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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的兴亡（上下）》是一本由[日]杉山正明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9.00元，页数：49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蒙古帝国的兴亡（上下）》读后感(一)：大元与大明
明朝开国，社会商业交流急转而下。蒙古黄金时代装入黑暗时代。洪武帝朱元璋的强权政策，明帝国开国后进入黑暗时代。在前后一个半世纪里，几乎没有任何著作及文人学者出现，这与蒙古时期的繁华截然相反，是一个荒芜的时代。虽然到了16世界后叶的明朝后期，因为新大陆的发现，白银大量流入，反而呈现一种兴盛的景象从全球视野来看历史，避免就有“中华思想”。
被视为正统蒙古家族的察哈尔部首领把大元帝国的玉玺转交给清朝皇帝，清朝被视为蒙古的继承者。
在大清帝国，科尔沁部是地位最高的亲王家族，与大清皇族享受同样的标准。其他蒙古部落也纷纷被授予王号，爵位，成为清朝体制下的贵族。当时清朝的统治也是由满洲贵族和蒙古贵族两大统治阶层组成的。可以说，清朝时两大贵族手下的联合政权。
但是蒙古是海洋与陆地并重的帝国，为何清朝要采取故步自封的姿态呢？
明朝开国，社会商业交流急转而下。蒙古黄金时代装入黑暗时代
《蒙古帝国的兴亡（上下）》读后感(二)：元大都是“汉式理想国都”吗？
这是一篇很久以前的读书笔记。
杉山正明在《蒙古帝国的兴亡（下）》称，在元大都建成之前：
并没有真正的“汉式理想国都”的先例出现。“汉式理想国都”反而是由外来的蒙古人首次在中原大地上建成的。而且兴建大都的一线工人与技术人员，既有汉人，也有穆斯林和蒙古人……事实上，到最后只有大都是唯一按照《周礼》建造的都城。其实，对杉山正明稍有了解的人就知道，他是一位彻底的蒙古帝国本位主义者，对蒙古帝国投入了无限的热情与想象。读到这一段话，我产生了一些疑问。
《蒙古帝国的兴亡（上下）》读后感(三)：大东亚视角的蒙元史
1952年4月，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不久的钱穆，应朱家骅之邀赴台北演讲，结果途中演讲厅楼顶坍塌，他被巨石砸中脑部，几乎当场死亡。抢救过来后，钱穆在台中住院，养病间隙，开始读元明之际士大夫文集，结果却惊讶地发现：“明初诸人，皆不忘元廷，无意出仕。”不要说郑玉、叶子奇、杨维帧这些边缘知识分子了，即使是宋濂、刘基等位高权重的明朝开国功臣，在私下里也经常流露出轻蔑明朝，崇重亡元的意思，“一时群士心情，实有为后代人所难于想象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于民族主义者钱穆而言，反对胡元和反对苏俄一样，对于汉人来说本该是天经地义的。虽然明太祖朱元璋生性残暴，不吝酷刑，但他毕竟赶走了蒙古人，从此“乾坤洗涤，天地清明”，这些汉人士大夫为何不识“尊王攘夷”之大义，反而以蒙元为“本朝”呢？百思不得其解之下，钱宾四试图强为之解，说这是因为当时的汉人士大夫已经居于异族统治下几十年，难免被北方的腥膻所沾染，“心志不免自狭，意气不免日缩，乃以为斯文所在，即道统所在。”
凡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者，最后皆不免被汉化——这种观点，几乎被所有民国学者所认同，其影响延续至今。只是偶尔有吕思勉等人发出微弱的声音，指出南北朝之后，北方民族的自觉性明显加强，拒绝被彻底汉化，主张保持民族本位。与中国学者大唱反调、消解“大一统”论的，是日本的东洋史学者，尤其东京帝国大学一系，包括和田清、原田淑人、羽田亨等人。他们强调的是游牧文明压倒农耕文明的一面，即中国历史中被长期贬抑、忽略的“内亚性”。与最近围绕“新清史”的争议一样，当年中日两国学者的论战，动机也颇为复杂，掺杂了学术分歧与政治影射。抗日战争时期，傅斯年和矢野仁一激辩“满洲和蒙古是不是中国”，可谓这场论战的巅峰。
1952年出身的杉山正明，虽然是京都大学的著名蒙元史学者，却似乎更多地继承了东京学派的衣钵。新书《蒙古帝国的兴亡》上下两册，就是这样一部大东亚视角的蒙元史。作者认为，以1303-1304年海都之死为界，“蒙古东西一片和谐。欧亚大陆以再次得以统一的蒙古为中心，呈现出舒适祥和之态度。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辽阔和平之地，在这里铺展开来。”这种论述，明显与民国学者所描述的野蛮、落后、腐败的“胡元”大相径庭。但如果按照杉山的观点，那元明之际士人对元朝的怀念就是和情合理的，绝非如钱穆所说“不可思议之尤”，大汉族视角和大东亚视角，到底哪种更符合事实呢？
