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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乃敌国也》是一本由林志宏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页数：48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民国乃敌国也》读后感(一)：清遺民的擔憂不幸成為了現實
清遺民們擔心帝制的崩潰會帶來社會的禮崩樂壞，從而不遺餘力地試圖維護傳統的生活方式，甚至試圖復辟帝制。他們認為帝制固然有諸多問題，但是驟然從帝制轉為共和，其禍害更深。正如王國維所言「觀中國近狀，恐以共和始，而以共產終」。
為了維護舊有的秩序，他們甚至不惜罵名，參與建立滿洲國，從而被認為是「漢奸」。遺憾的是他們的擔憂最終成為了現實，他們於時代逆流而行的努力最終付之東流。但是他們卻是可敬甚至可愛的一群人，他們中間的多數人為了捍衛文化和價值，放棄了垂手可得的功名利祿，投身於不可能完成之任務，他們也是中華文化的最後的拯救者之一。可惜的是共產之劫席捲中華，這些遺民們也就從此銷聲匿跡了，嗚呼！
《民国乃敌国也》读后感(二)：簡評
關注或者關懷某些被以污名的群體，往往容易博得發潛德之幽光的美譽，近年對學風偏傳統的學人重新評價，似乎也在印證這一傾向。本書作者的關懷，首先出於對文化保守人物的留心，擇定民國時的忠清遺民(忠清之忠，已大有可說)，並與時髦的政治文化轉型理論結合，是其選題的一項成功。本書的論述內容，從緒論研究架構，到各章小結，以及綰合全書的結論，都明晰可見，讀者也不難體會到作者在種種繁複史料面前，所作的歸納努力，而這些章節安排所觸及的不同面相，可以說比較完整而且頗具創識的完成了作者的遺民史建構。 但由於遺民身份始終未能提出有效的確認手段，也使得本書在觀察這一群體時出現一定的不足。書的前兩章對遺民群體內部異質性的強調，系由作者廣博的資料奠定的，但往後這一集體身份逐漸固化，從個人角度而言，不同遺民面對的不同政治文化境遇，或具體的情勢差異，在文章的陳述中逐漸淡化。不能不說這是一種遺憾。 同時，遺民這一群體也被更大範圍內的共性囊括，如保守或守舊主義，因此敘述時容易發生走樣，個人認為第五章就有這種泛化傾向。另從結語中可見，作者所欲，不止是遺民史的重新書寫，而且關切到從帝制到共和時期，新的政治轉型和體制建立，帶給人們心理上和情感上的何等變化。因此此書結語，毋寧說是一篇餘論。 轉型時代的政治文化積澱了太多成說，達成了太多共識，但本書在取用的同時，似乎反省不足，如果作者僅僅局限在政治文化轉型下的遺民，或許這種反思也很難得到堅固的樹立。 另外書中屢屢岔開篇幅，陳述一些關於書寫，認同，歷史記憶等等的成說，史筆累贅，因為這種引述完全沒有能夠對這些成說提供任何反思，即使是一點語境化的反思。目前來看，引此成說，若僅僅取來驗證另一文化語境和具體情勢下的不同經驗，似乎於人於人，都有些侮辱。這一點也呈現了作者駕馭能力不甚純熟，文中多蕪辭。本書的語言基本清晰可讀，但時而也有病句，這倒是小節，不足譏。
《民国乃敌国也》读后感(三)：杨天宏教授猛文再抽国粪，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与违约责任——基于北京政变后摄政内阁逼宫改约的分析
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与违约责任——基于北京政变后摄政内阁逼宫改约的分析
杨天宏
《近代史研究》 2015年01期 加入收藏 投稿
“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与违约责任——基于北京政变后摄政内阁逼宫改约的分析
杨天宏
【摘要】：北京政变后摄政内阁逼宫改约,在胡适及摄阁支持者之间引发一场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与违约责任之争,留下诸多法史悬疑。结合史实与法理分析可知,优待条件是民、清双方商订的双边法政协议,非如论争一方及后来学者所言,仅系民国施与逊清皇帝的片面恩惠,可单方修改。就协议执行而言,清室固常爽约,但条件本身含混不清,易生歧义,亦有以致之,而指责清室违约的民国方面也长期违约欠款。至于条件修改,不仅摄阁所提诸如清帝复辟应负刑责及清室未履约移宫一类理由难尽成立,修改手续也成问题。根本上言,在不敢承认所为系"革命"事实上也不具"革命"含义因而问题已被当事人纳入既有法律框架内认知的前提下,摄阁的成立本身已不被认为"合法"。行为主体既非"合法"产生,修改优待条件自然谈不上有法律依据。
【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985工程区域文化与民族历史创新基地;
【关键词】： 清室优待条件 北京政变 摄政内阁 法律性质
【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民国前期的法律与政治”的阶段性成果
【分类号】：D929;K258
正文下载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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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乃敌国也》读后感(四)：《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一个群体研究的范例
这本书入手已有数年，但一直束之高阁，恰逢前几日读完桑师的《走进共和》，两书皆述清末民初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段，在记叙分析方面多多少少都些共性的面向，因此用了六天时间读完此书，姑且将观感录之如下。
该书基本保持了学位论文的结构模式，包括研究旨趣、学术回顾、创新点、正文、小结以及结论等几个要素。正如林自己所解释的那样，虽然该书以“清遗民”作为研究对象，但研究的侧重点并不在于其人其事，而是希望探究该群体在面临时代转型——特别是政治文化转型时，所作出的彼此殊异的抉择，以及该抉择背后所体现的认同基础。更重要的是，在那样一个社会遽变的时代里，作为个体的“人”是如何因应生活中的陡变，以及他们又是如何在“认同”的同时亦“被认同”，从而形成我们今天所识别的一个“群体”。因此，该书的论述顺序并非以时间先后为次序，而是以几个研究的关节点作为分章的基础——从“清遗民”自身出发所作关于其在民国初期的活动、态度、言论等个人选择，在此即可显见每个人的动机、出发点、落脚点皆有差异，进而可见所谓“清遗民”群体自身的复杂性与多重面向；随后紧扣政治和文化的主题，通过清遗民的部分主张及活动来了解这个群体究竟有着怎样的“自我定位”。至此亦使主题更加明朗化——不再以“标签”或者“铁板一块”的方式看待历史，或者说历史从来就不是这个样子的，清遗民群体中的每一个人，说出那样的话，做出那样的事，都有着自身合乎历史逻辑的脉络及蛛丝马迹。然后，作者又跳出清遗民的群体之外，从社会的角度反观，舆论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塑造了当时和今日我们所看到的“清遗民”——这是一个“污名化”（妖魔化）及“去神圣化”的过程。当然，除了时人有意无意地贬低之外，社会大环境的变迁——帝制的终结、王朝循环的断裂......都是清遗民“被界定”的重要原因。最后，作者以满洲国为例，再这样一个“民族情感”和“帝制留恋”的拉扯中，遗民们各自基于怎样的考量，才做出了彼此间言行悬殊的选择。以藉此将论题深化至迈向“现代”的中国，大时代与大历史的下面，小人物的彷徨、顺从和抵制。
