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anne5.com--热门资讯】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是一本由[叙利亚] 阿多尼斯著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5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读后感(一)：诗人阿多尼斯文选首发 鼓励年轻人多阅读求知
2012年10月24日 星期三 新京报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2-10/24/content_382429.htm？div=-1
阿多尼斯在现场称诗歌应该不断创造新的美。
新京报讯 （记者姜妍 实习生黄盼盼）三年后诗人阿多尼斯再次来到北京。昨日他的新书《在意义天际的写作：阿多尼斯文选》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首发。在回答诗歌的功能问题时，他说这个问题是不可以问的，正如没法问太阳、空气和爱的作用，诗歌是人类存在最重要的证明之一。
阿多尼斯在致辞里一直都对现场女性颇有“照顾”，他开场的第一句话就是“各位女朋友们”。他称与这么多年轻女青年在一起，就回想起自己的童年，“小时候我家里很贫穷，很小就到农田里干活，后来有人问我‘你的童年过得怎样？’我回答我没有童年，我小时候过的就是老年。”阿多尼斯用这样一段话也间接回应了昨日是重阳节的话题。
此次来京阿多尼斯是为了自己的文集，本书缘起于三年前他到北京与外研社的一次会面，对方提出要为他出一本文集。三年后的这本文集分为三辑出版，有诗人对诗歌的讨论，也有他对阿拉伯世界现状的思考，还有他自己的阅读体验。有趣的是其中还有他2009年中国行的见闻。
谈论诗歌功用的话题时，阿多尼斯反对诗歌的宗教化和意识形态化，因为这样就扼杀了人们内心最深刻的思想。他认为诗歌的功能更多是个人体验。
阿多尼斯也没忘鼓励在场的年轻人多阅读求知。他说圣训中有言“知识远在中国，亦当求知”。他把这句话稍作改变后说“虽然知识远在中国，你们也要自己去寻找吧。”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读后感(二)：你有你的叙利亚 我有我的叙利亚
老乡黄庭坚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便觉言语无味,面目可憎。”本人虽未十年寒窗一朝金榜，更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苍茫情怀。但格物致知的精神还是有的。
此番所格之物，乃是诺奖万年老二阿多尼斯的最新中文版文集。说他万年老二，是因为多年以来，老阿的获奖呼声与日俱增，但却千呼万唤不出来，诗人年岁已高，看最近这架势，要想有生之年得到那价值五千万叙镑的奖金，希望甚是渺茫。不过，阿多尼斯也等得起，一是他不着急买房，二是他还有一个一百零六岁依然健在的老母。
闲话少叙，倘若读过薛老师翻译的《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对于此番书中几近奇幻的想象与隐喻应该不会惊讶。阿人善于言辞，长于辩论，号称“诗歌的民族”，但却历来为世界主流文学所轻视。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座诺奖还是被充满市井气息的马哈福兹大叔揽入怀中。也许，这就是西方人眼中的阿拉伯世界：人稠广众的市场，召唤礼拜的宣礼，落日的余晖中在街头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等等，这是《开罗时间》，还是《英国病人》？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倘若没有阿拉伯兄弟的仗义出手和抢救性发掘，古希腊古罗马的典籍就无从保存，古波斯古印度的哲学就无从传播，欧洲的文艺复兴也就无从谈起。这一历时百余年的翻译运动至今仍为阿拉伯人津津乐道。从某种意义上说，阿拉伯人既是文明的学习者，也是文明的传播者。
但这同时也导致一个问题，历史包袱之重，让三亿五千万阿拉伯兄弟都无法承受，他们也许在翻译之时漏译了苏格拉底的一句话：“多向身后的包袱看，因为那装着你的缺点”。这对于职业译者而言，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如何在稳定与变化中求得平衡，对过去进行改革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细密画一般的修饰，是阿多尼斯们思考多年的问题。
阿多尼斯年方弱冠就以诗闻名，进而获得叙总统的点录机会，就读于大马士革大学。后来却因与主流意见不合，远走法国。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叙利亚的高行健。”
要不是最近阿萨德出面，估计很多人对叙利亚在哪都未必清楚。其实叙利亚正应了那句古诗：“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在叙利亚的大半年里，我对这个国家只有好感，负责任的说，如果不是美帝国主义亡叙之心不死，沙姆绝对是您宜居的世外桃源。
叙利亚受伊朗文化毒害不浅，故而苏菲主义盛行。苏菲主义者堪称伊斯兰世界的改革者，讲究“存在合一”，强调真主不仅无处不在，且真主就体现在万事万物之中，信徒可经过修炼达到与真主自由对话之境地。这对于沉寂千余年仍限于神本主义泥淖的穆斯林兄弟们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从阿多尼斯身上，我们可以明显感到这股苏菲主思潮对他的影响。“天空叠足而坐，一只手搭在西藏的肩上，一只手搂着纽约的腰肢”这种叙利亚，你想象过么？
最后套用纪伯伦的一句话作为标题——你有你的叙利亚，我有我的叙利亚。
突然想起一个笑话，如果阿多尼斯死了谁最伤心？答案是薛庆国。
这绝对是一本好书！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读后感(三)：站在情绪之外，才能洞悉本质
看阿多尼斯的这本书很是惊喜，尤其是前言、第一辑和薛国庆写的跋。
阿多尼斯在前言和第一辑里，集中探讨了阿拉伯社会、文化存在的诸多问题，他很好地体现了——只有站在仇恨之外，才能洞悉本质——的道理。这一点让我想到了汉娜·阿伦特批判耶路撒冷法庭对艾希曼的审判，同样也是以哲学家和思想者的冷峻，站在情绪之外，去直面问题的本质。
就我个人中东长途旅行的直观体验来说，波斯人、土耳其人都比较开化，前者热情、开朗、抨击政府时咄咄逼人，后者则早已被凯末尔一脚踹入现代化。而阿拉伯社会，却分崩离析，叙利亚、伊拉克、埃及饱受内战影响，民不聊生；约旦、巴勒斯坦没有资源，被邻国挤兑地没什么话语权；而唯一富有、“现代化”的阿拉伯半岛，却也只是凭借石油一夜暴富罢了。
但大多数阿拉伯人并不承认这些，他们甚至不能接受我说出“以色列”这个词，坚持认为那是“巴勒斯坦”；他们否认几次中东战争的失利是因为内部不团结和科技力量薄弱；他们甚至否认在以色列建国这个问题上，阿拉伯人曾经也站在英国这一边。
这些体验让我在与阿拉伯人相处时小心谨慎，生怕触及他们的底线和民族感情。然而当我读到阿多尼斯的文字，非常惊喜地发现，原来阿拉伯知识分子中还有如此睿智、冷静、愿意抛开情绪去洞悉本质的学者。他不仅承认“以色列”，也承认阿拉伯在与“异教徒”敌人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他甚至看穿了“对敌人的战争只能是一场耗尽穆斯林精神和物质能量的战争”。这样的犀利，不得不让我肃然起敬，赞叹他不愧是阿拉伯鲁迅。
要说这本书对我最大的影响，便是回答了困扰我一个多月的一个问题。
2017年底，从伊朗马什哈德开始爆发街头起义，随后演变为全国性的抗议。听到消息的第一瞬间我感到惊喜，很高兴波斯人民终于怒吼出从1979年压抑至今的对于政府的意见。但稍微冷静一下，才发现事有蹊跷。各种迹象表明，这应该是宗教保守势力为了抗议德黑兰警方发出的“不再逮捕不戴头巾女性”消息的抗议，也就是说，形式上来看，抗议确实一浪接一浪，打出的口号振奋人心，但持续下去，结果很可能如同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一样，以推倒一个政权为起义理由，最终只是换汤不换药：取代原有政权的，是一个更糟糕的政权。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愤怒、不满被各种势力百般利用。
