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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复盘》是一本由范泓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400图书，本书定价：39.80元，页数：2013-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历史的复盘》读后感(一)：大历史与小历史
首先说说这篇文章的题目。在我的理解中，大历史就是指中国教育体制下那种教科书式的历史，这种方式下写的历史中充斥着宏大的时代叙事、阶级分析等等马列主义的思维。与此相比，小历史的叙事方式则显得温情许多，小历史叙事方式下的人物不会像教科书一样显得要么粗鄙得该千刀万剐要么神圣得至高无上，小历史中的人物总是显得很温情，很人性化。那些圣人或者伟大的人物在此时会褪去充满光环的外衣，走下神坛。我们可以在此时看到他们的抱负和志向，他们充满戏剧性的恩怨情仇。中国的文科学生在上大学之后恐怕都很反感高中历史教科书那种历史叙事方式，尤其是在学校一些老师对中学教育体制的批判讽刺挖苦之后。
刚拿到范泓老师亲笔签名的这本《历史的复盘》的时候，心里着实欣喜了一番。民国历史的波澜壮阔常常让人神往，而民国时期很多大学者更是常常出现在老师们的口中。虽然在此之前没有读过范泓老师的书，但这并不影响我读这本书的兴趣。有趣的是，身边一个同学看到这本书的作者的时候说他似乎没怎么听过“范泓”这个名字（他是一位读书涉猎很广的同学）。在看到书最后一部分时，我为此找到了原因：因为范泓老师的书大多只在香港或台湾出版。这也就难怪那位平时阅读量很丰富的同学也没读过这位范泓老师的书了。
这本书相对以前读的很多作品来说显得比较厚，不过由于最近刚读完《邓小平时代》，对这种大部头的著作已经有了一定的抵抗力了。最初给自己安排的是每天读20页，结果在阅读过程中越看越觉得欲罢不能，用了一周就把它看完了。在此时写书评的时候书里的很多内容都已经淡忘了，但对于书中一些历史人物充满戏剧性的人生还是印象深刻，比如清末四公子之吴保初。那个时代的很多人所具有的满腔爱国热情足以让现代的很多人汗颜。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些“公子”都是“官二代”，却为了心中的理想甘愿放弃自己优越的家庭生活并作为挑战旧制度和旧秩序的先锋。历史有时确实不够公平，吴保初的名字早已湮没在官方历史的尘烟之中，至今还会记住吴保初的人除了研究者和其后人外恐怕屈指可数。除了有限的历史人物外，大多数人物只会被埋在故纸堆中供人研究而不会为一般民众所知。
记得大一时上郭世佑老师的课，在图书馆翻到了一本郭老师的著作，名字很有趣，叫《历史不是小姑娘》。其实，历史是不是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恐怕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看法。至少以官方历史而言，官方毕竟只取一家之言，难免就会省略掉不利于贯彻官方意志的事实。有句话叫做“为了说明一个真理，有时候你不得不夸大很多事实”，其实同时也会省略掉很多事实。更何况不是为了说明真理了。在这个时候的历史，的确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却往往以宏大的叙事方式来展现。但从一个以客观叙事为宗旨的历史研究者的角度，历史确实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每一个研究历史的人都不可避免的会带上自己的主观感情，所以得时刻提醒自己小心不要越界。
《历史的复盘》读后感(二)：客观，真理——读《历史的复盘》之后
身处繁华的都市，世事纷纷扰扰，在收到之初本想将《历史的复盘》痛快淋漓的畅读一番，无奈碍于繁重的学习、琐碎的生活、烦躁的心情，始终未能如愿。在近期一次收拾书籍之间，再次看见这本在书架上陈设的复古封面《历史的复盘》，遂放下手上所有的事情，泡上一杯咖啡，在那个静静的午后毫无准备地阅读起来。本想类似的历史书籍，都会较为沉闷，是作者根据少许的历史事件“畅想”出来的故事情节。但《历史的复盘》却让我大感意外，全文所叙述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不下数十，但每一件事、每一个人的介绍都是那么的详尽、真实。