从更广阔的学术意义上来看，该书也告诉读者在进行一个群体心理研究时，应该关注哪些方面的问题，创新问题的意识。这样一部作品，不同于个案的考据，不是为人作传，往往是经由此路来解决作者心中关于这个社会、这个时代、这个世界的一些疑惑。所以如Michel Foucault所说：“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历史呢？只是因为我对过去感兴趣吗？如果这意味着从现在的角度来撰写一部关于过去的历史，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如果这意味着撰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的确，现实的人文关怀往往是一部成功历史著作的总基调，不惟清末民初，即使在今天，已经迈入“现代”的中国人依旧处在巨大的分崩离析之中，臃肿的身躯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力量牵扯，甚至，车轮并不是在前进。所谓历史的借鉴，对于今天的学者来说，早已不再是政治服务的粉饼，用以遮瑕；而是我们努力做到我们“求真”的目的，而至于各位在其中看到了什么，那便是见仁见智了。
尽管如此，该书中有些论述还是会让我觉得略显生涩。我从来不会去刻意发掘书中的问题，但有些问题随感而发，亦当记之如下。譬如说，在论及满洲国成立之前清遗民群体的心理动态时，作者提及了“恐赤”是其中重要的一点因素。虽然相继提及了国际的赤潮背景以及清遗民所受冲击、清遗民的相关言论。但从零星的材料中，与其“瞥见”该群体对于“赤化”的恐惧，倒不如说是对于激进革命的恐惧。虽然1920年代国民党经过改组后，吸收了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宣传策略等，因此北伐军的激进革命和“赤化”不无关系。但将如此贸然将“恐赤”、“反共”以及随后的满洲国成立等联系在一起，恐怕过于牵强。
总而言之，比之《走进共和》，确实要高明得多了。
《民国乃敌国也》读后感(五)：閒來翻書：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
晚清以來，隨著“現代”化的潮流“不可逆轉”，懷有“故國”之思的“遺民”逐漸走到了歷史的反面，成爲被攻訐、諷刺與嘲笑的對象。尤其是支持張勳復辟、參與滿洲國籌建的一些遺民如鄭孝胥之流，被釘在了恥辱柱上，不得翻身。而部份遺民因為學術上的成就——且這種成就帶有鮮明的“近代”“科學”色彩——被塑造爲“文化遺民”，從而獲得人民的同情與尊重，突出的例子便是王國維，他的政治態度則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在價值判斷大行其道，進而遮蔽了我們對歷史的認識以後，實有必要重新回到歷史場景，立足於前人之社會處境與人生遭際，而予之以同情之理解。這正是此書的基本立場。全書幾無一語是非好壞之價值判斷，儘可能地從遺民自身的立場與視角去看他們的選擇。作者蒐集材料，極為詳備。在此廣博的材料中，遺民群體的複雜面相得以呈露。從作者的角度來說，他似乎無意爲遺民的行為取向尋找一個共同的心理基礎或思想觀念等，而重在揭示遺民群體出於各自不同著眼點的不同反應。在這裡，我們便可以發現，遺民群體的複雜性遠遠超過我們之前的認識。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局勢之下會完全做出不同的舉動。作者尤其注意了遺民進行選擇、發表意見之特殊時間與背景，即將遺民置於更廣闊、更為全面的時代之中，而不是孤立地進行考察。由是，遺民的一些言行便得到了較爲合理的解釋，對他們當時之所思所想也有了設身處地的同情與理解。
對於某些聚訟紛紜，可能無法找到答案的問題，作者也並沒有抱著打破沙鍋問到底的決心而踏上不歸路，而是另闢蹊徑，從其他的角度進行深入地挖掘。比如對於王國維之自沉，作者沒有固執地去追尋王氏究竟為何殉身，而將注意力轉移到該事件所引起的各種社會輿論反應。由是，不同群體與個人在應對策略上道德差異與意圖得以顯現。作為一個事件的“王國維自沉”也就不單單是王國維個人的問題，而具有了更深刻與廣泛的社會政治、思想意義。
當然，在揭示複雜性的背後，也不是沒有共通的因素在起作用。作者對於民國建立以後遺民關心和參與的主要事件進行分析，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即絕大多數遺民的選擇都與政治或多或少相關聯。這種關聯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隱性地潛藏在背後，但最終基本都可以追溯到政治層面的影響。這同樣也是民國時期各種思想論爭的最終指向。
王汎森在復旦有個講座名為“執拗的低音”，該書也即將出版。其意在重新重視中國從帝制向近代民族國家轉變過程之中那些在當時被視作“反潮流”、在時代的變奏中不那麼響亮的聲音。民國時期的遺民群體基本也都可以納入到“低音”的範疇中去。如果摒棄“現代”必然正確，時代必然“進步”的立場，回過頭去看那些低音，應該說，很多低音是有其道理的。至少，在我們追求一個更為完善的社會制度的過程中，他們的思考是值得借鑑的；在我們反思現代性帶來的種種問題的時候，他們當年的一些批評是值得反思的。價值有時並不是在當世便會得到認可，但其光輝自不可掩，也掩不住，終有得見的一天！
感覺有些遺憾的是，書中很多地方，作者常常用幾句或一兩段話來解釋他所借用、化用的西方各種理論、方法、概念範疇。其實，在我個人覺得，如果把這部份內容完全刪去，也並不影響此書的架構與表述。有些所謂理論、方法，在書中的意義也只是“顯得很有理論”而已，並沒有爲此書在整體的理論上提升一個檔次。當然，這是作者的個人選擇，而且每個人也有不同的偏好。但我想說的是，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未必每一種方法都有、都需要西方的理論來支撐。不說出來，未必就沒有理論；說出來，也未必就確實顯示出理論的作用。而且，一些西方理論，也未必全屬於西方，在處理中國的問題上，完全可以用中國的方式進行表達。換句話說，也就是不要跟在西方的後面轉，要想一想我們中國自己的理論建設。
最後再順便提一句相關的另一本書《王國維與民國政治》。本來是抱著相當的期待的，結果勉強翻了一百來頁，便再也沒有興趣看下去了。曾與作者有一面之緣，聊過一陣，但坦白地說，此書實稱不上嚴格之著作。不過以《王國維年譜長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等三四種材料為主，抄撮而成。從目錄看似對王氏各方面均有分析，而十之八九爲王氏原文，間下一兩句連接之語。部份判斷多自他人而來，實未看出作者有何見解。若為面向大眾之讀本，又皆引文，不是通俗易懂。幾可言毫無價值。而腰封楊天石、張玉法、黃克武、王奇生、易社強諸位所言，不知是否原話？若是親筆所為，對此等書而作彼等語，所謂情面難駁，而竟可昧其學術良知乎？不免一聲長歎也！
2013年9月26、28、10月3日斷斷續續草
《民国乃敌国也》读后感(六)：故国人民有所思
读《民国乃敌国也》，源于在今天的主讲半岛兄家中小聚时，听他推荐起这本由台湾年轻学者撰写的书籍，后来在南图闲逛时，在书架上看到这本书，自然就借出拜读。
关于遗民题材的书籍，国内不能说太少，但大多集中于元初宋遗民和清初明遗民这两类群体上，而关于民国时期清遗民的书，则是屈指可数。除了这本书外，我能想起来的，只有读小学时在新华书店里看到的那本《20世纪中国的遗老遗少》（1989年出版）了。正因为如此，本书在这一学术空白领域深耕，基本上还原了民国清遗民这一群体的真实面貌，可谓贡献巨大。