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便是，我们是否应该完整评估下一个接班人的优劣，再去推翻已有政权？这在操作上显然是不现实的。但如果囿于对接班政权的担忧，而一直固守现有的、有明显问题的政权，应该也不是一个长久之策吧。
所以到底要怎样呢？
整整一个多月，我都陷在这个问题里：如果自上而下的革命可能性很小、且有面临独裁的风险，自下而上的革命又由于过于不可控而危险性极大，那么人类到底要怎样去迈入全新的时代、迈入更高级的文明？
阿多尼斯在中国大学的演讲中，给了我答案：“我固然批判阿拉伯政治，但经验告诉我，政体变化、统治者更替其实都于事无补。重要的是确立新的阿拉伯价值，建立新的阿拉伯家庭，新的阿拉伯大学，新的阿拉伯民法，新的阿拉伯诗歌。简言之，应该建设阿拉伯新文化，树立自由、独立、富有创新精神的阿拉伯新人。”
他认为：诉诸政治手段求变，其效应虽然迅猛却难以持久；而诉诸文艺改变世界，其方式虽然柔和，但潜移默化中影响更为深远。也就是说，政治的变革只是形式，根本在于精神的变革。这也从另一个侧面，道出了知识分子、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在这个世界中至关重要的地位。
政治是短期的，经济是中期的，文化才是源远流长的底蕴性的东西。探讨当下固然必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套新的行之有效的思想系统，去更彻底而全面地改变当下现状。
阿多尼斯把阿拉伯文化批判得非常彻底。我们普遍认为，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是阿拉伯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这个时期，阿拉伯帝国不仅经济繁荣，文化上也奉献卓越，充当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翻译和传播的重要桥梁。但当代阿拉伯的贡献乏善可陈。这个事实并不容易被阿拉伯人接受，但阿多尼斯直面了这个现实，他用一段自问自答，否定了伊斯兰教、石油是阿拉伯的当代贡献。他认为，伊斯兰是神的启示，是神的世界性创造，而石油这种能源也并不为阿拉伯人使用。我们似乎很难找到阿拉伯对于当代和未来世界的贡献，究其原因，在于虽然阿拉伯国家有着城市的驱壳，但思维方式和行动上，依然还没摆脱游牧的生活方式。“客观而言，尽管今天阿拉伯人的现状不是游牧而是定居，不是骆驼而是汽车，不是沙漠而是城市，可是他们冲动地思考和行动，似乎依旧在过着游牧生活。”
阿多尼斯也剖析了阿拉伯社会权力的本质，“我日益觉得自己是一个被控制，被支配的人，甚至无力保护自己，无论我去往何处，都会受到权力的围困，不仅有政治权力，还有宗教，社会，党派和文化的权力。在这样的世界里，道德最终变成庞大的伪善场，世界变得冷漠淡然，人变成衣冠禽兽，斗争是为了使人屈从。这就是我所在那个社会中权力的本质。”从他的文字不难看出，他完全洞悉出了伊斯兰教已经沦为获得权力和执行权力的工具。
阿多尼斯对于宗教和真理之间关系的解释尤其出彩，他直言不讳地说，宗教应该回归个人体验，而不是在求知的道路上设立障碍。
“这种观念认为，人的作用不是探求新的真理，而是全是降示给封印先知的终极天启。……这意味着，未来不可以带来比天启更加确凿的真理，文化——科学与艺术，不在于创新增益，而是来自对景点的说明和阐释。所谓进步，不是创造不曾存在的事物，而是呈现隐藏在经典中的事理，尽管这也意味着改进和美化。根据这种观点，我们无法想象会产生比宗教其实思想更进步的思想，或产生比它更美好的行为。否则，我们就是否认宗教启示。……人之天职，不是探求更好的言语或行动，而是竭力在言语和行动上效仿天启。……根据这种观点，本无所谓“过去”，因而也不会有“未来”，天启的时代并不落后，未来也不会出现进步的时代。相反，进步就是持续不停地回归过去，回归原初，直至复活日来临。……那么我们今天倘要进步，就要模仿过去的政治和文化。”
这段解释极为出彩，阿多尼斯犀利地指出，如果以天启为“永恒真理”，那么人类已经失去了存在下去的必要性。如果不会有一个时代好于7世纪先知的时代，那么后世存活的意义何在？“信仰本是求知路上的精神依靠，如今却禁锢了对知识的索求。所有的真理被写在了古兰经上，后人的作用不过是诠释。这让活着失去了意义。”
这些话无疑具有强大的当代意义，因为无论是巴基斯坦建国，还是一些组织如哈马斯、ISIS，都标榜称要回到“先知的时代”。但这其中内在的矛盾，让“回到先知时代”本身变得毫无意义。如果彻底否定人类进步的可能性，如果人类的黄金时代早已远去，那么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去发展？也正是这些所谓纲领，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形成了恶性循环：人们不重视发展，因为没有“未来”，但人们倒愿意享用“敌人们”所发明的让生活更好、更舒适的科技和物质，“把文明成就仅仅当作消费品使用，而自己毫无创意和生寒能力。”阿多尼斯与奈保尔的观点不谋而合。
正如阿多尼斯所说，“阿拉伯穆斯林却在任何层面上都没有共同的文明理想”，他们认为“过错永远在于外来的他者，而自我则貌似清白无辜，蒙受冤屈”。这样的思想根深蒂固的结果便是，这个社会和这个民族永远没有进步和强大的动力。还好有阿多尼斯这样睿智的思想家，敢于承认和指出这些。“人民失去自由创造的动力，便会让历史变成对原初的效仿。然而历史是创造，不是效仿。”
只有承认阿拉伯人可以在《古兰经》的基础上继续拓展文明的边界，才能根本性地动员起整个民族去为文明的发展添砖加瓦。从这个意义上讲，阿多尼斯对阿拉伯的启示作用和意义深远可见一斑。
虽然阿多尼斯批判了阿拉伯文化的诸多方面，但正如他所说，他与为阿拉伯文化辩护的萨义德一样，殊途同归，最终都旨在促进阿拉伯文明的进步。他意识到，阿拉伯文明的发展已经不可能摒弃宗教的元素，伊斯兰教过多地渗透到生活和世俗中，宗教成了一大障碍，但让10亿信众抛弃宗教也没有可能。所以阿拉伯某种程度上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要么在试图用宗教来辩驳宗教的循环里浪费时间和精力（比如用对《古兰经》的诠释去与其他对《古兰经》的诠释辩论在我看来毫无意义，因为说到底，这不过都是“主观诠释”，以《古兰经》为论据，就等于事先承认了它空前的合理性），要么戴着宗教的枷锁迈着沉重的步伐艰难前行。无论哪种结果，都制约了阿拉伯社会的发展。
想要进步，首先就得摆脱宗教对生活、创作和政治的干涉，让它回归纯粹的生命体验。
看完这本书后，我第一时间询问了叙利亚的阿拉伯朋友：阿多尼斯的作品能否在叙利亚出版？如此激进的观点，是否能够在叙利亚得到认可？她告诉我，阿多尼斯在叙利亚很有名，他的文章可以发表和出版，但大部分人叙利亚人并不阅读。
这么一想，阿多尼斯的观点纵然再独到、犀利，面对不爱阅读的叙利亚人民，大约也是无力吧。
但正如阿多尼斯所认为的那样，政权的变革只是形式，文化的重建才源远流长。他所做的事，或许无法在当代立竿见影，但毫无疑问，他会是阿拉伯思想史上重要的大师。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读后感(四)：文艺报新书品荐by李林荣
