代表激情的一方（大卫等人）与理性的一方（“诺维拉城”）之间聚焦的就是“大卫的教育”。如果是想像聪明的耶稣的童年如何度过，主角未免太多太分散。假设，这本书想写的是外来移民的教育问题（西蒙跟大卫是外来人、要学西班牙语），那么作者饶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也真的不知道是作者实在太隐晦，还是故作神秘，赚赚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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