民国时期的清遗民之所以特殊，在于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权王朝，同时，民国政权对清王朝的更替，又是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影响越来越大，国人民族意识勃兴的时代背景下完成的。前者决定了这些遗民不只是怀念清朝这个故去的王朝，也是怀念与皇权政治紧密相连的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体系；而后者则让民国政权在具备现代性意义上的合法性之外，又拥有了民族主义意义上的合法性，从而使得清遗民的道德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被丧失。只有在这两个大背景下看待清遗民，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他们的艰难处境。
革命党人早在19世纪末建党之初，就把“排满兴汉”这样的民族主义口号摆在了与“建立民国”同等重要的位置。虽然民国建立之后，为防止国家分裂，领导者们淡化了这一带有强烈大汉族主义色彩的口号，改为“五族共和”，但这样一个让汉人重新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权，能够帮助他赢得对共和、立宪无甚概念的大多数普通汉族民众的支持。而在这样的状况下，本着忠于故朝、忠于传统文化的清遗民们，已经无法像宋遗民和明遗民那样获得广泛的同情，成为被歌颂的对象。他们的疏离感和被孤立感也日渐强烈。中学时读余秋雨先生的《一个王朝的背影》一文，对他强调“王国维的自杀，是为文化而死，而不是简单为一个王朝而死”不甚理解，但今天再来读《民国乃敌国也》这本书，就很能理解这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传统的坚守，和对这个新时代的极度不适应。他们的被抛弃、被疏离、被放弃，是时代的必然，也是时代的悲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对“满洲国”这样传统教科书里简单标签式的“汉奸傀儡政权”有了更多的认识和理解。对于满人贵族阶层而言，建立满洲国是他们自身民族主义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这跟汉族革命党人的“排满兴汉”遵循的是同一逻辑；而对于那些投靠满洲国的汉族精英来说，建立满洲国是对故国和传统政治文化体系的复兴，这跟他们接受的忠君爱国的信念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也是一脉相承。他们的选择，也是对自身信仰的忠诚，用简单“汉奸”两字，显然不能全面地对他们进行概括。
“以史为鉴，可以兴国家”，《民国乃敌国也》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告诉我们：国家有时候不简单是一个民族概念上的共同体，也是一个文化的、政治的共同体。在这样的基础上，对历史，对当下的许多事件，我们都能有新的认识，都能抱一颗包容的心态。而这方面的感受，就由众君自己体会，我也无须多言了。
（本文为本人在2014年3月5日晚金陵读书“《民国乃敌国也》与政治文化大转型下的遗民心态”沙龙上的讲稿。）
2014.3.4晚草就于竹林斋
《民国乃敌国也》读后感(七)：[刘仲敬]满洲国遗民贪图利禄吗？
林志宏博士这部书体现了高人一筹的健全常识，足以弥补史料简选方面的某些缺憾。中国历史上某些时期不愁史料太少，只愁伪史太多。宋代、明末、清末、民国都是这样的时代，几乎没有任何事件不存在几种相互抵触的说法。甚至辛亥湘军援鄂这样并非党争焦点的问题，都充满了无数真真假假、半真半假、亦真亦假的八卦新闻。
譬如，鄂军将领坚信：如果没有这帮乡下孩子添乱，他们早就收复汉口了。湘军将领相信：幸亏长沙的藩库没有足以招募市井闲人的多余银两，否则他们也会像这批吹牛家一样不堪一击。如果你以计算机式的实证主义为准绳，非但不能厘清问题，多半还会制造更大的混乱。如果你怀有恶毒讼师的栽赃或搅水意图，无论支持或反对任何一方都不愁不能振振有辞。
然而，这绝不意味着真相无法复原。事实上，只有过于私密的细节才真正无法重建。格局和潮流很少因此受到影响，正如餐车的烹调术很少影响火车的行驶。基本格局确定后，联系人性固有和共有的弱点，运用老吏断狱的冷酷心智，并非不能鉴别相对的可信度。读者只要联系湘鄂两省在此前后的军事传统和当时的饷源兵源，更多地信赖他们共同敌人北洋军的报告，就不难判断是谁撒了更多的谎。
《民国乃敌国也》依靠的看家本领就是这种格局判断力，而不是某些评论家赞扬的考据能力。由于环境熏陶的力量，任何台湾人都容易给对岸留下乾嘉遗风的印象，其实不能代表个人的特点或倾向。清代的朝鲜使臣经常觉得苏州的贩夫走卒胜过北方的村学究，道理相同。
林的史料功夫一般说来优于对岸的同行，在岛内恐怕只能算中流。细节研究不是他的特长，在涉及王国维的部分表现得非常明显。他真正的优点是杜赞奇式的，没有追溯强加的中华国族概念框架和正统敌我观念，对大清、满人、儒臣、遗民、贰臣、民国、满洲国无所偏袒，一概置于各种共同体竞争性建构的时代背景内。没有这种眼光和见识，就很难跳出以今证古的危险套路。
梁启超素负“未成佛而先度人”的讥评，其实这是整个时代的特点。民初的立宪派和革命派、五四启蒙者和三十年代左派的理论有一共同点，都是仓促套用新近西方政论的产物，完全没有顾及政论必须依赖的思想脉络。因此，他们攻击对手的方式非常幼稚粗暴。他们没有理解，或者更有可能根本不愿理解攻击的对象，采取了煽动外行起哄嘲笑的危险做法。在这方面，即使温柔敦厚的胡适都很像他推崇的韩愈。后者根本不提佛教的理论，只想丑化僧人的公众形象，劝说不懂任何理论的群众搞人身攻击，拒绝回应对方指出的问题。
五四人物用这样的手段，将支持满洲国的遗民丑化成贪图功名利禄的投机者。后人不难看出：许多遗民并没有贪图利禄，许多遗民完全能够在民国得到同样或更多利禄，许多新人物已经和即将在民国大肆追求利禄，热衷利禄不能证明理论错误，淡泊利禄不能证明理论正确。事实上，五十年代批判胡适的工农群众采取了同样的办法。他们根本不关心胡适说了什么，只顾揭发或捏造胡适从美国得到了什么好处。
遗民说了什么？事实上，他们的意见非常接近斯宾塞对日本宪政考察团的忠告。所谓“王道政治”就是说：不要急于用十九世纪末期的功利主义解构民众的淳朴德性，因为这种德性是维系任何共同体都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任何政体或政策都必须以健全的共同体为基础，否则就会迅速丧失其本来意义。功利主义不可避免地打开虚无主义的道路，纯粹理性自利的民众迅速沦为丧失一切纽带的散沙。原子化个体无法实现自组织，只有残暴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才能避免社会完全解体。这些理论落实为现实政治，就会得出以下结论。日本人保存的政治德性是平衡苏联虚无主义渗透的唯一力量，否则亚洲大陆就会迅速赤化。国民党自以为能够利用苏联，实际上只能为苏联利用。伪“满洲国”不是愚蠢的复古主义，不是多愁善感的怀念前朝，而是波兰复国的东亚版本，是救民于水火的壮举。
新派人物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反驳，他们宁愿选择久经考验的攻击稻草人手段。他们假装相信伪“满洲国”只是复古主义和多愁善感的幻想，就像苏联相信资本主义只是先进技术保护的腐朽过去。“进步”是他们真正信奉的神明，将会保佑他们战胜腐儒捕风捉影的怀疑。他们所谓的进步，恰好就是斯宾塞害怕的那些东西。他们不大喜欢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世俗人文主义，对犹太-基督教传统近乎鄙视厌恶。他们争取自由，因为大家庭制度和儒家修养妨碍了个性的伸张。希伯莱-加尔文主义传统的约束比世俗人文主义严厉得多，他们连提都不愿提。他们不觉得朴茨茅斯清教徒的苛法和罗马教廷的宗教裁判所有什么区别，一概视为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遗迹，不应浪费开明人士的注意。他们只爱易卜生和门肯的英雄，渴望冲破资产阶级社会虚伪的清规戒律。如果他们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战胜社会习俗的奴役，他们就希望借助国家的力量解构社会，即使为此牺牲虚伪的政治自由，也没有什么可惜。