年逾八旬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自青年时期在祖国遭受社会运动冲击，就开始了从西亚到欧洲旷日持久的流亡生活。不过，照他本人所说：“对我而言，流亡地不是在外部，而是在内部。”“我要成为我自己，就应该把自己从这个流亡地流放。不是流放到国外，而是流放在这个流亡地的内部——在我的民族、文化和语言内部。我应该在祖国与流亡地之外，创造另一个所在。”“在此，阿拉伯语是我的语言，是我人类和文化归属的语言，它是那个所在的轴心，是它的土壤，是天际，是意义的要素，是反叛的空间和自由的天空。”现在，这位享有“当今最大胆、最引人瞩目的阿拉伯诗人”之誉的文化流亡者，在中文世界里有了他首次以散文和论文作者的面貌亮相的这本文集。全书包括引言一篇和正文三辑。第一辑收论文13篇，均为近年新作，话题聚焦于新世纪以来美式全球化潮流与阿拉伯国家和阿拉伯文化间日趋紧张、复杂的热点争端，观念探讨和思辨如利剑双刃，对阿拉伯世界自身及其“他者”，都极具批判力度和反思深度，而且把立场和主旨始终都归结在了自我反思的一边，殊可敬畏。第二辑收诗论9篇，文笔轻灵雅致，幽微的创作经验谈和宏阔的理论阐发交相映衬，读之令人易起索其诗作以求印证的兴致。第三辑收文9篇，论体裁，皆属以纪实为底色的散文，一一细看，则有散文诗、诗和散文几种体例分别独立和交互穿插的不同表现。而对中国读者来说，这辑中最觉亲切的，一定是篇幅最长的那篇美文《北京与上海之行：云翳泼下中国的墨汁》。作为一本译文集，译笔的清通明晰和编校的熨帖精当，也为原作跨语种、跨文化的旅行和重构增色匪浅。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读后感(五)：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真正让人成为人的，恰恰是梦”
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真正让人成为人的，恰恰是梦”
发布时间：2012-11-01 01:06:31
时代周报 | 205期 | 评论 (0)
http://time-weekly.com/story/2012-11-01/127601.html
阿多尼斯。 本报记者 郭扬 摄
本报记者 张润芝 发自北京
因为文集《在意义天际的写作》中文版出版，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第三次来到中国。今年82岁的老诗人满头白发，精神好得惊人，谈话不知疲倦。身边的人劝他休息，他兴致勃勃地跟时代周报记者说：“没事，继续问。”采访安排在晚餐后，他就一直在喝晚餐时没喝完的那瓶二锅头，海量豪饮，却一直头脑清楚。他跟读者打招呼，顽童似的总是先问女观众好，再问男观众好。但是当他说起自己的故乡，又显得依然满心忧愁。批评起自己文化里的问题，阿多尼斯毫不留情，却又充满深深的眷恋—这位诗人被称为“当今阿拉伯世界的精神脊梁”。
但他有唯一不想谈的问题，那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已经是诺奖多年的大热门人选，但是当记者提到“诺贝尔”时，他用两只手在胸前比划了一个“X”字：“我不想谈这个问题。”
真正的现实是一种梦
说起阿多尼斯，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传奇故事：13岁时，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他给叙利亚总统献诗一首，总统因此满足了他上学的愿望。随后，这件事真的在现实中发生了。
但是，梦境成真靠的并非运气，而是阿多尼斯自己的争取。1943年，阿多尼斯13岁，还在使用原名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他从没有上过学，但是在农民父亲的教育下，自幼习诵阿拉伯古典诗歌。13岁的少年得知了一个消息：叙利亚的第一个总统要到各地视察，而且会经过自己家附近。阿多尼斯联想之前梦中的场景，于是想写首诗，拜托族长引荐，由自己读给总统听。阿多尼斯由此写了一首诗，他先拿给父亲看。父亲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农村小孩还想见总统？族长和我关系不好，他也不会同意你进去。”果然，总统到来时，阿多尼斯赶去族长家，结果被人赶走了。后来，他知道总统还要到附近的城市去，于是冒着大雨，花了很长时间，走到了市政厅前面。一个市政府的官员看到阿多尼斯，问他要干吗？阿多尼斯说，我要见总统，我要读首诗给他听。阿多尼斯至今还记得，这个官员名叫亚新。亚新听了他的朗诵后，表示欣赏，随后将阿多尼斯引荐给负责总统聚会的官员。到了总统举行集会的时候，阿多尼斯被拽到会场上，上台、对着麦克风朗诵了那首赞美总统的诗歌。等阿多尼斯念完诗，总统才开始讲话，而且在讲话的开头引用了那首诗。之后的事情就和梦境一模一样了：总统问阿多尼斯要什么？他说，我要上学。
69年过去了，82岁的阿多尼斯再一次回忆了这做梦一样的往事，他说：“我当初的梦想完全实现了。正因为有了梦想、有了诗歌，才有了今天的我。其实真正的现实就是一种梦，一种蜃景。现实就像天际和彩虹这种存在一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真正让人成为人的，恰恰是梦。梦才是人真正的现实。我对青年朋友的赠言就是：为了现实的生活，去做梦吧。”最后，他又调皮地补上一句：“女人是梦的中心。”
2009年中国行：以一瓶墨汁结束
先知穆罕默德曾经留下一句圣训：“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很多阿拉伯知识分子都对中国充满兴趣，中国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同样历史悠久。此外，中国还在近30年里拥有了惊人的发展速度。
阿多尼斯本人在上世纪80年代就来过一次中国。那时，经济起飞尚未开始，阿多尼斯看到的是处处陈旧伤感的景象：“当时中国的街上都是自行车，还没有汽车。中国作协给我们黎巴嫩作协代表团派的车又长又黑又旧，看上去样子都有点吓人。中国作协派给我们的陪同都是独自一人用餐，他说因为我们用餐享受贵宾待遇，但是他没有资格享受。” 陈旧伤感中，唯一有趣的小插曲来自长城：“我爬长城，走到一段累了，就跟导游说我停在这儿不走了。导游说，你停下的地方恰恰是尼克松爬长城时走累了停下的地方。”
2009年，阿多尼斯的中文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出版，他再次来到中国。看到了旅游开发后的什刹海、由工厂改造成的艺术地标798—当然，还见了一大批中国诗人。他感叹：“除了长城，一切都已改变。”“我的意思是，长城是象征性的表达，并不是说外表建筑方面的改变。中国发生的变化是全面的，不光是外在建筑的。30多年时间里，中国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全面的变革。我非常高兴这样的变革，我也为中国和中国人取得这样的成就而感到非常自豪。”
回来后，阿多尼斯特地为2009年的中国行写了一篇文章：《北京与上海之行：云翳泼下中国的墨汁》。说是文章，但行文怎么看都更像是诗歌。文中，一场关于墨汁能否通过安检的争议，被他当做对中国的暂时告别：“然而，我略有伤感，因为机场安检不许我将一瓶中国墨汁带上飞机。那么，我要向构成这墨汁、形成这华丽的黑色液体的一切元素致歉……纸，已在问题的墨汁中旅行，墨汁已在声音中旅行。你呢，声音，你要前往何处旅行？”
除了跟自己对话过的诗人杨炼等人，阿多尼斯对中文作品的阅读并不多，他着重提到了北岛：“对于北岛，我读的不是很多。根据我读到的这些译成法文的诗篇，我认为北岛是一个大诗人。我不能拿他和其他当代诗人相比，因为我还不了解其他诗人的作品。我尊重北岛，不光是作为诗人，而是作为人。当代诗人中，很少有人像北岛一样，把诗人之美和人之美深刻地结合在一起。”
每个人都生活在流亡里
时代周报：人们形容你是“流亡诗人”，哪里才是你的祖国？
阿多尼斯：对于很多人来说，祖国带有一种政治含义。对于我来说，祖国重要的不是地理的祖国，而是什么地方让我感到自由、有自由的表达，这就是我的祖国。对我来说，我的祖国就是我的语言阿拉伯语，只有通过阿拉伯语，我才能感受到我的存在、我作为人的价值。
时代周报：你怎么理解“流亡”状态？
阿多尼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生活在流亡里，因为人的梦想绝大多数是不能实现的。如果实现了，人们往往又梦想着新的东西。现实和梦想之间总是有一种距离。另外一方面，文学创作是诗人梦想的、通过语言能达到的境界，但往往他达不到这个境界。所以也可以说，诗人不存在于他已经完成的作品中，而是存在于他尚未完成的作品中。还有一个层面是，无论一个人写什么、怎么写、怎么想、怎么周游世界，都要走向一个最终的流亡地，就是死亡。