首先，让我们分析下杉山正明的论述。在收入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的《疾驰的草原征服者》里，杉山曾指出，自从蒙古以多部族统一的“兀鲁思”形态出现之时起，“它就已经基本上是现成的国家了，而且是组织极善的军事权力体。”换句话说，与早期的匈奴、突厥、回鹘，以及后期的辽、金、西夏等北方游牧民族相比，蒙古帝国的成功不单是靠武力，还是“兀鲁思”（ulus）这一制度创新。
“兀鲁思”制度有点像联邦国家体系，只不过它适应的是北方民族那种居无定所、随聚随散的游牧生活方式。与中华帝国圈层形的差序朝贡体系不同，“兀鲁思”没有固定的疆域和官署，人畜和物资如水银一般跟随战争流动。除了要效忠一个共主，听从其军事指挥以外，各个“兀鲁思”地位平等，互不统属，宗教信仰与内政也一般不受干涉。允许其他部族以半自治状态存在，乃是蒙古人的共识，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外蒙古宣布独立时，还将“中华民国”称为“中华人民兀鲁思”（Dumdadu Arad ULus），犹见传统的烙印。
“蒙古”一词最早的意思其实是“淳朴、孱弱”，在其崛起之前，周边有金、西夏、高昌、葛逻禄等强敌环伺，“这些邻人既拥有知识和经验，又掌握着丰富的信息并建立了良好的组织。其策略、骗术以及操纵人的手段是蒙古牧民所望尘莫及的。”蒙古人自知生存下来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广泛吸纳各族人才。所以后来“大蒙古国”真正的意思，并不是指“由蒙古人组成的国家”，而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体，由多个兀鲁思组成。”
相应的，蒙古军队中除了来自塔塔尔、钦查、康里等部的蒙古骑兵之外，也有契丹的游牧军团，做后勤的畏兀儿人，以及从各地搜刮来的，担任筑城及运输任务的“哈撒儿”。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蒙古还有水军。萧启庆在其著名论文《蒙元水军之兴起与蒙宋战争》里就曾指出：“在灭金、西征过程中，随着征战地理条件的变化，蒙古人不断吸收各民族的资源与人力，形成一支以骑兵为核心而兼拥步、工、炮等军种的复合大军，而水军则是适应对宋作战需求而成长的军种。”
蒙古军队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它对平民的大屠杀。对于这点，杉山正明特意为之做了辩护，指出蒙古联军在西征到中亚一带时，忽然开始了数以百万计的大屠杀，那是因为“在伊斯兰的史书中，数字表记多用一位数或两位数，本身带有估计的性质”，其实这些地区的人口加起来也没那么多，所以数据本身并不可信。而且在尚武的蒙古人的观念里，在记叙战争时尽可能地夸大杀戮数字，是为了彰显军功，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蒙古人的确进行过破坏和杀戮，但并不是人们之前所说的那样穷凶极恶。”
杉山所提到的“伊斯兰的史书”，指的是14世纪初，伊尔汗国（位于今天的伊朗）宰相拉施特主持编纂的《史集》。但细读此书，就会发现蒙古人“对平民的大屠杀”并非发生在其剑指西亚之后，而是在早期蒙古史中便已非常频繁。比如突厥部落曾击败蒙古人的祖先，“对他们进行了大屠杀，使他们只剩下两男两女”，他们躲进人迹罕至的深山，才侥幸延续血脉。而成吉思汗在打败塔塔儿之后，也下令“在扎撒规定的限度内，一个活的也不留，妇女和幼儿也要杀掉，孕妇剖腹，为的是将他们消灭干净。”
每逢大战之后，必进行斩草除根式的血洗，这是游牧民族间为争夺生存空间的常见举动，并非蒙古特色。其根本原因在于，各个游牧部落间，生产方式其实基本类似，相互间没有互补功能，若不能纳入“兀鲁思”，则存之无益。反而是南方农耕区，有牧区生产不了的茶叶、丝绸、金银器等物品，需要开榷场以互通有无。所以蒙古在伊斯兰地区的大屠杀，只是延续了游牧传统，他们后来意识到多留被征服地区的活口以征收赋役，好处似乎更多，于是减少屠城，这其实才是真正的“突变”。
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这种转变最终完成于元世祖手中。1260年，蒙古大军在巴勒斯坦地区与埃及马木留克王朝交手，结果以后者的压倒性的胜利告终。蒙古军队不败的神话被打破，引发连锁效应，显示其对外扩张已经到达了其极限。也是那一年，代表西部蒙古势力的阿里不哥，和代表东部蒙古的忽必烈之间爆发汗位之争，总共持续了四年。在决定国家“往东”还是“向西”的路线和权力双重斗争中，忽必烈最终获胜，全赖背后富庶的汉人补给基地。杉山考证后认为，1260-1264年间，其实蒙古帝国上下都视阿里不哥为大汗，只是元朝建国后，相关材料被系统性地删篡了而已。