正如每一本历史读物的出版一样，《历史的复盘》也受到了很多的质疑之声，其中不乏民间史学学者的质疑。部分读者在肯定《历史的复盘》带来的教育与实际意义之际，提出了类似《历史的复盘》这种文艺色彩浓郁且充满启蒙意味的历史写作已过时的观点。对此，本人在阅读《历史的复盘》之后有不同的见解。历史读物，无疑要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基础，但少不了进行文艺加工。只有对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进行记叙，那与历史教科书无异。因此历史读物在真实反映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生平之余，应进行艺术加工，在真实历史的前提下，对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所揭示的真理以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保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真实性的同时，赋予历史读物于可读性与吸引性。
《历史的复盘》是作者范泓老师继《隔代的声音》之后又一部探讨中国晚近代历史的书籍。“寻找历史的真实——对历史怀有敬意，就是尊重客观史实；对历史抱有温情，就是不带任何成见。”这是作者范泓老师一直以来秉持的历史书籍写作理念。以对历史的敬意来写作，尊重每一件历史事件与每一位历史人物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将历史事件还原，将历史人物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作者面前；对历史抱有温情，不偏不倚地叙述每一件历史事件，每一个历史人物，给予它们最为真实、客观分析与评价，不对历史的正确与否到有个人的情感或者成见。有批评者认为，只需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做出最真实的记叙，而不需要任何的艺术加工，这种只追求真相而至真理与不顾的学者，只能还原历史而不能从历史中得到经验教训。《历史的复盘》与其他历史书籍不同的就在于这，在通读全书之后，我对书中所描述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一定的认识了解之余，对整个晚近中国历史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认识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给我们带来的珍贵历史教训，这将是历史传承下来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吴宝初上疏”到“保人本色陈布雷”再到“台湾‘宪政’不寻常路”，晚近中国历史通过《历史的复盘》完整地呈现在眼前，无不令人有震撼之感。通读《历史的复盘》就像是以一个现代人的身份穿越了历史，回到了“吴宝初上疏”时期，随着历史的车轮见证了晚近中国历史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与接收。见证了中国人民从“国父”孙中山先生时期开始改变被压迫命运的反抗征途。在《历史的复盘》中，看到了其他历史书籍所没有的真实历史，如同盟会革命经费从哪里来、汤化龙为何被刺杀、陈布雷的报人本色、傅斯年之死和一直讳莫如深的台湾政坛变革。《历史的复盘》以一个360度的视角，将晚近中国历史毫无漏缺地展现出来，其完整性、客观性与可读性是其他历史读物所无法比拟的。
咖啡喝尽，留下一抹浓香，轻轻合上书本，回味悠长。范泓以他的坚持与执着让历史书籍的真实性与可读性并存，为无数读者创造了一个真实准确而又极具文采的历史园地。写作历史书籍无疑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写作过程，需要对大量的史料整理疏通，只有像范泓先生“厚积”的学者才能在写作时做到“薄发”，将每一件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跌宕有致而生动活泼地展示出来，于是乎，《历史的复盘》也成为民间史学著作中一个辉煌的历史点。
蜀黍
《历史的复盘》读后感(三)：属于那个时期的独特风格
“复盘”一词原来只在下棋的时候听到过，而之所以读《历史的复盘》这本书，有一部分原因便是被书名吸引的，觉得名字起得非常特别，然后再加上朋友的推荐，说这本书讲了许多清末至民国这段历史中的人物，对许多历史事件也有一定程度的客观还原，于是带着探究历史，学习知识的心态开始了读这本书。
初读“吴宝初上疏”，便觉得这本书与其他描写历史的书不一样，文笔凝练却十分流畅，内容繁多却十分易懂，没有太多传统史书那样艰涩难懂的词语，更多的是平实凝练的语言，对于任何人来讲都能够恰当地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同时，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来写历史，距离感把握得恰到好处，以冷静的思考和客观的叙述来描写人物，绝对是一部生动的民国人物史书。其实我是在看书的最后才得知范泓老师曾经是从事新闻写作的，知道后也才恍然大悟，这样的写作方式离不开写新闻时形成的一种习惯或者说是方式。