所以如果不考虑刚刚谈到的那些因素，光谈政治意义上的流亡是没有价值的。深层意义的流亡是在祖国之内，在自己的语言之内，在社会之内。令人遗憾的是，如今流亡的概念被政治利用了。政治意义上的流亡和诗歌意义上的、人道意义上的流亡是没有关系的。
和乔姆斯基所代表的美国文化互动
时代周报：作为中国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是不是同样都有某种西化的或者现代化的危机？你怎么看待东方文化的这种危机？
阿多尼斯：现代化、西化、西方、进步……这些都是比较复杂的问题。西方技术用科技进步征服了世界，这大家都知道。但是，西方是否在人道主义和精神层面上也有进步了？这是一个问题。我本人不认为西方在人道主义和人性上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美国最先进的战斗机，在摧毁力和战斗力上，显然比中国或者阿拉伯的一个农民大得多，但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在人道上也同样进步？这是值得深刻怀疑的问题。
所以，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到底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开化？同时，我们也要审视一下，什么是东方？什么是西方？西方有多个层面的，文化、政治、技术、诗歌等。东方也是有多个层面的，中国、日本、韩国、阿拉伯等所代表的东方都不一样。西方对阿拉伯的影响，无论从质还是从量，可能都和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不一样。
但是有个现象我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今天，中国是美国的债权者，但是大家好像都认为美国比中国更强大，债权人反而有求于借债人似的。这是为什么？一个日本作家说过，他们的产品在美国本土获得了成功，已经实现了“复仇”。但是，为什么日本从思想行为等各个层面上给大家的感觉都是美国的附庸？每个文明都应该用自己的方式去应对美国的挑战。
时代周报：为什么说“应对”挑战？各种文明不是应该友好互动吗？
阿多尼斯：美国文化也不是铁板一块的，有多重性。比如乔姆斯基，他所代表的美国文化就不同于其他人代表的美国文化。现在的问题是，谁代表美国文化？是乔姆斯基？还是其他人？所以，我们在说某种文化的时候，首先要给文化一种定义：文化是什么。我刚刚说的美国文化，只是通常意义上的、和美国政治相连的文化。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对美国文化最激烈勇敢的批判者不是别人，正是美国人自己，例如乔姆斯基。正如在法国最激烈批评法国的首先是法国人，例如雅克·德里达。
你刚刚说要互动，对，是要互动。问题是我们和谁互动？和哪个文化的、什么层面的文化互动？对我来说，如果这个互动意味着和代表西方官方正面价值的文化互动，我是拒绝的。我主张的互动，是和在西方被忽视的、代表变革和进步的力量互动，比如和乔姆斯基所代表的文化互动。
阿拉伯人最大的敌人就是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政治，但是这并不排斥我和以色列知识界、文化界的互动。特别是以色列的诗人、考古学家，我经常保持跟他们的通信往来，也保持着很好的友谊。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来说获益很多。同时我们也要承认，美国文化确实给世界人民当代世界带来很多便利，比如牛仔裤。我喜欢牛仔裤。美国人也都是挺可爱的。同时，是美国人把西方从欧洲的教条主义、文牍主义中解放出来了。
诗歌美学中的现代与传统
时代周报：你写过一句话，“机器和神明主宰一切”，为什么会把机器和神明放在一起？
阿多尼斯：在阿拉伯语中，我注意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机械”和“神灵”，是同一个词根，也许这是偶然。但是现在我们所理解的现代化，其实是反现代化的，因为它是反人的，把人排除在一切之外，是病态的。我认为不以人为中心的都不是现代性，当然这还涉及到现代性怎么定义的问题。
时代周报：你一直致力于阿拉伯诗歌的现代化。在中国，诗歌也面临现代化的问题，但是大部分中国人认为现代诗歌不如古代。
阿多尼斯：巧合的是，在阿拉伯世界也有相似的情况。现代化和传统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所有社会，既有现代化的一面，也有传统的一面，这两种文化经常会发生冲突。在阿拉伯社会里，现代化这个词语早在公元八世纪就出现了，诗人评论家围绕诗歌现代化的问题，也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在阿拉伯历史上的阿巴斯时期，现代诗歌派就取得了胜利。现代化在阿拉伯社会是个老问题了，阿拉伯现代化跟西方文化、跟殖民主义的冲突，使阿拉伯的现代化又有了新的含义。
所以现代化并不是凭空得以实现的，它跟传统有着非常紧密、有机的关系。一个诗人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诗人，除非他对传统有充分了解。一个对传统的诗歌语言不了解的人，怎么能说他掌握了现代化诗歌的美学语言？诗人只有了解传统的基础，才能超越、创新。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无知和忽视，而是在充分了解传统的基础上的一次超越。
诗歌只能用母语创作
时代周报：除了母语外，你还熟谙法语。会尝试用法语写作吗？
阿多尼斯：不知道是不幸还是幸运，人只有一个母亲，但也许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个父亲。对我来说，我的创作语言是母语阿拉伯语，而不是我的父亲之语法语。法语对我来说，是一个文化的语言，可以写一些论文。写诗歌，我只能用我发出第一声啼哭的语言：阿拉伯语言。
在法国，也有世界级的法语非母语的大作家、大诗人，尝试用法语创作，例如里尔克。实践证明，他们用法语创作的作品价值不是最高的。诗歌创作可能只能用母语来创作。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阿多尼斯文选》
[叙利亚]阿多尼斯 著
薛庆国 尤梅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9月版
253页，35元
《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阿多尼斯诗选》
[叙利亚]阿多尼斯 著
薛庆国 译
译林出版社，2009年3月版
282页，28元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读后感(六)：诗人能够做什么
诗人能够做什么
——读阿多尼斯《在意义天际的写作》
我对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了解，止于他的诗选《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有些诗句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直至两三年过去都还记得。只是那时看书有个不大好的习惯，不习惯看序跋后记之类，外国文学更是很少留意译者为谁。看阿多尼斯诗选时同样如此。所以，在当时就错过了一个叫薛庆国的阿拉伯语翻译家。
或许，正像古代阿拉伯诗人的诗句那样：人如果久留一处，会令人司空见惯；/何不离开一段时间，归来让人另眼相看。我对阿多尼斯的另眼相看，即始于他新近出版的文选——《在意义天际的写作》。可能是因为曾经有过一段诗歌写作的体验，日常读书中读过诗人随笔不算少，除了寥寥几人的，让人司空见惯的实在太多；故而在面对《在意义天际的写作——阿多尼斯文选》时的另眼相看就显得尤其明显。
这本主要包含文化思想和诗歌理论随笔的文选，让我看到了在诗歌之外的阿多尼斯。此时方知，原来仅通过一本诗集对一个当今世界杰出诗人的了解，是如此贫乏。也就是在看《在意义天际的写作》时，我从书架上重新翻找出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才发现诗选的译者也是薛庆国先生。两本书对应着阅读，才体会到译者所说的，阿尼多斯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诗人”。
