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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研究》是一本由余英时 / 汪荣祖 / 周言 主编著作，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80元，页数：2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陈寅恪研究》读后感(一)：退烧是件好事
跟其它热一样，陈寅恪热也顺利退烧了，这是好事，这本《陈寅恪研究》温度就很正常。
此书所收文章，多是关于陈寅恪先生在天翻地覆之际的去留问题，或与此有关，这也是我感兴趣的。综合起来看，就是想走但又没走成，终于没走。
一直奇怪，当年余英时先生对陈寅恪先生晚年心境为何如此上心，读到夏鼐一段日记，有点明白了：“这位余教授是国名党陈雪屏的女婿，虽然入了美国籍，仍是国民党的立场。”陈雪屏先生当年和蒋经国、傅斯年同为“抢救”学人小组组员，陈寅恪没有走，对他们应该是个打击。余的考证，大概有为岳父出气的意思。我不是说他说错了，关于“陈寅恪热”，余先生云：“大体上说，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陈寅恪先生在大陆学术界越来越受到敬重。其中关键并不在他的专门绝学，而主要系于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两句话并不只是说说而已，在最后二十年中他是以殉道的精神加以实践的。在整个九十年代，大陆上不少知识人为良知所驱使，不知不觉中对他‘不降志，不辱身’以及‘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的人格表现发生了很深的认同感。我相信这是当时所谓‘陈寅恪热’兴起的文化心理背景。”说得非常准确。我说余为岳父出气，也是提点一下余先生的“文化心理背景”。
郭长城先生《陈寅恪先生有无来台意愿析论》列举陈寅恪一家私人文物曾随史语所搬迁到南港的有关证据，确凿无疑，从而推测陈有来台打算，也合情合理。不过有个问题，郭的说法不足以服人。
郭长城先生收藏李孝定书信一封，是1950年3月23日李孝定从家乡湖南常德写给台湾的同仁周法高、张秉权、王志维的，信中云：“弟曾再三思之，吾不虑共党来夺其田庐，但思想不得自由耳。”郭先生认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陈寅恪终身服膺的理念。李对此会有顾虑，陈就更不用说，因此，陈家一开始会有来台的想法是很自然的。”这是将人比人，认为既然陈先生和李孝定理念相同，甚至执念更为牢固，自然会有相同的赴台打算。问题是，当时大陆学者和陈、李理念相同者并不乏其人，但他的选择大多是留下。虽然从事后看他们的选择对自己很不利，但对“国”字号的失望显然压倒了对“共”字号的怀疑。在当时学者眼中，“国”字号果真给了他们独立、自由吗？这独立、自由果真随着败军渡海入台了吗？这真要打问号！
刘广定先生《陈寅恪先生一九四九年的选择》，述陈寅恪先生对苏及俄共无好感，曾有赴台之意，但因受长女及亲友影响及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未曾赴台，均信而有征，但文末的假设非常奇怪。该假设云：“一九五○、一九六○年代在台湾甚多青年崇好中国文史。窃以为，寅恪先生若于一九四九、五○来到台湾，则如吕芳上等有志青年将可得此机会立雪陈门，成为‘嫡传弟子’。不但义宁学风得以发扬光大，所坚持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亦可在宝岛生根茁壮。中华文化可因而加速复兴。”这话老蒋泉下有知，听了自然会舒服，恐怕那些被当作匪谍装进麻袋扔到江里喂鱼的有志青年们会有反对意见。对那时的学人来说，大陆固然不是乐土，可宝岛亦并非天堂。毛与蒋，打得不可开交，原其心，直一丘之貉耳！
《陈寅恪研究》读后感(二)：新瓶旧酒话余醪
近读《陈寅恪研究》一书，算得上“新瓶旧酒”，收录的文章不少颇有些年头了。这些文章有关“陈学”——陈寅恪研究和陈先生本身，是它们的作者——涵盖海内外，在这两方面或有创见、或有专论的，诸如余英时、汪荣祖、胡文辉、张求会、徐庆全、谢泳等在各自层面上的代表性观点。之前，通过网络或《南方周末》等原刊地基本都读过了。
