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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服，预言了晋国数十年的动乱
刘汀
师服，活跃期在公元前802年至前745年之間，晋国大夫，预言了晋国的动乱。他的名言：“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
名字即命运
师服是晋国的大夫。他的一生似乎只有一个预言，年轻时预言，年老时仍在补充它、强调它。这个预言是有关名字的故事。
公元前805年，晋国国君穆侯讨伐条地，没有成功，心生怨恨。条地之战发生的时候，他的夫人姜氏给他生了儿子，他就给儿子取名叫仇。三年后，前802年，他讨伐千亩的时候，小儿子出生了，他给儿子取名成师，意思是胜利之师，一定有功。千亩之战确实打得顺手，成功。但晋穆侯的卿大夫、年轻的先知师服却像听到了晴天霹雳一样：“异哉，君之名子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奇怪啊，国君这么给孩子取名字。他预言说：“晋国要陷入动乱了，做哥哥的要衰微了。”
先知还解释说，给人物命名就表示了它一生的意义，意义决定了人们的礼仪规矩，这些仪表体现在政治管理事务中，政事能够引导、校正老百姓的风习。政事成功，百姓就会协同跟从，违反了就会发生动乱。所以古时候把美好的姻缘叫作妃，把冤家对头叫作仇。现在国君为自己的儿子所起的名字，正象征着他们未来所得到的东西，也就是他们各自的命运。大儿子的名字是怨仇之意，小儿子却有一个了不起的名字，意味着成就大业。太子与少子的名字如此反逆，今后的晋国能不乱吗？
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关于名者命也的记载。先知绕了一些圈子，是强调一个人名字里有命运的秘密，名字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当时的人们并非不知道名字的重要，甚至可以说，在上古时代，人类更明白名字跟命运的关联。是以西方人会强调，太初有言（名），言就是道路。名字就是一个事物从生到死展开的一条道路。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这就是命名的力量，命名的结果。而我们中国同样如此，三代以上，能获得姓氏是一个人的荣耀，它意味着命运有了改变，从自己到子孙有了一条展开的宽广道路，自己会受到子子孙孙经久的祭祀、纪念。传说黄帝有25个儿子，能有幸得姓的只有14个人。因为明白名的重要，人们甚至多给自己取名，取字。
但三千年后考察，周朝取代商朝，姓名的神权色彩也跟着淡化了，周朝是一个空前世俗化的朝代，只不过用礼来规范了人们的日常关系，神治转向礼治。姓名的神圣性及其跟命运的联系，就成了少数人或先知所能把握的天地大道。一般君臣大夫给亲人取名就显得非常随意了，虽然不像老百姓那样给孩子取名阿猫阿狗，但却赋予了孩子一种消极或卑下的意义，比如王子颓、公孙无知之类，这些人也确实颓废得可以，无知得无畏。
比较名字关乎命运的直觉，师服的解释已经理性多了，他尝试从当时人理解的礼仪政事的角度来说明名字的重要性。后来的思想家荀子也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待名字，他不强调命运，而偏重于说明名与实的关系，名字是对事实的预期。大语言文字学家许慎则要直接一些，他明确说名字就是人自己的命运。对于名字的理解，大概只有老庄这样孤绝的思想家，不囿于人间世俗的格局，那样轻视名字，在他们那里，名字只是真实的假借。但只要在人世格局里，名字就跟事实有一种奇特的联系。晋国的大夫史墨和我们东方的圣贤孔子甚至说，在对有限资源争夺的世界里，唯器与名，不可假人。
晋国衰亡的日子到了