多年以前，荷尔德林就曾在哀歌《面包和酒》中问到：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在面对伊斯兰教文化背景，阿多尼斯问出了，在这样的社会中，诗人能够做什么。整本书的三十多篇文章，似乎都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但阿多尼斯想要阐释的当然远远不止这些。
作为思想家的诗人，阿多尼斯在面对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的不幸现状时的忧愤和哀伤缘于他对国家和民族的爱，所谓爱之深恨之切。本书的第一辑诸篇，在写到阿拉伯文化、社会、政治的弊端时的字字珠玑和拳拳之心，老诗人终于在谈论同为阿拉伯学者的爱德华·萨义德时作了些许透露：爱德华·萨义德思想的独特性不在于他忠实于自己的阿拉伯、巴勒斯坦属性，以及与这属性相关的事业，而首先在于他的世界性。他的思想首先照亮了人类和世界的生活，因而才照亮了阿拉伯人的生活。而在和译者薛庆国聊天时，又接着说道：爱德华·萨义德身处西方，却竭力为阿拉伯文化辩护。在人们看来，我似乎与他背道而驰，因为我一向批判阿拉伯文化的痼疾。其实，我们两人殊途同归，因为我们都反对权势，最终都旨在促进阿拉伯民族的进步。
阿多尼斯在说这句话时，要比他在文章中写到的直白得多。或许，只有在和异国知己聊天时，才会无所顾忌，作为一个“生来即被流放”、“栖身之国皆为我国”的诗人、思想家，十二岁的阿多尼斯已经会背诵《古兰经》的大部分章节，阅读过许多阿拉伯大诗人的诗集，但他在流亡途中面对阿拉伯文化、政治，哀其不幸、恨其不争，却一直试图想要改变、以诗歌之笔、以政论之笔、以文论之笔来改变。到了老年，在中国和他的诗歌中文翻译者谈论时，终于忍不住叹息到：我发现一切都不曾改变，也很难改变。我真的感到疲倦了，也不愿总是重复自己。
但，阿多尼斯没有绝望。
此时，再回过头开看他的《有关阿拉伯文化原教旨主义的三个问题》、《异端与创作》、《要甘地，不要格瓦拉》、《诗歌的未来，未来的诗歌》、《<阿拉伯诗选>序言》、《同一片天空，许多个太阳》等文章时，才知道诗人的疲倦从何而来了。
在这些文章之外，我还想谈谈阿多尼斯2009年中国之行后写的一篇纪行《北京与上海之行：云翳泼下中国的墨汁》，距离上次访问北京过去了三十年，诗人也已80高龄，但他行走在北京大地上，“而当随着人群行走在大地上，我却从不知疲倦”。此行给了阿多尼斯极深的印象和好感，他收获了友情和诗歌，即便如此在中国的近十天里，他依旧没有放松对阿拉伯文化的思考，并和在中国的见闻进行比较，从而抵达他在诗歌中写下的“只有通过一种方式才能征服死亡：/抢在死亡之前改变世界”。
作为诗人，阿多尼斯无愧；作为思想家，阿多尼斯无憾。再回到他关于“诗人能够做什么”的追问，答案一切尽在《在意义天际的写作》中。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叙利亚）阿多尼斯著，薛庆国、尤梅译，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定价：35.00元）
二〇一三年二月十六日，伊宁市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读后感(七)：孤独的不仅仅是中国
阿多尼斯是我在阿拉伯世界中遇到的第一位知己。我与他的缘分缘于他的一本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当我随便读了几首，竟无法自拔。原来诗歌可以如此富含哲理，而诗人的心意是如此与我相通，这种感觉如一见钟情。读《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的时候，我就有些疑惑，为何如此亲切，好像遇到了在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而读完这本书，我终于明白这种感觉何来。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东方人，彷徨的东方人，更准确的讲我们都是接触和学习了西方文明的东方人。相同的历史遭遇和文化困境，迅速拉近了其间的距离。而阿多尼斯受到的困惑似乎比我们中国人更多，思考的也越深。除了诗歌之外，他谈论最多的无非是阿拉伯文化的现代出路。不论说的是伊斯兰宗教，还是世俗政权以及传统的文化。相比中国，阿拉伯世界不仅受到专制政权的压制，更受到伊斯兰保守宗教文化的束缚。其情况更复杂多变，困难似乎也比中国更多。这一点，只要看一眼中东世界的乱象就不难明白。无论是对于诗歌还是政治，作者都在向传统的伊斯兰世界发出挑战，尤其是原教旨主义和极端宗教思想倾向的政权和社会群体。自由是作者最为渴望的东西，其次就是独立的思考与批判。某种意义上作者的批判和反思使得他成为一个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流亡者。这不仅是政治意义的，还是文化意义的。作者时刻关心的问题就是阿拉伯文明如何在现代世界实现转型，如何应对来自西方文明的冲击。而这个问题同样也是中国人近百年来一直苦苦思索和探求的问题。
我觉得作者开出的药方也很直接，无非是使得文化氛围更加自由，宽容，实现言论自由，政教分离罢了。可是，说来简单，实施何其难也。近年来随着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的崛起，中东世界战乱不断。我觉得问题肯定比想象的要复杂很多。从历史的经验来说，欧洲也曾是宗教主导一切的社会，而后来实现了政教分离后其发展就顺利了很多。而今日的阿拉伯世界很多国家仍然处于政教合一的状态下，这在没有太多宗教经验的国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而近年来，国内不少人喜欢抨击所谓的白左，显得比欧美右翼还极端的排斥伊斯兰文明。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反映出历经近代百年各种政治和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社会开始变的越来越包容和多元。当然这种对比是有限的，毕竟在中国现代化的转型仍然没有完成。
看完此书有些欣慰的是，孤独的不仅仅是中国，面对百年来西方文明入侵，如何实现固有文明现代化的路上，我们还有阿拉伯作伴，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坐标。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读后感(八)：民族的和世界的阿多尼斯：追问意义，不问幸福
如果所有阿拉伯人都读阿多尼斯的书，相信世界会是另一番面貌。阿多尼斯的洞见有普世价值，不仅仅适用于阿拉伯人。他的写作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他立足于民族的问题，而同时能超越民族导向世界性。读这种满怀理想主义热忱的书，对比现实，就越发困惑非常，禁不住反复大问：为什么崇高理想没有在大地上实现？阿多尼斯不是一个单纯感性、空想的诗人，从中可看到他对阿拉伯人身份和命运的深切的叩问、不竭的探索。除了文学和文化，他对哲学、政治和历史也绝非外行。第二辑的诗论也很棒，不少篇章都值得一读再读。文笔绝妙，语言成熟、简练、优美、深刻，是想象与洞见的完美结合。他所探讨的稳定与变化、自我与他者、居所与流亡、灵魂与身体、传统与现代、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些主题，都很有深度。对中国人反思自身也很有借鉴意义。什么时候中国才能诞生一个阿多尼斯这样的大作家、大知识分子？诗人总是更近欧陆哲学，后面对技术和现代世界的批判有些老套，可看出受不少现代思想家的影响，而无前瞻性的超越视野。但阿多尼斯知道，他没有抵达答案，他是一个探索者。很喜欢书题——在意义天际的写作，阿多尼斯和我一样，追问意义不问幸福。亲爱的阿多尼斯啊，愿在你的祖国有人听到你深切的呼唤，并追随真理的感召与你一同用希望去战斗。