在此之前，日本人对斯宾塞的反应截然不同。他们表示：在一个没有基督教的社会，只有天皇崇拜才能保护国民的敬畏之心。他们不愿冒险实验完全依靠理性自利建构的社会，宁愿“藏身于衮龙之袖”。他们始终珍惜封建主义的两大遗产：武士道和集团主义。正如梭罗在《瓦尔登湖》书中所说：从长远看来，人的愿望总会实现。今天，华夏士大夫和日本武士的传人仍然生活在当年愿望的阴影中。
来源：刘仲敬：民国绝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民国乃敌国也》读后感(八)：晚清遗民的黄昏
《民国乃敌国也》一书很难给出确切评价，与他的中国同行相比，本书作者的考证并未见得更加细密，在方法论上也没有创新之处，值得称道的地方端在于叙事视角的转换。我们知道，中国近代史的主流一直以进步主义为叙事基调，革命叙事抢占了几乎所有历史版面，垄断了整个生态位。这种叙事并非没有因由，然而由于其整体过于强势，导致许多人对历史的幽深细微处，往往缺乏同情理解，以自己的叙事逻辑不耐烦地直接碾压具体情境中历史人物的思维方式，由于不少作者对自己的叙事太过理所当然，以至于外行读者读罢时常感到莫名其妙，无法理喻构成历史的当事人为何总是一群神经病。
在古典华夏某些治史者看来，历史研究的目的应该着重于提高读者的理解能力，而非单纯地评断善恶，读者如果能够经常做到设身处地，代入其间，理解当事人的行为逻辑，那么他就会具备很强的情境模拟能力，在自身遇到错综复杂的困境时，往往能做出正确的格局判断，而不易被事物的表象所欺骗，“读史以明鉴”即此之谓也。
忽略、扭曲、变形当事人的行为逻辑，出于后设视角仓促给出定论，或许能符合宣传机器的节拍，却未见得能提高人的理解能力。《民国乃敌国也》对晚清遗民的研究，意义不仅在于研究本身知识性的贡献，也在于对过往之事武断态度上的转变。本书努力还原具体情景中的个人选择，对被妖魔化已久的晚清遗民的论述，鲜见因价值立场而带来的倾向，无疑是值得赞赏的。
而作为一种现象，遗民文化在中国由来已久，诚如作者林志宏先生所指出的，这是伴随着五德终始论与儒家忠君观念而来：天命的递嬗必然导致异姓改代，在秦汉以至晚清被视为不可动摇的基本规律，但出仕前代的臣子基于气节又不应当效忠新朝，这是遗民的出现在文化上的缘由。又由于像西亚印度一样临近内亚战争中心，极易受到军事革命引起的冲击，一两百年便是漫长的帝国，因此中国无法做到像英国日本一般拥有万世一系的王室，每过数百年便会有一群不忘故国的遗民出现，自秦汉以降两千年来形成固定规律，因此清遗民的存在本来毋须大惊小怪。
清遗民建构的象征性世界也了无新意可言，借助作者整理的材料，我们可以感受到清遗民想象力之匮乏。不论是穿着前朝衣冠，操持先代话语，借编纂地方志收录前朝遗民以自比，还是在与士大夫酬唱时凭吊故国晚秋，黍离麦秀，都是前人已经做过的，甚至想念异族政权，论证异族统治者的合法性，因为元遗民的缘故也不能专美于前。总而言之，清遗民生活在一个不断重复的意义世界里，然而他们却乐此不疲。
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人是天生的行为艺术家，尤其是传统知识分子。在宇文所安看来，早在草创时期，中国古典文学就予人以这样的承诺：优秀的作家借助于它，能够身垂不朽。这种文学不朽性的承诺在西方自然也存在，然而，在中国传统的漫长演变里，它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像海市蜃楼似的引人入胜：它不仅能使作家名垂千古，更能使作家内在的东西流传不衰，因此，后世读了他的作品，有可能真正了解他这个人。在一个神道设教，将神明仅视为道德教化所需工具性用途的国度，这种承诺所唤起的期望越大，引起的焦虑感也就越严重。
由于这种强烈的诱惑与焦虑，中国古典文学渗透了对不朽的期望，到处都可以看见对往事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逻辑：“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既然我能记住前人，就有理由希望后人记住我，这种同过去以及将来的居间的联系，为作家提供了信心，从根本上提供了规范的作用。
就这样，古典文学常常从自身复制出自身，用已有的内容来充实新的期望，从往事中寻找根据，拿前人的行为和作品来印证今日的复现。这种行为最后越出古典文学本身，成为人们共同指认的一种行为模式，效仿前人凭吊、缅怀、哀歌，不仅是因为前人这样做过，在可预期的将来也将会有人效仿我这样做，这无疑非常接近罗兰·巴特笔下二重的符号场域，所指蔓延出新的意指关系。而在这循环往复中，清遗民像过去的遗民一样获得道德上的自我满足，藉以开解失败的现实。
然而清遗民所因循的传统在民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为颠覆，遗民不再被视为尊敬的对象反而被日料嘲讽，这是前所未见的事情。用李鸿章的话说，清季所逢乃“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自唐宋以来，东亚格局已被内亚秩序所固定，即来自内亚的征服者彼此之间形成军事—宗教联盟，对中原以及日后的回疆、藏区形成统治。接受新清史观念的史学家一致公认清帝国并非纯粹的中原王朝，更接近多元一体的君合国，征服者带来秩序，被征服者献上贡赋。
而辛亥革命不仅是中原地区对满蒙征服者的主动脱离，同时也是欧洲人带来的海洋秩序对内亚秩序缓慢但不可动摇的替代，这场革命正处于这一秩序重塑的过程之中，并非开端，显然也不是终结。革命本身并不重要，因为秩序更迭早已开启，有没有辛亥革命，或者早一年晚一年某种意义上都无关紧要，因为对秩序的演变更替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仿佛陆上之鱼，早已落入罗网之中，怎样挣扎也无用。只是人们渴求意义，胜于盼望面包，因此在象征的历史当中这场革命才会被人念念不忘，并被人以象征的方式予以回顾抑或摒弃，端看你立场取向如何。
由于在海洋秩序置换内亚秩序的过程中，伴随着新文化对旧传统的同生态位竞争，并借着大势战而胜之，激进主义取得了不止一个世代的胜利。于是在象征的世界里，辛亥革命不仅意味着帝制的终结，更代表着新时代对旧时代不容置疑的取代。这种历史进步主义从此成为汉语世界掌握话语权的人的舆论主旋律，于是清遗民们不无尴尬地发现，他们赖以维系意义世界的根基被抽空了，很难获得后辈认同，仿佛被投入石田的种子，再也找不到继承人。传统所许诺的不朽事业今日烟消云散，了无意义，他们按部就班地效仿着前人，后来者却不再援引为自己的同侪。
更让人绝望的可能是，他们因忠诚带来的道德节气而自诩，却不再被看重，反而不断被污名化，遗老遗少逐渐成为贬义词，甚至连清遗民自己都不愿沾染。民国学界继承了中国人历史悠久的辩论传统：拒不正面回应对手的观点，反而积极攻击个人的道德品质，在中国人的习惯法里，人们默认这样的观念：只要一个人道德败坏，那么他的任何说法都将一无是处。然而命运是公正的，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主将将在四九年以后的中国重温他们早已熟稔不已的习惯法，只是这一次，受审判的却是他们自己。
此后我们可以预料，由于在话语权的争夺中的失败，遗民不得不从观念舞台中央仓皇退场。