先知的预言很快实现了。在师服做出预言十七年后，穆侯去世，他的弟弟殇叔（又是一个不太好的名字，殇者，夭也，短命也）自立为晋国国君，穆侯的儿子仇只好逃亡。在经过四年的怨仇交加的流亡生活后，太子仇带着他的党徒们回来灭了短命的殇叔，成为晋国的新国君，即晋文侯。
文侯在位的时间不算短，三十五年，但他并没有消除晋国的危机。当时晋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国君位高力弱，公族势大。到文侯去世，他的儿子昭侯伯即位，局面更为严重，公族之间的乱局昭然若揭。大概是为了牵制其他公族的力量，昭侯把他的叔叔成师分封到曲沃，并让他的先祖晋靖侯的孙子栾宾，即成师的从祖，他的从高祖，来辅佐成师。成师被称为曲沃桓叔。曲沃是一个比国都翼城还要大的都邑，这一举动让本来势力强大的成师如虎添翼。这一年发生在周平王二十六年，鲁惠公二十四年，即公元前745年，史书记载说，“晋始乱”。揭开乱局的竟然是国君自己，对昭侯的举动，师服预言说，晋国衰亡的日子就要来了。
从关于名字的预言到这个时候再次预言，已经五十多年过去了。师服已经是高寿的老人，在他的记忆里，这么多年都没见到分封之地比国都还大的事，晋国要出大乱了。他以一生的经验告诉人们，本末不能倒置：“我听说，国家的建立，根本大而枝叶小，因此才能巩固。所以天子封建诸侯国，诸侯建立卿大夫的家，卿设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仆隶子弟，平民、技术工人、商人们各有亲疏，都按等级依次降衰。因此百姓尽心事奉上面，下面就没有非分之想。现在晋国，只是甸服的侯国，而又另外建立侯国。它的根本已经衰弱了，还能长久吗？”
在一些哲学史家们看来，先知的这种顾虑是为春秋时代越来越走向专制的王权思想张目，他的“本末论”从“国不堪贰”的角度对君王的绝对权威做了原则性规定，强调了君王的独占性、君权单一性和君权的绝对性。这些理论反映在君臣关系方面，必然要强调君对臣的绝对主宰和臣对君的无条件服从。概括言之，即“君命无贰”。但如果我们放眼今天的世界，那些本末关系错位的地区，如英国的北爱尔兰、加拿大的魁北克、西班牙的巴斯克、俄国的车臣等，都在民主自由的制度里搅得一国数国动荡不安，我们就知道，本末论仍有超越专制或民主观念的意义。历史法则或天地宇宙之道高于人间的制度属性。在这方面，辛亥革命之后的历史学家雷海宗的思想堪有一比，雷海宗认为，皇帝被推翻了，但中国的元首制度并没有建设起来，它关系到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否，雷先生的观点是否有道理，值得人们深思。
持续数十年的晋国内乱
无论如何，先知提供的本末角度确实成了晋国随后几十年政局的经纬线索。成师被封到曲沃的时候已经58岁，正是阅历、经验极为成熟的时候，史书说他好德，晋国人多依附他了。
前739年，就是晋昭侯即位第七年，大臣潘父把昭侯杀了，想把曲沃桓叔接来做国君；桓叔也想去晋都，但晋人发兵攻打桓叔。桓叔失败，又回到曲沃。晋国国都经过一番内乱，立了昭侯的儿子平为国君，这就是孝侯。潘父被杀死。但此时曲沃的性质已经完全相当于一个诸侯国，而不是晋国的封国了。
前732年，即孝侯八年，曲沃桓叔死了，儿子即位，称曲沃庄伯。
前725年，即孝侯十五年，曲沃庄伯攻进国都翼，杀死晋孝侯。晋人攻打曲沃庄伯，庄伯再回到曲沃。晋人又立新国君，这就是鄂侯。庄伯一度把鄂侯赶得跑到随地躲藏。
前718年，鄂侯去世，曲沃庄伯兴兵攻打晋都。周平王派虢公率领军队讨伐曲沃庄伯，庄伯逃回曲沃防守。晋人共同立鄂侯儿子光为国君，这就是哀侯。
前716年，庄伯死了，儿子武公继位。
前710年，晋国侵伐陉廷。第二年，陉廷人和曲沃武公联兵，到达汾河畔讨伐晋国，俘虏了哀侯。晋人又立哀侯的儿子小子为国君，这就是小子侯。曲沃武公指使韩万杀死了被俘的晋哀侯。至此，曲沃越发强大，晋国对它无可奈何。
前706年，曲沃武公骗来晋小子侯杀死了他。周桓王派虢仲讨伐曲沃武公，武公逃回曲沃，晋哀侯的弟弟缗被立为晋侯。
前679年，曲沃武公讨伐晋侯缗，一举灭亡了晋，取而代之。他把晋国的宝物全部用来贿赂了周釐王，釐王任命曲沃武公为晋国君，并列为诸侯，这就是晋武公。