：这只是一个短评，因字数超出遂发表为书评。若有兴致和时间，可以读第二遍时写篇正儿八经的书评。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读后感(九)：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真正让人成为人的，恰恰是梦”
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真正让人成为人的，恰恰是梦”
发布时间：2012-11-01 01:06:31
时代周报 | 205期 | 评论 (0)
http://time-weekly.com/story/2012-11-01/127601.html
阿多尼斯。 本报记者 郭扬 摄
本报记者 张润芝 发自北京
因为文集《在意义天际的写作》中文版出版，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第三次来到中国。今年82岁的老诗人满头白发，精神好得惊人，谈话不知疲倦。身边的人劝他休息，他兴致勃勃地跟时代周报记者说：“没事，继续问。”采访安排在晚餐后，他就一直在喝晚餐时没喝完的那瓶二锅头，海量豪饮，却一直头脑清楚。他跟读者打招呼，顽童似的总是先问女观众好，再问男观众好。但是当他说起自己的故乡，又显得依然满心忧愁。批评起自己文化里的问题，阿多尼斯毫不留情，却又充满深深的眷恋—这位诗人被称为“当今阿拉伯世界的精神脊梁”。
但他有唯一不想谈的问题，那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已经是诺奖多年的大热门人选，但是当记者提到“诺贝尔”时，他用两只手在胸前比划了一个“X”字：“我不想谈这个问题。”
真正的现实是一种梦
说起阿多尼斯，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传奇故事：13岁时，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他给叙利亚总统献诗一首，总统因此满足了他上学的愿望。随后，这件事真的在现实中发生了。
但是，梦境成真靠的并非运气，而是阿多尼斯自己的争取。1943年，阿多尼斯13岁，还在使用原名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他从没有上过学，但是在农民父亲的教育下，自幼习诵阿拉伯古典诗歌。13岁的少年得知了一个消息：叙利亚的第一个总统要到各地视察，而且会经过自己家附近。阿多尼斯联想之前梦中的场景，于是想写首诗，拜托族长引荐，由自己读给总统听。阿多尼斯由此写了一首诗，他先拿给父亲看。父亲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农村小孩还想见总统？族长和我关系不好，他也不会同意你进去。”果然，总统到来时，阿多尼斯赶去族长家，结果被人赶走了。后来，他知道总统还要到附近的城市去，于是冒着大雨，花了很长时间，走到了市政厅前面。一个市政府的官员看到阿多尼斯，问他要干吗？阿多尼斯说，我要见总统，我要读首诗给他听。阿多尼斯至今还记得，这个官员名叫亚新。亚新听了他的朗诵后，表示欣赏，随后将阿多尼斯引荐给负责总统聚会的官员。到了总统举行集会的时候，阿多尼斯被拽到会场上，上台、对着麦克风朗诵了那首赞美总统的诗歌。等阿多尼斯念完诗，总统才开始讲话，而且在讲话的开头引用了那首诗。之后的事情就和梦境一模一样了：总统问阿多尼斯要什么？他说，我要上学。
69年过去了，82岁的阿多尼斯再一次回忆了这做梦一样的往事，他说：“我当初的梦想完全实现了。正因为有了梦想、有了诗歌，才有了今天的我。其实真正的现实就是一种梦，一种蜃景。现实就像天际和彩虹这种存在一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真正让人成为人的，恰恰是梦。梦才是人真正的现实。我对青年朋友的赠言就是：为了现实的生活，去做梦吧。”最后，他又调皮地补上一句：“女人是梦的中心。”
2009年中国行：以一瓶墨汁结束
先知穆罕默德曾经留下一句圣训：“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很多阿拉伯知识分子都对中国充满兴趣，中国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同样历史悠久。此外，中国还在近30年里拥有了惊人的发展速度。
阿多尼斯本人在上世纪80年代就来过一次中国。那时，经济起飞尚未开始，阿多尼斯看到的是处处陈旧伤感的景象：“当时中国的街上都是自行车，还没有汽车。中国作协给我们黎巴嫩作协代表团派的车又长又黑又旧，看上去样子都有点吓人。中国作协派给我们的陪同都是独自一人用餐，他说因为我们用餐享受贵宾待遇，但是他没有资格享受。” 陈旧伤感中，唯一有趣的小插曲来自长城：“我爬长城，走到一段累了，就跟导游说我停在这儿不走了。导游说，你停下的地方恰恰是尼克松爬长城时走累了停下的地方。”
2009年，阿多尼斯的中文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出版，他再次来到中国。看到了旅游开发后的什刹海、由工厂改造成的艺术地标798—当然，还见了一大批中国诗人。他感叹：“除了长城，一切都已改变。”“我的意思是，长城是象征性的表达，并不是说外表建筑方面的改变。中国发生的变化是全面的，不光是外在建筑的。30多年时间里，中国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全面的变革。我非常高兴这样的变革，我也为中国和中国人取得这样的成就而感到非常自豪。”
回来后，阿多尼斯特地为2009年的中国行写了一篇文章：《北京与上海之行：云翳泼下中国的墨汁》。说是文章，但行文怎么看都更像是诗歌。文中，一场关于墨汁能否通过安检的争议，被他当做对中国的暂时告别：“然而，我略有伤感，因为机场安检不许我将一瓶中国墨汁带上飞机。那么，我要向构成这墨汁、形成这华丽的黑色液体的一切元素致歉……纸，已在问题的墨汁中旅行，墨汁已在声音中旅行。你呢，声音，你要前往何处旅行？”
除了跟自己对话过的诗人杨炼等人，阿多尼斯对中文作品的阅读并不多，他着重提到了北岛：“对于北岛，我读的不是很多。根据我读到的这些译成法文的诗篇，我认为北岛是一个大诗人。我不能拿他和其他当代诗人相比，因为我还不了解其他诗人的作品。我尊重北岛，不光是作为诗人，而是作为人。当代诗人中，很少有人像北岛一样，把诗人之美和人之美深刻地结合在一起。”
每个人都生活在流亡里
时代周报：人们形容你是“流亡诗人”，哪里才是你的祖国？
阿多尼斯：对于很多人来说，祖国带有一种政治含义。对于我来说，祖国重要的不是地理的祖国，而是什么地方让我感到自由、有自由的表达，这就是我的祖国。对我来说，我的祖国就是我的语言阿拉伯语，只有通过阿拉伯语，我才能感受到我的存在、我作为人的价值。
时代周报：你怎么理解“流亡”状态？
阿多尼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生活在流亡里，因为人的梦想绝大多数是不能实现的。如果实现了，人们往往又梦想着新的东西。现实和梦想之间总是有一种距离。另外一方面，文学创作是诗人梦想的、通过语言能达到的境界，但往往他达不到这个境界。所以也可以说，诗人不存在于他已经完成的作品中，而是存在于他尚未完成的作品中。还有一个层面是，无论一个人写什么、怎么写、怎么想、怎么周游世界，都要走向一个最终的流亡地，就是死亡。
所以如果不考虑刚刚谈到的那些因素，光谈政治意义上的流亡是没有价值的。深层意义的流亡是在祖国之内，在自己的语言之内，在社会之内。令人遗憾的是，如今流亡的概念被政治利用了。政治意义上的流亡和诗歌意义上的、人道意义上的流亡是没有关系的。
和乔姆斯基所代表的美国文化互动
时代周报：作为中国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是不是同样都有某种西化的或者现代化的危机？你怎么看待东方文化的这种危机？
阿多尼斯：现代化、西化、西方、进步……这些都是比较复杂的问题。西方技术用科技进步征服了世界，这大家都知道。但是，西方是否在人道主义和精神层面上也有进步了？这是一个问题。我本人不认为西方在人道主义和人性上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美国最先进的战斗机，在摧毁力和战斗力上，显然比中国或者阿拉伯的一个农民大得多，但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在人道上也同样进步？这是值得深刻怀疑的问题。