历史是由众多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组成的，作者比较全面的描写了从清末到民国这一时期中对历史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一些代表人物，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
细观这一时期，正值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覆灭之际，于是很多有识之士毅然选择了变法图强，而这些人物，又大都有前往各国学习的留学生背景，因而在民国时期就出现了一种现象便是很多政界、文化界的名流都是十分年轻的一代。被政治暗杀的著名记者黄远庸，作为记者时在《申报》、《少年中国周刊》、《庸言报》等各大报刊杂志中刊登论说、时评近五十万言，死时年仅三十二岁。同样被革命党人刺杀的汤化龙，在三十五岁便出任湖北咨议局议长，阎锡山在担任山西省长的时候更是只有29岁，以一人之力周旋于各大军阀之间实属不易。
“学而优则仕”，这在中国的历史中屡见不鲜，在这一动荡的年代也不例外，但可惜的是很多人只会做学问，而不懂政治，在学术领域的佼佼者不一定是政治领域的领头人。翁文灏在二十三岁便获得了比利时鲁汶大学物理与地质学博士学位，成为了当时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地质学三大权威之一，在学术界领域建树颇丰。但是这样一位学术界权威却踏入了政治的漩涡，即使奉公勤勉，洁身廉正，仍旧不免染上官僚习气，最终在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因为金圆券风潮黯然下台，结束了其悲哀的政治生涯。
“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小廉曲谨之流，爱之适足以害之，国利民福俱受其影响，欲求历史上所谓知人善任，殊戛戛其难也。”这是台湾史学家沈云龙针对翁文灏从政结局所说的一段话，寥寥数语，把该说的都说尽了。但尽管很难知人善任，但是那个时候的许多政界领袖，却大多都是勤勉奉公，廉洁公正，相比之下，如今的中央反腐也确实十分有必要。
与此同时，当时的文化界领域也是十分的热闹。罗家伦出身朝廷命官之家，却喜闻新文化，积极拥护新文化运动，在北大上学期间便联合傅斯年、康白情、俞平伯等人建立了学生刊物《新潮》，极大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陈布雷作为一名政论家，用一支笔便在上海舆论界横扫千军，独树一帜，撑起了《商报》的发展，一张张报纸针砭时弊，延揽读者，靠的全是陈布雷一人。北大校长蒋梦麟，在建设北大，培养人才方面更是贡献颇丰。对于校内的许多事情，蒋梦麟一直主张抓大放小，他受过西方民主训练，骨子里有民主意识，因而他始终没有走向校长独裁，而是建立了一个有效率的行政体制，除行政方面由他决定外，教务工作全由各院系负责，作为校长，他绝不干涉，他认为这是专家范围内的事情。蒋梦麟对蔡元培时期主张的以德治校的体制做出及时调整，把学术和事务划分开，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极大地促进了北大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或复杂、或伟岸、或惨淡的人生，经过范泓的娓娓叙说，透过历史的重重烟云，在一般大众的眼前渐渐地清晰起来。通过阅读，让我们发现了许多跟记忆不一样的历史，也让我们更加了解那个时代，更加了解属于那个时代的人物与故事。
《历史的复盘》读后感(四)：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和荣耀
——读《历史的复盘》
此书主要讲述民国时期历史，以事件为经，人物为纬，凭借丰富详尽的史料，为我们重新推演了历史进程的每一步，恰如其分地还原了中国这“很大的一盘棋”的风云诡谲。在民国历史人物的画像中，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媒体人乃至地方军阀所属的精英群体占据篇幅最巨，他们既是这局棋的操手，也是这局棋中的一子。我们或许听说过他们一些人的名字，但限于某种现实环境（当前以马列为纲的唯物史学、革命史学仍然把持主流话语权，所谓历史规律和阶级革命始终贯穿在官方定性和历史教学之中），既难以看到历史洪流中他们挺身而呼的小小波澜，也难以于幽暗处细细打量他们的所思所为。这本书正是当前另一种历史观争取话语权的艰难努力的一部分。这种历史观与宏大的历史叙事针锋相对、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铁律针锋相对，力图揭示出个人如何在掣肘颇深的时局中奋力挣扎，又如何以一己之力来推动思想和社会的变革，如何在一个世纪以来纷纷扰扰的中国历史上，留下自己独特的印迹。这是民间自发自觉发出声音的过程，是民间自发自觉“拨乱反正”的过程，是民间自发自觉重写历史、反思历史的过程。这有助于破除过去僵化的意识形态在我们脑海中刻写的符号象征，树立起人的血肉之躯——柔弱却也坚强的血肉之躯。