先知没有看到预言的全部展开。当他以年迈之身强调本末倒置的情况下晋国要衰亡时候，六十多年的纷争才开始拉开序幕，他没有活到曲沃武公灭晋的那一天。
汉文帝时代的君臣智斗
萧然
陈平智斗周勃
漢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陈平托病要求辞去右丞相职务，文帝问他是否有疾病以外的原因，陈平回答说，在高帝时，周勃的功劳不如臣，这回诛灭诸吕，臣的功劳不如周勃，所以情愿将右丞相之位让给周勃。
陈平生的当然是政治病，即假病。他也不会真的愿意把上相之位让给周勃。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也许陈平确实是感到了自己在诛灭吕氏中功不及勃而位却居于勃之上，内心有愧，只好让出。这种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极小。陈平是一个曾经屡出奇计而又很会保护自己的智者。依此揣度，很可能这时候他已预见到了某种危险。帝王制度规定的君臣关系，是君至尊，臣至卑，臣子必须绝对服从君王。帝王由大臣拥立，这是帝王制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变数。由这种方式产生的皇帝，开头一段时间自然不能不程度不等地听命于诸大臣，其后的发展方向大略有二：或者永远受制于大臣，那么就只能做一个碌碌无为的庸主；或者从权臣的笼罩中挣脱出来，回归到正常的君臣关系。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之中的才德相当者，就有可能成为一代雄主或明主。问题是，当出现后一种情况的时候，凡是不想功成身退甚或得意忘形的大臣，就将付出严重到直至身家性命的代价。
陈平凭借他的智力，从文帝即位后一系列有章有法的作为中已经看出，这不可能是一个长期受制于大臣的皇帝，因而他要先来一个急流勇退。
不过，如果再深一层想想，与其说陈平是“急流勇退”，不如说他是在“以退为进”。
陈平此举，首先当然是做给文帝看的，这使他很快就获得了谦让的声誉，让文帝解除对他的戒心；同时也是做给周勃看的，就等待着这位左相来接受他让出的这个右相之位。如果周勃真的傻乎乎地接受了，那么他让出的是一个右相之位，得到的却会是左右两个相位；而想要做右相的周勃就会连左相也当不成！事情很明显：性格木讷刚强、只会拉拉硬弓却少有文化修养的周勃，高帝时已因战功封为绛侯，在新近的诛灭诸吕和迎立文帝中更立有大功，加上文帝待之甚恭，就难免忘乎所以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再坐上陈平让出的上相之位，顿时感到自己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那“一人”又是由他亲手捧上去的，真所谓“天低吴楚，眼空无物”，老子天下第一了啊！试想抱着这样一种心态还能在宰相这个“高处不胜寒”的位置上存留多久呢？所以陈平的让位恐怕也是一计，那就叫“催败”计。照此说来，陈平不是存心在害周勃吗？是的，恐怕就有那么一点。官场的人际关系是由权力支配的，很难用寻常百姓间的道德伦理去衡量，更何况陈、周二人同朝共事却素不相和，是经由陆贾的劝说，在拥刘灭吕的共同政治目标下才暂时联合起来的。不过也不能全怪陈平，你周勃怎么就不知道“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三十三章》）这个普通道理呢？
汉文帝智斗周勃
当陈平智斗周勃的时候，有一个人在一旁谨慎、细心地观察着，思索着，他就是文帝。
性格沉稳而心计甚深的文帝自然懂得，他要摆脱功臣们的笼罩，得运用他的智慧和手段。封赏是一个最主要的手段，其本质是一场政治交易：付出的是职位、爵号和黄金、土地，获得的是皇位和驾驭臣属的权力。