所以，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到底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开化？同时，我们也要审视一下，什么是东方？什么是西方？西方有多个层面的，文化、政治、技术、诗歌等。东方也是有多个层面的，中国、日本、韩国、阿拉伯等所代表的东方都不一样。西方对阿拉伯的影响，无论从质还是从量，可能都和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不一样。
但是有个现象我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今天，中国是美国的债权者，但是大家好像都认为美国比中国更强大，债权人反而有求于借债人似的。这是为什么？一个日本作家说过，他们的产品在美国本土获得了成功，已经实现了“复仇”。但是，为什么日本从思想行为等各个层面上给大家的感觉都是美国的附庸？每个文明都应该用自己的方式去应对美国的挑战。
时代周报：为什么说“应对”挑战？各种文明不是应该友好互动吗？
阿多尼斯：美国文化也不是铁板一块的，有多重性。比如乔姆斯基，他所代表的美国文化就不同于其他人代表的美国文化。现在的问题是，谁代表美国文化？是乔姆斯基？还是其他人？所以，我们在说某种文化的时候，首先要给文化一种定义：文化是什么。我刚刚说的美国文化，只是通常意义上的、和美国政治相连的文化。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对美国文化最激烈勇敢的批判者不是别人，正是美国人自己，例如乔姆斯基。正如在法国最激烈批评法国的首先是法国人，例如雅克·德里达。
你刚刚说要互动，对，是要互动。问题是我们和谁互动？和哪个文化的、什么层面的文化互动？对我来说，如果这个互动意味着和代表西方官方正面价值的文化互动，我是拒绝的。我主张的互动，是和在西方被忽视的、代表变革和进步的力量互动，比如和乔姆斯基所代表的文化互动。
阿拉伯人最大的敌人就是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政治，但是这并不排斥我和以色列知识界、文化界的互动。特别是以色列的诗人、考古学家，我经常保持跟他们的通信往来，也保持着很好的友谊。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来说获益很多。同时我们也要承认，美国文化确实给世界人民当代世界带来很多便利，比如牛仔裤。我喜欢牛仔裤。美国人也都是挺可爱的。同时，是美国人把西方从欧洲的教条主义、文牍主义中解放出来了。
诗歌美学中的现代与传统
时代周报：你写过一句话，“机器和神明主宰一切”，为什么会把机器和神明放在一起？
阿多尼斯：在阿拉伯语中，我注意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机械”和“神灵”，是同一个词根，也许这是偶然。但是现在我们所理解的现代化，其实是反现代化的，因为它是反人的，把人排除在一切之外，是病态的。我认为不以人为中心的都不是现代性，当然这还涉及到现代性怎么定义的问题。
时代周报：你一直致力于阿拉伯诗歌的现代化。在中国，诗歌也面临现代化的问题，但是大部分中国人认为现代诗歌不如古代。
阿多尼斯：巧合的是，在阿拉伯世界也有相似的情况。现代化和传统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所有社会，既有现代化的一面，也有传统的一面，这两种文化经常会发生冲突。在阿拉伯社会里，现代化这个词语早在公元八世纪就出现了，诗人评论家围绕诗歌现代化的问题，也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在阿拉伯历史上的阿巴斯时期，现代诗歌派就取得了胜利。现代化在阿拉伯社会是个老问题了，阿拉伯现代化跟西方文化、跟殖民主义的冲突，使阿拉伯的现代化又有了新的含义。
所以现代化并不是凭空得以实现的，它跟传统有着非常紧密、有机的关系。一个诗人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诗人，除非他对传统有充分了解。一个对传统的诗歌语言不了解的人，怎么能说他掌握了现代化诗歌的美学语言？诗人只有了解传统的基础，才能超越、创新。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无知和忽视，而是在充分了解传统的基础上的一次超越。
诗歌只能用母语创作
时代周报：除了母语外，你还熟谙法语。会尝试用法语写作吗？
阿多尼斯：不知道是不幸还是幸运，人只有一个母亲，但也许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个父亲。对我来说，我的创作语言是母语阿拉伯语，而不是我的父亲之语法语。法语对我来说，是一个文化的语言，可以写一些论文。写诗歌，我只能用我发出第一声啼哭的语言：阿拉伯语言。
在法国，也有世界级的法语非母语的大作家、大诗人，尝试用法语创作，例如里尔克。实践证明，他们用法语创作的作品价值不是最高的。诗歌创作可能只能用母语来创作。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阿多尼斯文选》
[叙利亚]阿多尼斯 著
薛庆国 尤梅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9月版
253页，35元
《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阿多尼斯诗选》
[叙利亚]阿多尼斯 著
薛庆国 译
译林出版社，2009年3月版
282页，28元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读后感(十)：阿多尼斯：自由地表达，才是我的祖国
首部中文文选出版，阿拉伯著名诗人接受本报专访
阿多尼斯：自由地表达，才是我的祖国
2012年10月25日 星期四 新京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2-10/25/content_382795.htm？div=-1
阿多尼斯 原名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阿斯巴，叙利亚诗人。1955年他因曾参与叙利亚社会民族主义党的活动而被判入狱6个月。1956年出狱后他迁居黎巴嫩。1980年，为了避开黎巴嫩内战而移民巴黎。之后，他改用了一个西式名字，即阿多尼斯。阿多尼斯是一位作品等身的诗人、思想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画家。其有关诗歌革新与现代化的见解影响深远，并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很大争论。迄今发表《风中的树叶》《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这是我的名字》等22部诗集，并著有文化、文学论著近20种及部分译著。诗集中译本有《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
提到阿多尼斯，你会最先想到什么呢？是诗歌还是阿拉伯文化？是诺贝尔文学奖，还是和流亡有关的话题？确实，这位82岁的老人身上有太多故事可以讲，太多话题可以谈。上一次来中国是3年前，他带来的是他的第一本中文诗集。而这一次来，他带来的是由外研社出版的他的第一本中文文选《在意义天际的写作：阿多尼斯文选》。不过，诺贝尔文学奖，他已经不愿意再谈了。
创作
“诗歌创作只能用母语进行”
新京报：你在这本文选的前言中提到自己的诗句：“外部不是我家园，内部于我太狭窄”。那么你觉得哪里才是你的家园？
阿多尼斯：对于很多人来说，祖国是带有一种政治含义的。对于我来说，祖国，重要的不是地理意义上的祖国，而是什么地方能让我感到自由。自由地表达，才是我的祖国。对我来说，我的祖国就是我的语言，阿拉伯语。因为只有通过阿拉伯语我才能够感受到我的存在，感受到我作为人的价值。