如前所述，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媒体人乃至地方军阀所属的精英群体在原来的阶级斗争话语中均被描述为资产阶级，无非是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保守反动的资产阶级与尚可挽救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划分。然而，以个人命运的光亮驱除阶级这一属性在他们身上投下的浓重阴影，我们发现，他们在不同的身份和地位上摇摆不定。知识分子投身官场和媒体的不在少数；地方军阀也不全是有勇无谋之悍匪，不少人学养修养均在中人之上；有的受三民主义感召之后转向共产主义，也有的投笔从戎之后又退守书斋……诸如此类。观察书中着墨甚多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发现：
他们大多出生于精英家庭，父亲是当时正处末日前夕的清廷的旧式官员，他们幼时接受的是传统的古典教育，国学功底不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学理想根植于心，终生不泯。青年时期，适逢世界巨变，辛亥举事、清廷倒台、政治混乱、权斗激烈，如何救百姓于水火、救国家于危难、救个人于时代命运，成为他们一生思考和实践的命题。他们本是专精一技的学人，却忍不住投入也许并不擅长的政治运动，试图以自己的思想来“治国平天下”。无论倾向于康梁的保皇立宪，还是倾向于孙文的暴力革命，他们被时局漩涡深深卷入，有的历经几度沉浮，在台湾或国外得以善终；有的却备受轻视折磨，郁郁不得志，在遗憾中了此残生。
这里可以陶希圣为例。他出生于湖北黄冈的一个士绅家庭，父亲在湖北河南等地做过知县，母亲来自于黄冈县旧式大族。清廷废除科举之后，入新式学校学习，16岁考上北大预科，20岁时已是北大法科（法学院）学生，参与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掀起思想风潮，“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乃至工团主义，亦风起云涌”，这对他影响巨大。他既参与学生运动，却又常退回书斋搞学术，多次躲过当局对学生的拘捕。毕业后他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一边写时事评论和法律分析，一边潜心研究法学、民族学及中国社会组织等课题。后来他更进一步，结识了不少“混媒体圈”的著名知识分子，并主编了《独立评论》。之后，他在高校兼职讲学，还被聘为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开始接触国民党。因为了解家乡黄冈农协的一些活动，受其触动，开始从实践出发，认真研习马列著作，对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国共合作的破灭，使他对政治对革命的幻想也同时破灭。大变局当前，他明哲保身，退回书斋做学问，内心也不是不苦闷。他辞去官场职位，变成了一个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虽以卖文讲课为生，研习的却不再是宋明理学，而是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有趣的是，虽然坦承自己的思想“使用的是社会的历史方法（Socio-historical Method）、与桑巴德的《资本主义史》、与奥本海马尔的《国家论》如出一辙”，他日常仍着旧式长袍，双袖龙钟，有一种旧时文人不屑世俗的名士风流。他“左不至共产主义，右不至国家主义”，按理说，这可称得上是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应该能够“左右逢源”，但在那个处处斗争的年代，这种中立立场就会变成“里外不是人”，共产党说他太右，自由主义者说他太左；在资本家眼里他同情劳工，在无产阶级眼里他又是资产阶级的帮凶。时局越是紧迫，他的处境也越是难捱。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毅然走出书斋，加入国民党，并在情势煎迫下，跟随了私交不错的汪精卫。汪精卫一派显然是高估了日本对待中国的善意，以为主动讲和、委曲求全可以保全国家，但得寸进尺的日本人粉碎了他们的幻想。陶希圣如大梦初醒，认识到现实残酷，并没有跟着汪精卫一条胡同走到黑，“在人生的悬崖边上停下步来”。他和高宗武二人披露汪日密约，明确表示和谈之路已是绝路，断绝了人们对于汪日所存的侥幸和期待，坚定了人们全面抗日救国的决心。
