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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曾国藩一生经历，曾国藩的做人做事之道，集中体现在这九个字里：事不拖，话不多，人不作。
事不拖
曾国藩说：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
百种弊病，皆从懒生。
一个拖字，毁了多少人，败了多少事。
曾国藩说，事有归着。这就是说办事要有着落，最后要有落脚点。
言下之意也是脚踏实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抓落实。件件事都做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既是克勤小物，又是持之以恒。
曾国藩在家书中，有这样一句：男虽身在礼部衙门，为国家办照例之事，不苟不懈，尽就条理，亦所深愿也。不苟不懈，尽就条理，就是这里的事有归着。
曾国藩在军中时，要求自己早起，不论是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环境，他一定“闻鸡起舞”，练兵督训，办理各项事务。
曾国藩对军中将士说：“练兵之道，必须官弁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孵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
曾国藩每一天都写日记，曾国藩通过写日记进行修身，反思自己在为人处世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他还规定自己每一天必须坚持看历史不下十页，饭后写字不下半小时。
曾国藩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
话不多
嘴茬子厉害未必是好事，留起一些话，也是一种境界。
说话需要给自己留有余地，不要把自己置于进不可攻，退不可收的境地。
一个剑拔弩张、喋喋不休的人，往往是浅薄俗气、缺乏涵养而不受欢迎的人。
曾国藩认为多言是一种恶德，必然招致厄运。他年青时候也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后来吃了亏才开始反思。
曾国藩的“戒多言”源于一件小事，当时他刚进入翰林院不久，正春风得意，一次在给父亲过生日时，对前来祝寿的好友郑小珊夸夸其谈，有些得意忘形，结果引起郑小珊反感，拂袖而去。
事后曾国藩后悔万分，他在日记里反思自己有三大错。一是平常就自以为是；二是嘴上说话没把门的，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三是明明说话得罪了人，还跟人强辩，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总结这三点，曾国藩说自己作为一个标准的儒家知识分子，连《礼记》里说的“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的道理都参不透，连语言这一关都过不了，还能成什么大事呢？
曾国藩一生在“戒多言”上下足了功夫，他不仅经常批评自己“每日言语之失，真是鬼蜮情状！”也经常反问自己“言多谐谑，又不出自心中之诚”，这种言语习惯、个性缺点，“何时能拔此根株？”
他不仅对自己有这个“戒多言”的要求，还把它当成家训智慧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内容，尤其是对他的两个儿子和几个弟弟反复灌输、强调这一点。
ldquo;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俗话说，“祸从口出”，立身之事，最忌的就是轻浮和自满，从而说出一些不恰当的话，或者为了自我夸耀而撒谎吹牛。
因为这样一来可能会给自己招致灾祸，二来也会失去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和尊重。
喜欢逞一时口舌之快的人，最终都难成大事。
人不作
不作，就是不“妄作”。老子说：妄作凶。
为人做事切忌浮躁、飘忽，乱干一通。
曾国藩年轻做事，难免有心烦气躁之时。他的老师理学大家唐鉴先生送给他一个字——“静”。
从那时起，曾国藩每天都要静坐一会儿，许多为人处世、治学从政的体会和方法，获益良多。
尤其在遇到重大问题时，他更是不轻易作出决定，总要通过几番静思、反复权衡之后，才拿出一个主意来。
为让气氛更宁馨些，还往往点上一支香。每见到这种情况，家人有再大的事也不打扰他。
曾国藩说，凡遇事须安祥和缓以处之，若一慌忙，便恐有错。盖天下何事不从忙中错了。故从容安祥，为处事第一法。
整天慌里慌张的人，难成大事，就是因为缺了“静”和“安详”的智慧。
《三国演义》记载刘备死后，魏、吴联合少数民族发五路大军攻打蜀国。五路大军打来，刘阿斗都快被吓死了，别的将领也懵了。
可诸葛亮把自己关在相府里三天不见客，静心思考对策，结果，五路大军被他轻松化解。这就是诸葛亮‘安居平五路’的故事。
曾国藩和诸葛亮都是少有的“内圣外王”的大政治家，都是在静字上做足工夫的人。
诸葛亮《诫子书》中更是精辟地将此总结为，“非宁静无以致远”。
为人处世，事事断然不可冒进直击，一定要审时度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