他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谦恭。
很显然，文帝是看出了陈平让位的真实用意的，但他却佯作不知，还依着陈平之愿，授任明知缺乏上相才具的周勃为右相，接下去便发生了《资治通鉴·汉纪五》所记载的每回朝罢，周勃得意洋洋地迈步而出，文帝则“礼之恭，常目送之”那样有违君臣礼法的事。在《通鉴》的这段话后面，元代吴三省做了生动而又传神的解说：
上（指文帝）礼勃甚恭，其罢朝也，常目送之，待其既出，然后肆体自如。
请注意句末“然后肆体自如”六字。这就是说，文帝面对着周勃的傲慢，浑身都不舒服，他的“礼勃甚恭”，是克制着内心的愤慨强迫自己做出来的，周勃一走，他才放松筋骨，通体舒泰。在这里，谦恭就只是一种手段。文帝以此为手段要达到的目的是：让自己获得群臣好感，使周勃陷于孤立，为将来惩处打下舆论基础。
果然有个时任中郎将、名叫袁盎的人站出来说话了！他先问文帝，在陛下心目中周勃是个何等样人？文帝欲擒故纵，有意给了一个很高的评价：“社稷之臣。”袁盎不同意。他认为古代的社稷之臣都能做到君在同在，君亡同亡。可周勃呢，在吕氏擅权时，他身为太尉却不能救正；等到吕后崩逝，大臣们共同讨逆，他才出来趁机邀功，所以只能算个功臣。袁盎说，今陛下即位，对周勃封赏特隆，敬礼有加，可他却居功自傲，骄横放纵，陛下依旧对他如此谦让，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袁盎的这番话是在朝堂上当着众位大臣说的，这也正是文帝希望得到的效果。既然众大臣都以为对周勃不应如此谦让，那么改变对他的态度就成了顺应群臣之愿。此后朝见，文帝威仪严正，面容庄重，凛然有九五之尊。周勃第一次感受到了天子之威，不由得畏缩起来。事后他找到袁盎说，我与你哥哥是好朋友，你小子怎么竟敢在朝堂上毁谤我？生性梗直的袁盎根本不予理睬。
文帝看到周勃的倨傲之气已经荡然无存，却还不肯罢手。也许文帝脑海里一直保留着当初周勃要求先屏退左右再献上玉玺那一幕，因而暗中早就萌发了要除掉这个让他颇为不安的功臣的念头。接下去他又使出了一个极巧妙的办法，迫使周勃不得不把屁股也还没有坐热的上相之位乖乖地让出来。
一次临朝听政后，文帝环顾众臣，向周勃随口问道：一岁之内，天下决狱几何？周勃一愣，回答说：臣不知。文帝又问，一岁之内，天下钱、谷出入几何？周勃仍是茫然，一时汗流浃背，惶恐莫名。文帝转身问此时已改任左相的陈平，陈平当即答道：此二事各有专职，他们均为臣属下。陛下欲知其数，臣可召来问之。文帝说：二事何人专管？陈平说：陛下欲知决狱之数，可召问廷尉；欲问钱、谷几何则可命治粟内史来禀报。文帝作色道：既然诸事都有人专管，足下作为左相还须主管何事呢？陈平跪伏谢罪道：臣诚惶诚恐。陛下不知臣驽钝，使臣待罪于左相之位。臣以为丞相之职，应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抚百姓，劝农耕，育万物；外镇四夷诸侯，内统百官使之各尽其职。此上、下、内、外，便是丞相之职。倘有不当，陛下可责臣以罪。
文帝微微颔首说道：卿言甚是！
周勃越发惭愧得无地自容，一等退朝，便几步追上陈平，虎着脸责问道：你只顾自己在皇上面前滔滔不绝，平素因何不先教教我呢？
陈平轻松地笑着说道：公居上相之位，难道竟不知自己所任之职为何？
周勃回到家里，犹是长吁短叹，寝食难安。偏巧有一故人来访，叙谈间劝说道：公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爵封万户之侯，位居人臣之极。古人有言，树高招风，功高招忌。为今之计，当及时抽身而退，方可为安；若再恋栈不去，只怕祸在旦夕！周勃听后大为惊恐，旋即上书谢病，请还相印。文帝准奏，免去周勃相职，不再分左右相，专一以陈平为丞相，统领百官，总揽朝政。