1988年，陶希圣于台北逝世，享年九十岁，算是寿终正寝，而在那么多投身政治的知识分子当中，幸运如陶公者几稀矣。其学生何兹全评价自己的老师，说他“主和，未投敌。这是大节。严重错误，未失大节”。政客们翻云覆雨、上下其手、阳奉阴违、冠冕堂皇、成王败寇，如今看历史书，满眼都是胜利者不容置辩的胜利，失败者不容同情的失败。对于一介书生，我们还要拿“气节”来要求他。一腔爱国热情、正直淡泊如陶公者，尚难逃这等评价，那么那些或唾面自干狗苟蝇营或钻营取巧大言炎炎的政客们呢？唐德刚慨言：这是当秀才的悲哀，与国事何补？瞿秋白曾在遗书《多余的话》里反思，自己其实做不到革命者的坚定无情，内心里还是想做一个闲云野鹤般的半吊子文人。但他们“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使命感，令他们无法在动荡之中安于书斋。
俗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其实，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荣耀。反观当下，即便是屡屡失望，我们还是对学者、媒体人、律师等群体抱有期待，这是历史在他们身上种下的种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之后，开枝散叶，历史又将以什么姿态摇曳在风中？
《历史的复盘》读后感(五)：汪荣祖：抄袭之风何时了(zt)
抄袭之风何时了
□汪荣祖
在两岸三地的华人世界里，大家虽也知道抄袭问题不可轻忽，但一旦面对抄袭问题时，往往显得包袱沉重，护短啦、面子啦、冤家不宜结啦、天下文章一大抄啦，以及像章太炎那样认为自己学问很大，不在乎别人抄袭之类，都是无法严肃处理抄袭问题的障碍，因而常常不了了之，以至于抄袭之风如野火烧不尽的原上草，春风吹又生。
文人无行，莫甚于抄袭，不仅盗人之名，而且窃取别人的智慧财产，完全是盗贼行径。所以现代文明国家无不重视抄袭问题，凡涉及抄袭，即严肃对待，毫不假借。所谓抄袭，引用别人的观点或论点而未注明出处，就是抄袭，更不要说句句照抄不误。
我在美国求学、教学近四十年，深切体会到彼邦知识界之不容抄袭，尤其在学院里，抄袭被认为是对知识的亵渎，是绝不可跨越的红线。如果发现学生抄袭，立刻注销学籍令其退学，教授抄袭更是学术生命的终结，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记得有一件发生在美国的抄袭大案，曾轰动一时。杜兰大学（TulaneUniversity）法学教授李洽生（SallyRichardson）等人于2002年指控著名美国历史学家安布鲁斯（StephenEdwardAmbrose，1936–2002)抄袭他们的著作有数页之多。安布鲁斯长期执教于美国的新奥尔良大学（Universityof NewOrleans），著作等身，其个人专著就有二十五本之多，主要内容是二十世纪美国史。他除了出版艾森豪威尔与尼克松两位美国总统的大传之外，还曾于1994年写出《诺曼底登陆日》（DDAY）一书，从个别士兵眼中看诺曼底登陆之战，极为畅销，我亦曾看得津津有味。安布鲁斯也是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顾问。他虽在“脚注”（footnote）里提到资料来源，但未加引号。既然有好几页别人的文字未加引号，就构成抄袭。案发后，又发现他的许多著作中有不少史实的错误，更失去作为作者的诚信，以至于身败名裂，不久于66岁黯然辞世，名誉与生命俱尽。
然而在两岸三地的华人世界里，大家虽也知道抄袭问题不可轻忽，但一旦面对抄袭问题时，往往显得包袱沉重，护短啦、面子啦、冤家不宜结啦、天下文章一大抄啦，以及像章太炎那样认为自己学问很大，不在乎别人抄袭之类，都是无法严肃处理抄袭问题的障碍，因而常常不了了之，以至于抄袭之风如野火烧不尽的原上草，春风吹又生。我于十年前回台湾长住，曾执教于嘉义的中正大学。有一天有一位美国汉学家韩献博（BretHinsch）教授来找我，说他指导的硕士毕业生张梦珠女士的硕论《清代贞节的实践及其困境》（嘉义：中正大学历史所，2002），被东吴大学硕士毕业生林怀慈抄袭，林的硕论题目虽是《情欲与社会秩序：从科刑题本看清代妇女的抉择》（台北：东吴大学历史所，2004），但内容大段大段一字不改直接抄袭张文，如此大胆抄袭实前所罕见。当时张、林两人正在两个不同的大学读博士学位，所以牵涉到四所大学。四所大学的相关人士表面上都说，必须严肃处理，实际上则拖延塞责，都怕得罪指导老师以及论文考试委员会成员，而这些人都是学界的名人或当权派，为了自己的脸皮不得不包庇抄别人论文的学生，甚至威胁被抄袭的受害人，要她息事宁人，顾及前程之类。但是受害人张梦珠心有不甘，不惜诉诸法律。然而打官司，不仅费时，而且要花钱，往往因筹不到昂贵的律师费用而作罢。幸而台北有一位王姓女律师不收头款；若打赢官司，则以赔款相抵。多年折腾之后，终于打赢官司，抄袭者被注销学籍并登报道歉、赔偿损失。有此结果实属不易，最令人遗憾的莫过于大学当局竟无决心自己来处理抄袭事件，而必须仰赖法院，使告发抄袭者不知要浪费多少精神与锲而不舍的毅力来追究，一般人常常自认倒霉了事，以至于使抄袭者抱有侥幸心态，偷取别人的心血，即使东窗事发，亦可轻易过关，抄袭之风，便难以遏止。