文章虽说无新意，但由此结集反映出的一个现象却颇值玩味，即近年来有关陈寅恪的研究普遍地越来越集中于他在鼎革之际的去留和所谓“晚年心境”的两个问题上。这两个问题彼此关联，有着前因后果的关系。近年来，虽说因为新材料的发见，在这两个问题的求解和阐释上，这些文章都有些具体的新解，但就其实质，却仍不出余英时有关陈先生《论再生缘》的评说和《陈寅恪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等论著，以及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范畴。
关于鼎革之际去留问题，书中郭长城《陈寅恪有无来台意愿析论》一文最有意思，也最震荡人心，因为该文可算为此公案提出了物证。文中追记了作者年轻时偶然间于台北古书肆发现的陈家遗物，系中研院史语所迁台时一并携往、经陈家精心挑选和整理的行李，内有陈先生有关隋唐制度源流的专著手稿、陈父散原先生的手迹、陈夫人唐筼女士先父遗物，及包含陈先生大量亲笔批注的优版中古史籍等。这些物品对陈及其家庭的重要，由其抗战期间从香港赴云南道经越南途中，书箱被盗所造成的后果可为佐证。彼时寅公研究兴趣尚专注于魏晋南北朝史及《世说新语》，其心得皆凝结于书箱中史籍和书册上的批注。正因此次丢失，陈先生不得已其后将研究重点转移至隋唐制度史。而文中发现的流落街肆、与主人海峡阻隔的陈氏迁台行李，也许可以透露出缘何留在大陆的陈先生，此后研究重点转为由元白诗的“以诗证史”和由《再生缘》及钱柳姻缘的“著书唯剩颂红妆”。
由去留问题也引出一个我个人觉得“有意思”的问题，即陈夫人在其中的态度和作用。不妨先交代两人的家世，也是一桩佳话。陈先生祖父为“戊戌变法”间率行新政、后因是罢官贬黜的湖南巡抚陈公宝箴；陈夫人唐女士祖父为“甲午海战”时期的台湾巡抚唐公景崧，台澎割让后由当地民众推举为“台湾民主国”总统，后事败归隐故乡福建。所谓门当户对，莫过于此。陈唐伉俪情深，陈公1945年双目皆盲后，工作生活全由夫人一手料理。想来，迁台物品必由陈夫人打理无疑。广州解放之际，陈家并有一批物资移至香港。而鼎革之初，更有陈夫人单独赴港之行，疑二人因去留不决而有所抵牾。其后，国际国内形势即不容再“去”，由此开启了令人扼腕、慨叹不已的“最后二十年”。乃至文革后，陈公受摧残迫害日重，于1969年夫妻双双惨然离世。这一曲折便包含了如此一重吊诡，即：何以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史学大师，反而在巨变关头首鼠两端、迟疑不决，以致对形势的判断反不及一个从事体育出身的“女流”呢？
陈先生去世前，面对甘苦相依、同命相连的夫人，念彼此来日无多，预作挽联：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不堪现实之下，想来内心会对夫人有一份愧悔之意吧。陈先生10月9日离世，40余天后，唐女士亦接踵而去。
至于“晚年心境”，由以上有关去留问题的探讨，即可知不过是不言而喻的结果。陈先生自己有句曰“晚岁为诗欠砍头”，其晚年心境，都以曲笔揉化入他“最后二十年”的诗作里了。后人余英时、胡文辉等为探究其晚年心境，对其诗从古典到今典，给予了“上穷碧落下黄泉”般的索隐和穷究。其实，他整个的心境，都无出于其1951年所作诗《霜红龛集望海诗感题其后》。唉，所谓身世之哀、年华之痛、黍离之悲，尽在其中矣。
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
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陈寅恪研究》读后感(三)：陈寅恪1949年去留新解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陈寅恪终身服膺的理念。李对此会有顾虑，陈就更不用说，因此，陈家一开始会有来台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但李接下来写到“明知来台后无事可作，或且无饭可吃”、“现正极力筹措旅费，因非少数，恐未可咄嗟立办”、“闻入台限制极严，弟已缄傅所长，请颁给证明文件”等种种困扰。这些对一般人而言，确实是大麻烦，如证明文件还需向简叔先生（按：即那廉君）一催，即为一例。但以陈寅恪的学术地位，及与傅斯年、俞大维等人的公私情谊，要来台湾，绝对不成问题。因此陈家何以未来台湾，终究还是个谜。
这是台湾著名学者郭长城在《陈寅恪研究：反思与展望》中提出的观点，对于了解陈寅恪49年的决定赴台，提出了很多新证据，同时对于陈寅恪为何终未赴台，仍表不解，这仍待有关学者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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