但陈平单独为相还不到一年，就因病去世，谥为献侯。这位身经高帝、惠帝和吕后、文帝三世，无论在楚汉战场或宫廷权力角逐中都能纵横自如，即使遇到险情也总可转危为安的智能老臣，在临终回顾自己一生时，却颇有自责之意。他坦诚地说：“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史记》本传）陈平说“吾世即废”，说明他对自己的列侯封号死后不久可能会被废黜已有所预感。后来勉强传了三世，到他的曾孙陈何，因擅夺人妻，坐法弃市，果致绝封。
陈平之死，给了周勃一个复出的机会。不久他就获得任命，喜出望外地再次坐上了人臣之极的相位。
汉文帝智斗群臣
其实文帝这次对周勃的任命，并非倚重，只是权当一个过渡。有句俗话说得好：一朝天子一朝臣。文帝很清楚，真正能够成为他股肱大臣的不可能是前朝留下的功臣，只能是由他自己去发现和培植的新臣。在这以前，他从对各郡县的考核中，发现河南郡守吴公治绩列为天下第一，就将他征调来京，擢任为廷尉。吴公向文帝推荐了他的一个门客，那便是来自洛阳的卓荦英才贾谊。自汉迄今，贾谊可说是中国青年学子心目中的偶像。单是读一读他那篇行文汪洋恣肆、立论高峻警策的《过秦论》，就会让你一唱三叹，无限神往。文帝与贾谊交谈后，大喜，立授为博士。此后每逢朝议，诸老先生不能言，唯独这个二十出点头的青年博士对答如流，而又能恰如人意，满朝文武一时皆以为能。文帝特予超迁，不到一年，就将他升为九卿之一的郎中令的属官中大夫，职掌议论，秩比二千石，已属高官。英姿勃发的贾谊，又接连提出了改定朝制、修订法令和令列侯赴国等一系列建议。文帝意欲进一步倚重贾谊，拟议任贾谊以公卿之位，使之与诸大臣并列。这一下功臣们发急了，周勃、灌婴等等对贾谊来了个群起而攻之。他们说：这个洛阳来的小青年，刚学了点皮毛，什么都不懂，只会擅权乱事！
众怒难犯，文帝不得不将拟议搁下。但同时却颁发了这样一道诏令：
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遗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指离所封食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同“训”）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史记》本纪）
这份诏令便是根据贾谊建议起草的。诏令规定，所有受封为列侯者都必须离开长安到各自所受之封国去。只有两种人可以例外：一是朝廷现职官员；二是有诏令允许留京者。就是这两种人，也须让他们的太子去封国。文帝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为了摆脱功臣们的掣肘，还有一层更深的考虑：列侯聚集于京，久之必将形成与皇权抗衡的一种力量；各令之国，使其化整为零，就不会再构成威胁。
对文帝来说，这既是一次较量，也是一次冒险。他深知自己还远没有获得一言九鼎、一呼百应的权威。但为着建立真正的帝王集权专制制度，他又必须这样做。
果然，诏令发出后多日，列侯还是借故拖延，谁也不肯响应。而这时候的贾谊，更成了众矢之的，毁谤四起。
文帝看出来了，贾谊的存在，已成了列侯抵制赴国的一个借口。作为皇帝，他必须维护自己诏令的权威性。权衡再三，不得不以贬抑他极为欣赏和器重的少年奇才贾谊，以换取对列侯的控制权。于是便命贾谊离开长安，南下去做长沙王吴差（高帝时异姓七王之一吴芮元孙）的太傅。贾谊襟怀未展，壮志未酬，却也只好被迫离京赴任。
贾谊既已离京，文帝就有了话语权，再把周勃找来，说了这样一番话：
前日吾诏列侯就国，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这实际上要作为丞相的周勃扮演一次带头羊的角色，率先赴国。
周勃已经别无选择，他一离京，按规定就得交出相权，文帝即以太尉灌婴继任丞相之职。
智斗汉文帝救周勃
周勃是在高帝六年（公元前201 年）受封为绛侯的。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 年）十月他从长安起程，经过千里跋涉，终于来到自己封地。绛，春秋时属晋，韩、赵、魏三卿分晋后属魏，其故址在今山西省曲沃县西南。