没想到的是，我自己也居然成为被抄袭的受害人。2013年10月26日，我到台湾大学附近的秋水堂买书，偶然看到刚到的大陆新书中有一本《历史的复盘》，“复盘”一词如此用法前所未见，显然是作者范泓的杜撰，在好奇心驱使下翻开目录，见到其中一篇《屈莱果与殷海光》，大感兴趣，心想居然有人重写我37年前曾经写过的旧文。不意一览之下，如逢故人，不就是我自己的文字！于是找出我以云雏笔名于1976年4月在香港《明报》月刊（第11卷第4期）上发表的《屈莱果与殷海光——记一段珍贵的友谊》（此文后来收入江苏教育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的《学林漫步》一书中，页353-360），对照之下，文抄公范泓除了略作增删之外，逐字逐句，一整段、一整段地抄袭我的旧作，据李敖的初步估计，结结实实抄袭了1,396字（未计标点）。
如此粗糙的抄袭，当然无法抵赖，范泓在回答李敖的短文中说：“李敖先生没有说错，那篇文章确实抄了汪荣祖先生的文章，其过程现在想来都不敢相信，几年前应某报之约，就胡里胡涂找了些数据信手写了，未作任何处理，犯了不该犯的错误，我已向汪先生道歉，完全是我的错，不可原谅”（见哈啰李敖网站2013.11.20）。但他在给我的道歉信中，只字未提抄袭两字，还要说“此文主要内容取自先生您的文章，实际上，确实是我引用了该文”，不说“大段抄袭”，只说“大段引用”。须知引文要加引号，注明出处，不然就是抄袭。然而那范泓表示道歉的，只是“未有任何说明，实在是违反了历史写作的大忌”。但他的职业是记者，难道抄袭就不是记者的大忌？接着他又说了些自己都认为不成理由的理由，他只是于“业余时间写点历史随笔”“来表达对现体制的认知和不满”。事实上，他不是“写”，而是“抄”。我这篇文章主要讲我两位老师之间珍贵的友情，如何能“来表达对现体制的认知和不满”？显而易见，范泓要把抄袭的责任推给“现体制”，要我原谅他“生活在这种体制下的困顿及焦虑心态”。我不懂抄我这篇文章，如何能纾解他所谓的“困顿”与“焦虑”？他又说他的“严重错误”，“由于当时文章赶得太急”。这太可笑了，我们只听说赶写文章会很急，抄别人的文章需要“赶”吗？需要“急”吗？剪贴就可以了！
很遗憾的是，范泓对他所犯“严重错误”的认知，仍是十分错误的。他应该觉悟到，并非一时的“疏忽”，也不是“胡里胡涂找了些数据信手写了，未作任何处理”。显而易见，他在抄袭的时候既不“胡涂”，更无“疏忽”，所以抄得非常完整，几无错别字，还作了一些精心的增删与衔接。最处心积虑之处，莫过于在最后一段增文中说，他于200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发现1976年4月号”《明报月刊》上“刊登过一张屈莱果教授全家福照片”。这张照片就是屈教授送给我的，作为我那篇文章的附图之一，他只“发现”文章的附图，全不提登载附图的文章，岂不是用心良苦，却落得欲盖弥彰！太像笨贼留下的痕迹！
范泓要如何来“处理”他自认的“严重的抄袭”呢？他说他的书“若有再版机会，一定将此文删掉”，问我是否同意这样的处理。我觉得他应该先去问出他书的出版社要如何处理，任何出版社，为了维护信誉，拒绝严重的侵权行为，不仅不能将此书再版，而且要立即终止出版与行销，再按合约要求不可信赖的作者赔偿。若出版社视若无睹，必然应负法律责任。
我写此文，绝无意针对个人，更不至于要为难素昧平生之人，要紧的是我们必须正视抄袭之风不可长。时至今日仍有人明目张胆地逐字逐句抄袭别人的文章，岂不令人警惕？至于在我们的知识界，转引别人的材料，视同己出，引用别人的论点而不作明确的注释，所在多见，却不易发现，盗用外文中的见解，更可借不同语文作为掩护，隐而不显。偶尔为识者识破，认定不易，少有人愿意检举，即使被抄袭的受害人也多不愿认真追究，浪费精力与时间，导致抄袭之风没完没了，岂不值得我们两岸三地的知识界忧虑吗？
2013年12月15日写于林口大未来
http://whb.news365.com.cn/bh/201402/t20140219_17917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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