但不合时宜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通过作者汇总的材料我们不难发现，清遗民的阶级成分以保守派为主，诚然，保守派并不一定就是英美保守主义，亨廷顿在《变化中的政治秩序》里就揶揄过，这世上所有保守主义共通的可能只有他们都在保守某种东西这一点上。但毕竟这世界大多数保守主义的共同主张包括维持社会秩序与尊重财产权两点，民初的遗民们也不例外。在许多清遗民们看来：
帝制的终结迟早会导致中国社会秩序趋于瓦解，满清皇帝可能不尽如人意，然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构成了整个中国南北各族的最大公约数，在普罗民众心中，皇帝早已与律法和秩序相挂钩，成为所有人不得不正视的传统，民主在价值上或许固然可欲，共和在儒家思想中也有一一对应之物，但毕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事情。事有缓急轻重，而目前的当务之急乃是重建社会秩序，只有社会秩序得到稳固，民众的财产才会获得保全。儒家传统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安身立命的道德归宿，更因为它满足了人们渴求秩序的内心需要。
这样的看法绝非无理取闹，然而由于长期的激进、道德与革命叙事，使得我们漠视了这一边缘人群的合理诉求。如果我们基于公正，就不应该像遗民同时代的反对者一样，将他们的主张简单视为腐朽顽固的历史化石。诚如作者所指出的，倘若我们将部分遗民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支持简单处理为遗民贪求功名利禄，就漠视了现实的复杂性，忽略不少遗民客观事实上存在的情感需要和理念依据及其合理性。如果我们抽丝剥茧，不难发现其间存在这样一条长期被忽视的主线，贯穿着整个民国时期的遗民群体，草蛇灰线，直到满洲国的建立。
王国维之死是使清遗民们日后做出支持满洲国举动的重要刺激，以往史学界更强调王国维的自杀是为了与传统文化相殉葬，忽略了传统文化背后的阶级成分。虽然清遗民在民国的观念战场上属于边缘人物，然而在社会阶级上却往往是中坚人物，辛亥以降的民国社会日趋动荡，激进思潮层出不穷，最终在党军北伐时期登峰造极。对叶德辉的批斗，不过是将日后中国摧毁社会中间层的闹剧提前搬上了历史舞台。在兔死狐悲的愤慨中，作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保守派的王国维自杀了，而不仅仅是文化意义上的保守派的王国维自杀了。王国维并不能预见到国共的分道扬镳，然而他提前身死，终究免得了当时嘲笑他愚钝的周作人在文革时期的下场。
于是，也就难怪满洲国将自身定位为东北亚反对赤化，避免俄国势力入侵的自由桥头堡，而不是勾结外人出卖主权的卖国贼。说来好笑的是，清遗民反而是将当时的国共两党一律视为勾结苏联的石敬瑭式儿皇帝。然而如果我们抛开先在的价值判断，实事求是的说，满洲国确实实践了清遗民们的理念，当满洲国与其支持者一同消亡以后，紧接着便是苏联的势力席卷整个中国，神州为之易帜变色。再然后便是三十年动荡的社会，直到有位老人在南海的边上划了一个圈。
时间已经亡去，逝者无计可追，只有后来者的唏嘘感叹。对清遗民怀念故国，复辟帝制，乃至拥护满洲国的举动，基于人的价值判断不同，好坏与否，只能见仁见智。然而某些道理本不随拥护者的行径与品质而变易，比方说人类需要稳健的秩序与安固的产权，一如同人类需要空气和面包，这也不会因民国的远去而失效了。
可民国是什么？它可能是通往未知路径上的道标，也可以是一段无关紧要的插曲，但最重要的或许是它是一个真真切切有血有肉的世界，而不是可以被任意扭曲变形的文学故事。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做到了解之同情，能够理解”民国乃敌国也”这一可能并不被公众所知晓的清遗民的共同心声，明白背后的情感需求和理论基础，将自己的思维逻辑代入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对我们检视为什么许多清遗民支持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满洲国独立有很大帮助，增进我们对复杂人心的把握力度，不仅有助于理解近代史，同样也能推及其他，而这是将历史脸谱化、简单化的叙事所不能提供的。
《民国乃敌国也》读后感(九)：《民国乃敌国也》：“遗老”和民国的互动
“遗民”指的是改朝换代之后，拒绝承认政治事实，依然忠于前朝的人。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遗民现象”出现在明末。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后，清朝正式成立，然而朱姓皇族陆续在南方各地成立新的朝廷，延续明祚。就连南明诸朝也都灭亡后，仍然有许多效忠明朝的人，以各式各样的方法与清廷保持距离，表现对于前朝的留恋。
明遗民现象轰轰烈烈，传流久远，根本原因在于取代明朝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外来政权”。满人以明白的异族姿态，入关建立征服王朝，还以要求全面剃发、“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强硬做法突显种族与文化上的差异，触及了“华夷之辨”的敏感神经，延长了汉人抵抗、不合作的态度。
存在于传统士人身上，广义的“遗民”心态，一直要到康熙朝才得到解决。解决的办法，主要靠的是康熙皇帝对儒学的全面认同与充分掌握，以过人的才智与毅力，精巧运用儒学语言，谨慎实践儒家教化，将自己打造成“内圣外王”的典范，争取了汉人的认同。
与“明遗民”的历史前例作比较，我们很容易理解相对之下“清遗民”为什么从来不是个醒目的历史研究题材。取清朝而代之的，不是一个新的朝代，而是“民国”；更重要的，清末革命动员的宣传中特别强调“满清”，也就是强调清廷的外族性格，激发汉族反感，政体革命同时是一场种族革命。当“清遗民”，意味着抗拒“民国”，同时意味着抗拒汉人排满；“民国”理论上的统治者是全体国民，满人在中国所占人口不到十分之一，于是“清遗民”必定承受巨大“人民公敌”的指摘仇视，根本不具备“明遗民”可以有的合理性条件。
事实上，民国初年，甚至不存在“清遗民”这样的名词。这些继续效忠清廷的人，或许会想方设法让自己跟明遗民、宋遗民乃至元遗民的处境相接近，然而在当时一般人的口中，他们的共同身份称呼却是“遗老”，或“满清遗老”。
“遗老”和“遗民”，差别大了。“遗老”是明确的贬辞，是新社会对这群人最普遍也最强烈的“污名化”，“老”形容的不只是他们的年龄，更将他们所信仰、所言谈、所行为的一切，笼统归为“旧时代”的遗留。这中间不是效忠哪一个政体、效忠哪一个政府的问题，而是选择“旧”、拒绝“进步”的问题。“遗老”称呼通行，伴随着“遗老”的种种刻板印象，是选择拒绝民国的这群人，很难在社会上发挥影响力的关键因素。
林志宏的《民国乃敌国也》，书中第五章标题为“‘国故’与‘遗老’：学术的挑战及去神圣化”，虽然明白点出了“遗老”，也企图处理这群遗民在社会上被“污名化”的状况，却始终没有讨论“遗老”之词本身的歧视意涵，也不曾运用当时对“遗老”汗牛充栋的批评讽刺，来检视刻板印象中的“遗老”是什么样的人，会做什么不做什么，进而对照点明刻板印象与事实之间的异同距离，殊为可惜。
认真看待“遗老”之词及其背后的意涵，可以连带烛照出清遗民的处境与困境。依照林志宏书中附录的“清遗民基本数据表”，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群遗民中，除了少数几位因为有家室渊源者，如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袁树勋的儿子袁思亮、郭曾炘的儿子郭则澐、刘锦藻的儿子刘承干等，其他极少有晚于1870年后出生的。换句话说，到1912年民国肇立，他们都已经超过四十岁了，其中主要的领导人更集中在五十到六十岁之间，的确是社会上公认的“老人”了。