新京报：既然提到语言，你在《谈诗歌》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词语有能力言说一切吗？”那么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什么？
阿多尼斯：作为思想家，作为我们这样的战士，我们的梦想就是向词语开放，说出我们想说出的一切。但是即使我们不考虑政治审查，比如在我们阿拉伯社会所存在的政治审查，或者说比政治审查更为严酷的叫社会审查，不是来自官方的，而是来自社会对你的这种审查，让你自己觉得好像不敢写什么。但是即使我们不考虑这一切因素的话，我也认为人用词语完全表达自己是不可能的，因为完全的真诚坦率可能就是另一种死亡。
新京报：为什么呢？
阿多尼斯：比如人能够确切地言说自己的梦想吗？不可能的。所以人和语言之间一定是存在距离的。我从来就不相信有的人能够对世界、对事物给出一种最终的完全的说法。我怀疑这一切，我不认为有这么一种说法。
新京报：你曾经说过，“一个诗人永远无法同时用两种语言写作”。你的法语很好，却一直坚持用母语进行创作。这是为什么呢？
阿多尼斯：作为一个人来说，我也不知道出于幸运还是不幸——人只有一个母亲，而不可能有两个母亲。也许他会有许多个父亲，但他只会有一个母亲。所以呢，对于我来说，我的创作语言就是我的母语——阿拉伯语，而不是父亲之语——法语。法语对我来说，是我的一种文化的语言。写诗歌我只能用我发出第一声啼声的语言，也就是阿拉伯语来写。法语对我来说是构成我一种文化的语言。我可以用法语写一些论文，但是写诗歌，我是用阿拉伯语的。
家园
“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流亡地”
新京报：刚才你提到了对家园和祖国的界定。“流亡”是你诗歌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你觉得真正的流亡应该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它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阿多尼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流亡地。为什么？因为人的梦想往往是不能实现的，等他实现了这个梦想，他又会有一个新的梦想。所以在现实和人的梦想之间总是有一种距离。另外一种距离是，在诗歌创作、文学创作中，诗人所梦想的，他通过语言所能够达到的那种境界，往往达不到。所以也可以说，诗人他不存在于他已经完成的作品中，他存在于他尚未完成的作品中。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无论一个人他写什么，无论他怎么写，无论他怎么想，无论他怎么周游世界，他其实都是朝向一个最终的流亡地在前进，这个最终的流亡地就是死亡。
新京报：所以你所谈论的流亡是朝向这个最终流亡地？
阿多尼斯：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仅仅谈政治流亡地，这是没有价值的。生存意义上的流亡是在自己的祖国之内，在自己的语言之内，在自己的社会之内流亡。遗憾的是，流亡这个概念现在被政治利用了。这和诗歌意义上的流亡，和人道意义上的流亡是没有关系的。
新京报：你怎么看梦想和现实的关系？
阿多尼斯：其实真正的现实也就是一种梦，现实就是一种蜃景，现实就跟天气就跟彩虹的存在一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真正让人成为人的，或者是人真正的现实，恰恰是人的梦，梦才构成了人真正的现实。所以我对青年朋友们的一个赠言就是，为了现实的生活，去做梦吧。女人是梦的中心。
人与社会
“集体就是一个社会的机械”
新京报：我注意到你在这本书中多次提到一个词，机械，或者是机器。《北京与上海之行》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我们该有警觉，以免有朝一日机械和神灵主宰一切。”你为什么反复谈论这个词呢？
阿多尼斯：在阿拉伯语中，一个很奇怪的引起我注意的事是，“机械”和“神灵”这两个词是同一个词根，这也许是偶然。现在我们所理解的机械其实不是代表了现代化，而是代表了反现代化，因为它是反人的。因为一切把人排除在外，不以人为中心的东西都不能叫做现代化、现代性。当然这也涉及到怎么理解现代性这个定义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机械是病态的。可怕的是，在阿拉伯社会，神与机械纠结在一起，不光是阿拉伯社会，在犹太教，在基督教等教派都是让神和机械的概念纠结在一起，让它们为伍，联合起来，来消解人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把侧重点都放在集体上面，集体就是一个社会的机械，强调的不是个人，而是集体。而集体是一种社会性的机械，也是一种机械。
新京报：《谈诗歌》中还有句话——“男人的生命中如果没有一点阴柔之气，就不值得重视，就是一种欠缺。”你觉得你身上的阴柔之气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阿多尼斯：一个男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他身上必须要有一些阴柔之气。正如一个女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她身上也要有一点阳刚之气。男人和女人，正如手心和手背一样，代表了真理的两面，我自己的性格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阴柔的气质，我希望阴柔的这一面也不会消失，希望它依然很强大。因为一个人他要成为一个正常的人，就要两者都兼备。柏拉图说过，在古代的神话里，男人和女人其实是一体的，后来才分开了。为什么有爱情呢？爱情就是人寻找自己一世的另一半。
■ 诗人讲故事
给总统读诗的少年
13岁的时候我还没有上学，那是1943年，叙利亚的第一个总统到叙利亚的各地视察，也包括我家乡附近的一个市。当时我听说总统要来就想我要写一首诗读给他听，引起他的兴趣。如果他问我要什么，我就说我要进学校。
我就真的写了一首诗，读给我父亲听，父亲听完就笑了，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小孩子还想见总统？而且我不喜欢族长，他也不会同意你进去的。”结果那天，总统来的时候，我知道总统要到族长家去了，我就去族长家要见总统，结果被人赶出来了。
后来我知道总统要到市里去，我就步行了好长时间。那天下着大雨，我来到市政厅的前面，看到上面挂着很大的标语，写着“欢迎总统”。有一个市政府的官员看到我，就问我“你要干什么？”“我要见总统。”“你要见总统干什么？”“我要读一首诗给总统听。”他说让你见总统我做不了这个主，是有一个人负责。他给那个人打了一个电话，说有一个农村孩子写了一首诗，想见总统，写得还不错。结果，那个人就拽着我的胳膊，总统在那里举行集会的时候，他就喊了一声总统先生，告诉了总统这件事。总统就说上来吧。于是我就到广场上对着麦克风朗诵了一首赞美总统的诗。我朗诵完了以后，总统就做了一个讲话。总统讲话的一开始，就用了我刚才朗诵的诗中的一段，具体是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我当初的这个梦想，是完全地实现了。也正因为有了这个梦想，或者是正因为有了诗，才有了今天的我，才有机会来到中国，来到你们中间。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 实习生 黄盼盼 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感谢阿多尼斯作品译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薛庆国协助翻译
本文作者的文集给他/她留言我也要发表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