人性的普遍弱点是难以忍受从巅峰到低谷的回落。在我们面前有两个周勃：一个是年少时曾以编织薄曲（一种养蚕器具）为生的周勃，对这个周勃来说，能够当上侯爵，还有自己的封国，已是连做梦也难以想到的荣华富贵的顶点。还有一个是现在的周勃，对这个曾经做过太尉、丞相的周勃来说，叫他如何能接受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突然被“放逐”到这个绛水之畔的小山城来呢？周勃在绛邑住了一年多，就像当年由楚王被贬为淮阴侯的韩信那样，经常处于失落、怨愤的痛苦折磨中。与韓信有所不同的是，这位曾经叱咤沙场的大将军，如今却胆小如鼠，日夜恐慌，总以为有人要来刺杀他。遇到河东守尉巡视各县到绛邑，他甚至会紧张到如临大敌，自己戴盔披甲，令家丁各持兵械，严阵以待。如此反常情况，难免招人猜疑，有好事者上书告以谋反。文帝对周勃本来就存有戒心，得报后即下令械系周勃入京论罪。满朝文武竟没有一个肯为周勃说句公道话。这种情况说明，一是周勃在京时与大臣们的关系似乎不怎么融洽；二是此时文帝的权威已有了很大提高。
幸好，当时任廷尉的是一向以持议平正著称的张释之，没有草率将周勃定罪。只是每回审问，生性木讷的周勃又不会自辩，张释之也无由开脱，暂且将其锁入请室。请室即“请罪之室”，是汉代专门惩治官吏犯罪的特种监狱。所谓英雄末路，在这时候的周勃眼中，请室的狱吏威严若天神，凶猛似虎狼，咳嗽一声都会吓得他浑身颤抖。后来实在忍受不了种种屈辱，只好暗中令家人以千金贿赂狱吏。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原先凶神恶煞似的狱吏，突然变得笑容可掬，不仅从此不再凌辱，还给他出了个解救自己的主意，只是不便明告，就在公文的背面写了五个字：“以公主为证。”这使周勃一下开了窍。原来周勃长子周胜之，娶的是一位公主——文帝之女。狱吏就是教他去走这条可以通天的内线。后来周勃正是利用儿子来探监的机会，暗中将此意说出。公主便去找他的舅公薄昭。此前，周勃曾将自己所受赏赐让予薄昭，因而薄昭也很愿意借此机会还个人情债，就去找了他的姐姐薄姬。这么一个圈子兜下来，居然惊动了当时的最高权威薄氏皇太后。太后听说周勃将被以谋反罪诛杀，立刻召见文帝，气得摘下头巾向儿子狠狠掷去，愤愤说道：想当初，周勃手掌皇帝玉玺，身兼北军统帅，却没有造反；如今局居一个边远小城，反倒造起反来了，这能教人相信吗？汝不知是听信谁的谗言，竟做出此等屈害功臣的蠢事来！
与此同时，原先曾奏劾周勃居功自傲的袁盎，也不信周勃真会谋反，特地为他作了无罪辩护。更为难得的是贾谊。因受周勃等大臣的排挤，贾谊先被贬为长沙王吴差太傅，后又改任为梁王刘揖太傅。但当周勃被以并不存在的谋反罪械系入狱时，贾谊还是向文帝直言进谏，以为此种做法有违为君之道。他说古之天子必以“廉耻节礼”对待大臣，大臣有过，“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但却不能“束缚之，系緤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文帝“深纳其言”，“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汉书·贾谊传》）。在这种情况下，文帝才不得不缓和了下来，命人持节至狱，将周勃释免。
死里逃生的周勃重回绛邑，从此安分守己享受余生。只是那段噩梦般的被囚禁的日子，依旧无法从记忆中抹去，他常常会一个人对着夕阳喟然自叹：“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史记》本传）明代李贽读史至此，写下了八个字：“英雄到此，真堪堕泪！”（《史纲评要·汉纪》）
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 年），周勃在默默中死去，谥为武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