“遗老”之“老”，源自于这套忠清的价值，在民国之后，几乎无力吸引任何稍微年轻一点的人。遗民团体，明显是由清亡之前曾经仕清任官，及清朝宗亲所组成。这样的成分，一方面方便提供社会上对于他们的批评、歧视角度，另一方面也阻碍了新成员的进入。这样的“遗老”们，身上担负了跟满清政府一起败坏中国，使得中国饱受外国欺侮的责任。不愿也无法跟满清划清界限，也无法用任何方式否认满清的失政，注定了使得他们的立场很难取得信任。社会舆论很容易用一种简单的角度理解他们——为了恢复自己在清政权下的既得利益，为了维护过去时代的生活享受，所以反对新时代反对新政治。
遗民团体中，康有为之所以地位突出，是因为他背后有“戊戌变法”的经历。他至少参与过改革清廷以求救中国的理想活动，并因此几乎付出生命代价，可以和后来瓦解崩溃的政治体制拉开一定的距离。遗民团体中，最受到外界尊重的，首推王国维，不只因为他在治国学上，用新观点得到杰出成果，也因为他相对年轻，清亡之前不曾从朝廷得到任何好处。他加入遗民团体是出于罗振玉的拉拢，以及1922年后担任溥仪废朝的“南书房行走”。
康、王的例证，刚好反衬出一般清遗民的窘迫。他们是一群已经在前一个战场上溃败的战士，身上早烙着那场败战的印记，1912年当上遗民那一天起，他们就必须为自己的失败进行解释，试图找出方法，与新社会新情境挂钩。
林志宏此书的主旨，就在整理他们进行解释的策略，以及他们跟不断变化的新社会的互动。此书的贡献，就在试图努力改变过去对清遗民的简化记录，从表面认定他们既然拒绝承认新社会，同时也就被新时代遗弃，只是一群留在时光之河对岸僵化的化石。借着详细的史料排比，林志宏彰示了：虽然拒绝接受历史变化，但历史变化不会就如此放过这些清遗民，他们还是在大洪流里被冲得摇摇摆摆，有他们的挣扎困惑，也就有他们主观的策略，还有客观的顿挫与走不通的尽头。
不过，以同情的理解试图将清遗民生活具体化、历史化的动机中，却也埋伏了林志宏书写上最严重的误会。全书基本的叙述轴心是：这些遗民们如何在民国初年，从1912到1930年代“满洲国”成立，因为种种不利因素的冲击影响，以至于一步步丧失了原有的“光环”，跌失了本来的社会地位，终至使“遗民现象”彻底消失。
但是如果看“遗老”名称及其连带的当代歧视意涵，再考索“遗老”一词出现之早、流传之广，我们会看到很不一样的历史图像——民国成立之始，他们身上就已经没有“光环”了，相较于包围他们的巨大社会变化，他们拥有可以为自己保留基本尊严的条件如此薄弱！清朝积弱是他们无法否认的事实，列强侵夺是他们无法否认的事实。他们强调的“忠”的态度，又被两股力量无情动摇了：一是满清外来政权与异族身份性质，二是新时代不再有新的君主，而是效忠国家，效忠国民。他们想要拉传统来当护身符，解释自己的“忠”乃是忠于“君臣之义”，也就是忠于整套的伦常秩序，然而时代的气氛，却是求新的，新才能带来希望，旧的、传统的，不已证明其无效甚至有害吗？
这些原因使得“遗老”们无法吸引年轻人认同参与，更难得到其小圈圈以外的大众同情。使明遗民运动得以绵延几十年的历史条件，在清遗民身上完全付诸阙如，于是，对于清遗民应该探问的，不是他们如何沦丧消失，毋宁反而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在清朝逊位后就销声匿迹，竟然还能多次在已经进入民国的极度不利情势中，集结兴事，让人无法忽视？
最关键的理由，在于民国政体的不安与不稳。出于理想而成立，前所未见的民国，必定无法与过去彻底断裂，一夕之间落实理想。民国政体更不可能短时间内解决中国面临的所有问题，因此就必然有了“民国之后又如何”的巨大疑惑。
民国成立，马上就有袁世凯称帝，显示帝制与共和的政体之争，尚未有终解。这段插曲，给了原本贫弱的清遗民势力，最大的刺激与机会。他们找到了以民国缺点来对照帝制并非一无是处的主调，延续乃至扩大自己的诉求。洪宪帝制之后，而有康有为的“孔教会”，而有张勋的“复辟”，都让清遗民得以找到新的舞台保存梦想，也才得以维系信仰与同志社群。
和林志宏的叙述相反，清遗民的处境，并不是从民国肇建逐渐下滑；相反的，1912年，是他们受到最大打击的低点，也是他们生命中最大的危机点，因为民国经验的挫败，才提供了他们新的希望，经过多次起起落落，遗民现象延续发展，超过了一般人的预期。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明白：清遗民现象不能靠单独记录他们内在的数据来进行理解。他们的选择，包括自我出处选择，也包括自我认同的解释，其实都和民国形势的进展紧密呼应。林志宏书中第二章“出或处：政治抉择及其象征性仪式”所描绘的遗民态度，太过于强调内心思考，相对忽略了外在变化提供的刺激。毕竟，要 “出”或要“处”，一定牵涉到有什么样“出”的条件与机会。袁世凯帝制下是一种条件与机会，复辟时是一种，信仰“孔教会”的军阀主政下是一种，国民党统一情况下当然又是另一种。这些清遗民的态度，受到条件牵动，随时推移变化，如果不对照外在现实，无法准确掌握他们的思考与选择。
换个方向看，清遗民的动静，也连带触发了民国政局的走向。民国政局出现信心低潮，诱发“遗老”信心；然而“遗老”们的积极动作，往往就激起社会普遍反感，因应对遗老及旧朝的敌意，挽救了原本岌岌可危的民国情势，强化了对于民国的支持。
“五四”时期最有名的激进标语：“打倒孔家店！”并不是从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自主自然发展出来了，而是特别针对“孔教”、“孔教会”运动而来的。康有为带头，清遗民踊跃参与，还联合了军阀势力大张旗鼓宣扬的“孔教会”一出，孔子立即成了新派年轻人眼中最大的恶敌，而当吴虞激情喊出“打倒孔家店！”，遗民与守旧派更觉骇然，也就更加紧守反对西方反对新知的立场。
这就是余英时先生指出：这段时期思想朝极端化拉扯的根本原因。民国出现问题，引来遗民旧派积极活动，旧派一出动，新派就必须用更强烈的措辞与做法，予以抵抗。新派的反感越强，修辞越趋恶毒，社会的歧异裂缝更难沟通弥合，旧派也必然拉高声调反击。在这样的循环里，撕裂了中国社会革命后残存的联系纽带，也让新的社会组织规范，迟迟无法出现。
“遗老”是守旧势力中的大宗，他们的观点、他们的举措，不只必须藉还原守旧势力的全貌才有办法准确解释，更需要将对应的新旧抗争脉络拿来衬底，才能看出真正的变化与意义来。
重视遗民、“遗老”，是组构一个更复杂更完整的民国史图像不可或缺的工作。然而将遗民现象孤立出来，进行细腻详尽的“内部分析”，不会是最合理、最有效的做法。不管是遗民的象征仪式、遗民的书写或遗民的国故研究，都是他们呼应敌对环境的方式，不是出于自我或社群的选择。少了互动的张力，尤其少了新旧派你来我往的戏剧性叙述，《民国乃敌国也》正因为太同情遗民、太专注在遗民身上，反而使得遗民轮廓模糊，没有了清晰的时代面貌。
《民国乃敌国也》读后感(十)：清遗民与民国 ——《民国乃敌国也》读书笔记
一
在主流的历史叙述中，民国取代清朝是历史的巨大进步，有其历史必然性。清廷往往被视为丧权辱国、腐朽无能的没落王朝，国家面临瓜分豆剖的危局，人民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在《白鹿原》中，以白嘉轩等人的眼光来看，上述观点不无误判之处。在他们看来，清朝皇帝非但不是横征暴敛，反而是与民休息，除了以“天时地利人和”六个等级按时缴纳皇粮外，再无其他苛捐杂税，更无抽丁拉夫之说。与清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具有无可置疑合法性的民国，却将原本一片宁静的白鹿原变成民不聊生的“鏊子”。 其实小说中并没有清朝德政的相关叙述，白嘉轩们美化清朝并非对爱新觉罗氏一家一姓忠心不悔，而是出于对民国天灾人祸、战乱不已的现状深恶痛绝。他们虽然没有士大夫高头讲章的思想资源，但足以通过诉诸生活记忆来形塑自己的认同感，无意识中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认同。从任何角度上说，他们都不是清遗民。但是，正如白嘉轩在帝制行将崩溃时所说的“没有皇帝了日子怎么过”的问题，他们也毫无例外地面临着从帝制到共和的政治文化转型。他们并非真正活跃于历史舞台上，但却揭开了历史大变革时代的政治文化转型之痛的伤疤。不读圣贤书的一介草野小民尚且历经转型之痛，更不用说历史漩涡中士大夫所经历的“礼崩乐坏”的家国之痛。可见，历史并非直线进化，基于不同的视野看到的风景大相径庭。但是,对于清遗民来说，他们饱读诗书，未必就如其对立面所指的政治立场背后全无理论资源，被扣上守旧、封建等大帽子驱入历史的深渊万劫不复。以清遗民的视角看待清帝逊位后的民国历史，将为我们打开另一种面向的历史维度，更多地予以同情之理解，深入他们的精神世界，而不是以后见之明指点前人，将一段复杂的历史更为曲折的细部呈现给读者。
遗民现象为中国历史所特有。每当改朝换代，总会有一批效忠于前朝之人，眷恋旧主，拒仕新朝。关于这些遗民的出处与政治抉择，历来为研究者所瞩目。但是，“长期以来，清遗民受到‘政治正确’态度所影响，并无得到应有的研究与重视。即便有之，过去探讨也多半牵连至清室复辟，且采取‘负面’的策略和标签看待。”近年来学界不乏对王国维、郑孝胥、陈三立、罗振玉、辜鸿铭等“巨型”清遗民的个案研究，还注意到微型个案，比如对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等史料重新发现。但是，除了将清遗民简单地订在历史耻辱柱之外，以同情之理解态度审视清遗民政治认同方面的研究尚属凤毛麟角。台湾学者林志宏的《民国乃敌国也》正是从一群敌视民国、忠于清室的遗民出发，研究他们的政治认同和态度，进而探究“政治正确”遮蔽下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民国乃敌国也》是林氏2005年在台湾大学历史系提交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为古伟瀛和王汎森。论文稍作修改后，由王汎森作序，于2009年在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社刊行，201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简体字版（以下《民国乃敌国也》特指中华书局版）。《民国乃敌国也》将清遗民重新放置于历史脉络中，试图拨开清遗民头上的厚厚阴云，为清遗民研究打开的一个新的学术空间。
二
《民国乃敌国也》全书共七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与第二章为第一部分，此部分颇有新文化史风格，意在“呈现忠清遗民的出处，透过他们在民国后的活动范围及仪式认同，厘清其心态。”第一章题为《异乡偏聚故人多：活动范围》。林著分析清遗民在民国后的活动范围，以地域为标志分分为京津、青岛、上海、广东及港澳，还特意提及海内外各处的遗民活动。第二章题为《出与处：政治抉择及其象征性仪式》，通过政治抉择，发辫、衣着、历法等认同行为和奉安、万寿祝嘏等政治性仪式来形塑自己的政治认同。
第三章与第四章为林著第二部分。第三章题为《文化政治：书写中的自我认同》，讨论清遗民的各项著作，试图通过他们集体参与编纂《清史稿》和地方志，以及他们的个人著作——如汪兆镛的《元广东遗民录》、《碑传集三编》，来分析其自我认同。第四章题为《重建社会秩序：政治与文化的议论》，针对遗民在民初政治主张和活动，比如五代观、孔教、共和、读经会是他们当时的主要言论。其中将民初政局比作“五代割据”，不但是乱兵为患，而且是纲常隳坏，道德廉耻沦丧。通过分析他们的言论推究其“重建社会秩序”的主张与思想。
第五章与第六章为林著第三部分。第五章题为《“国故”与“遗老”：学术的挑战及去神圣化》，从学术有关的题材切入，探讨清遗民日渐遭到社会攻讦，及其负面形象的出现。其中李济、胡适等新派学者，怎样看待清遗民的学术事业，如何加以去神圣化，清遗民的学术被视为“古董化”，从而达到学术典范的转移。第六章题为《身体终结与记忆的开始：以王国维为例》，通过分析王氏自沉之后各方言论，指出清遗民的道德精神在现实环境中的失语；而另一套对王氏之死的历史记忆与评价定位开始出现，说明政治文化的变化。林著第三部分明显不同于前两部分，前者主要是分析清遗民自身的政治抉择与文化认同来应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从清遗民的自身行为认识其心态与动机；第三部分主要是来自于外部的舆论视角，内外互动，将清遗民的处境更为立体动态地呈现出来。
第七章为第四部分，主要分析清遗民与伪“满洲国”的关系。此章处理的问题十分棘手。对于处于政治边缘地带的清遗民来说，如何处理民族感情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纠葛是无法回避的难题。以郑孝胥对日本人在伪满洲国推行的“王道乐土”来说，郑孝胥认为日本人为“王道思想”提供武力基础，中国则提供思想内容。希望借此王道精神，强化和重塑国家与文化认同，同时以此联合国际上具有共同志趣的国家（实际上就是日本），以对抗西方列强。郑孝胥的理由一方面是强调恢复帝制的合法性，一方面也是对西方文明价值的回击。林著还特意指出，与伪满州国推行政治文化宣传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在进行类似的活动。林著由此联想到，“七百年的中国，蒙古与南宋同样也在争夺道统正当性。”林著显然对伪满洲国背后的日本势力扮演的角色估计不足，将中日之间的博弈比作蒙古与南宋之间的道统之争，外族入侵与兄弟阋于墙之间毕竟不同。
最后，林著以《追寻“现代”中国》结束全书。处于新旧“转型时代”的清遗民，已经丧失了如顾炎武、黄宗羲等明遗民的道德资源，忠于旧主不但不能得到他们期许尊重，反而被视为保守落后，往往遭到“污名化”看待。正如林著所呼吁的“重新认识清遗民”，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审视清遗民转型时代所承受的精神痛苦，以“事件发展的逻辑”而非以“史家的逻辑”断定历史发展的过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林著附录《清遗民基本资料表》长达六十六页之多，约占全书内容的百分之十四，扎实的材料搜集功力于此可见一斑。并将这些材料按照拼音字母为序，分为生卒年、籍贯、任官经历、辛亥后动向以及其他六栏，重点突出“辛亥后动向”，可谓下足了功夫。充足的史料支持，为全书的立论打下扎实的功底。
三
林著的突出贡献在于重建了过去一向被历史学家忽视的一个面向，勾勒出了一个更为复杂多样的民国政治文化图像。他在回顾中国遗民史研究试图突出清遗民的特殊性，前人所瞩目的宋明遗民更多的是在“夷夏之防”的文化民族主义层面讨论，而清遗民不但面对文化民族主义的质疑，而且更多的来自于政治体制转型的挑战。林著提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来重新整合清遗民面临的困境。林著将“政治文化” 定义为“指从心理层面，探讨个人与政治体制之间互动关系的知识，企图自个人的认知、情感、态度和行动等各种角度，考察并解释政治体制本身的稳定和变化。”这是Gabriel Almond 1956年提出的名词，林著重新解释界定，以此来讨论“清遗民对政治的立场和态度，重新厘清近代中国从帝制到民主共和之转变。”因此，他主要触及的问题核心有两个，一是由帝制到共和转变期，“很多人由于短时间无法适应，出现政治生活的矛盾及不和谐，因此产生态度及取向的分裂，导致政治认同的危机和紊乱。”二是希望以此相对简明的方式讨论“政治思维和行动间的关系”与“政治和文化双重互动的结果”。应该承认，林著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呈现了了清遗民的政治认同和态度，但是，依我浅见，我最为关注的林著如何处理两种政治体制转型期清遗民的政治思维问题，林著在解释清遗民对帝制的眷恋着力尤多，但是却很少触及他们与新的共和体制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即是与新的政治理念的冲突是如何形塑其政治认同的。以罗振玉和王国维为例，二者在辛亥之前，均被视为新思想的先锋，探究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走向保守，而不是仅仅诉诸于他们趋向保守时的言论更为重要。在第四章《重建社会秩序》中，林著认为 “遗民认定文化价值的衰落和政治之体系崩解脱离不了关系”。康有为认为民国共和的实行带来了许多恶果，他很痛心地说道：“号为共和，实则共争共乱；号为统一，实则割据纷争；号为平等自由，实则专制横行。”应该说，康有为指出了民国共和的困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康有为提出了虚君共和。林著指出康有为的虚君共和论，实际上与他过去所主张的君主立宪制相比，此时民权急剧扩张，君权明显下降。因此，林著指出康有为“指出有意改良民国，绝非全然与民国为敌”。但是，林著却未曾深入阐述是何原因使导致了康有为产生这一政治思维与行动。
另外，在复辟帝制的问题上，康有为心目中的皇帝人选并非只有溥仪一人，他还曾试图以孔氏的衍圣公建立中华帝国，而不是恢复清帝国。因此，需要追问的是，此时的康有为算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清遗民？再以旗人那桐为例，林著在96页指出，那桐每逢初一便会向宫阙方向行三跪九叩大礼，在日记中标记“予告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前清遗老也”，以此说明这一政治意识传达出对清廷的政治认同。但是，在林著39页同样提及那桐的日记，在袁世凯称帝之际，那桐在日记中写到“今日命令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那桐一人可以奉两种正朔，正朔后边的政治内涵明眼人一望便知。如果前者可以用来说明他是清遗民，那么如何解释后者呢？这是林著不曾深究的问题。更令人诧异的是，堂堂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居然名列《清遗民基本资料表》，似乎林著对此并无相关解释。林著157-158页将徐世昌编纂的《晚清簃诗汇》与《清儒学案》说成歌颂清室之作。可见，徐世昌的复杂性并未得到整体性考察，而是取其所需，为己所用而已。
四
虽然林著整理了65页之多的《清遗民基本资料表》，涉及移民人数不可谓不多，但是作为个体的清遗民具体处境千姿百态，难以一概而论。比如那桐可以养尊处优，而刘大鹏却不得不依靠商业维持生计，甚至下地耕田。因此，全书多为整体性鸟瞰，并不能深入了解在复杂纷乱的民初清遗民的具体处境。以林著提及十一次的山西遗民刘大鹏为例。关于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作为史料已为学界注意，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罗志田的《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与关晓红的《科举的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特别是沈艾娣的《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注林著出版时，沈艾娣此书还未出版。沈书于2014年8月由赵研杰翻译在北大出版社出版）。沈艾娣以微观史学的角度审视《退想斋日记》，为我们构勒出了一个乡村忠清遗民的多面人生。刘大鹏在帝制走向共和的转折时期，虽然对清室忠心不改，但是，还是出任了民国初期县议会的首任议长，并且作为国民议会代表投票决定是否建立君主立宪制时，他明知道袁世凯想当皇帝，却投票支持了自己原本极力反对的事情。此时，刘氏的政治行动已经无法被其忠于清室的政治思维所左右，而是被现代式的选举政治所捕获。由此可见，任何一个清遗民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很容易淹没于效忠清室敌视民国政治姿态中，如何将他们归纳到一个文化政治的论题下实属不易。将林志宏此书与其研究清遗民的单篇论文，如《清遗民的心态及处境：以刘声木<苌楚斋随笔>为例》来看，反而是后者的论述与问题更为清晰。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林著最令人头疼的是西方学术概念的使用。以林著《绪论》为例。他在解释应该关注“文献”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指出其研究策略“把文字利用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将他们制造的意义，视为一种建构（constructing）的过程。”其中的症候式阅读为何出现，有何作用全无解释，只是在下面注释为“这是利用阿图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的说法。他指陈阅读方法至少有两种：一是就外在单纯字面意思的理解；另一则必须通过所谓的‘症候式阅读’，才能了解真相。阿图塞说，症候式阅读为内在的，具有潜在不可见的意义，换言之，体认‘认识’并非反映而是生产，特别是一个新结论、新理论的产生。”我窃以为可以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清楚即可，没有必要引入一个新概念，反而不易理解。这尚且将概念置入上下文语境中理解。但是，林著在29页引入“不完整的政治文化（fragmented political culture）形态”，上下文并不解释，似乎是凭空飘来，令人不知所云。更为要命的是，林著并不解释这个概念的意思，只是在下文注释为“‘不完整的政治文化’是来自于罗森邦（Walter A. Rosenbaum）的看法，见Walter A. Rosenbaum，Political Cuitur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1975)，pp.37-52”将其他领域的概念引入进来似乎不是为了更好地说明一个问题，而是展示作者的理论视野似乎并不可取，使用或者处理不妥，反而会弄巧成拙。
虽然《民国乃敌国也》不无进一步商榷之处，但整体而言，以其对主流历史叙述所压抑的清遗民的的挖掘，对边缘性声音给予足够多的同情与理解，这为我们呈现出来从帝制走向共和的多元的历史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林著足以构成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与文化研究的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学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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