在忽必烈在夺得蒙古大权时，其实已经是50岁的“老人”了，衫山提醒我们：“这之中所包含的意义十分重要”。在位的35年里，忽必烈以其成熟的领导能力和判断能力治理这个国家，“用令人难以想象的扎实与罕见的计划性，和他的智囊们一起一步步实现了构想规划的国家蓝图。”在忽必烈把权力中枢从蒙古高原偏向东方后，元帝国的形态也随之悄然发生改变。
但这种变化，并不是“汉化”两字能够解释的，因为元朝还有成为海洋大国的抱负，这是之前的汉人王朝所没有的。借助通惠河和白河，船只从元大都的内港出发，可以直达东海、黄海乃至印度洋；忽必烈派兵二度远征日本，虽然最终以惨败告终，但征高丽的海战却获得了胜利；除此之外，元朝还鼓励与东南亚地区的通商贸易。与这些积极的海洋政策相比，南宋“在海洋上所摆出的是被动的姿态，南宋的海洋活动始终是依存于民间行动的”，更不要说长期实行海禁政策，生生把本国商人逼成“倭寇”的明朝了。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杉山才把明朝称为元朝“极不合格的继承者”，“忽必烈时期之后的很多遗产，都毁在了大明帝国手里”。最显著的就是疆域的大幅萎缩，明朝其实从没有彻底推翻元朝，只是将其赶回北方而已，结果就是后来蒙古残余势力一直威胁着明朝，亚洲东部陷入“南北朝对立”的分裂状态中。而在海洋层面，除了永乐朝短暂的航海高潮外，明朝的海禁政策直接导致东西力量逆转，为19世纪西方侵略东亚埋下了伏笔。
由于“兀鲁思”制度的影响，元朝在中国南方实行某种程度的“无为而治”，就连钱穆也不得不承认，像倪云林这样的汉人士大夫，在元末生活还是颇为自由的。但明初却是一个通过国家强制力对社会进行重组的时代，包括基层“里甲制”的建立，民籍军籍匠籍的划分，对于文化人的噤声和杀戮，都导致明初与元末相较，很多方面出现了倒退现象，万马齐喑，“整个社会回到了接近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状态。”仿佛是为了反驳钱穆，衫山正明认为大明帝国，至少在其初期，才是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黑暗帝国”，难怪士人会怀念元朝，把元末比作人间地狱的人，“只能说受到‘中华思想’的荼毒太深了。”
普通读者对于“中华思想”（ちゅうかしそう）一词，可能没有敏感性，这个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流行起来的词汇，按王柯的梳理，指涉的是“汉民族炫耀自己的文化和国土，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思想。” 对中国的这种自大观念做最系统剖析的，是京都大学教授那波利贞1936年出版的《中华思想》。“中华思想”说认为，北魏、辽、金、元、清五个王朝统治的年代，加起来相当于中国历史的三分之一，所以“中华”从来断裂的而不是连续的。既然如此，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接受日本的统治呢？
所以钱穆、傅斯年的观点，其偏颇当然不容否认；但杉山正明这本读上去给人不少新启发的《蒙古帝国的兴亡》，也不自觉地继承了日本二战前的某些危险观念。衫山此书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过于强调国家权力的作用，其实到了明中后期，很多社会力量的发展，早已溢出了国家划定框架之外，中西势力的消长，也并非单个因素能够解释，更何况有满清入关的干扰？元明之际的断裂与延续，是史学界至今聚讼的问题，杉山的观点，最终还是一家之言。
尹敏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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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的兴亡（上下）》读后感(四)：畅销书中的蒙古史
日本学者对于蒙古的研究是在世界一流水平的，无论是“上古”的箭内亘，还是后来的和田清、白鸟库吉等。以及近几年著作颇丰的冈田英弘和杉山正明。蒙古史的学习需要广泛的意识。中国的研究还是局限于以元朝的很多东西来看，虽然近来这个现象还是得到改善的。
一开始说杉山正明，还是其对于《史集》大量版本的拥有和掌握在世界上无出其右，据说其办公室是堆满了各个波斯文版本的史集，而其年轻的志向就是将对史集的研究出版。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并没有看到他对《史集》的研究有多少，反而一些宏观的畅销书榜上有名，作者自己说是有合约在身。《蒙古帝国的兴亡》就像其名字一样，是一本通识性的“科普读物”，和传统的日本学者所创作的一样，对于蒙古帝国宏观的认识还是很有日本特色的，类似的书还有冈田英弘的《世界史的诞生》以及作者的《颠覆世界史的蒙古》以及《忽必烈的挑战》，这三本较这本更短，但是内容虽说一样但是还是略有差异的。
有人说书中缺乏历史史料的证实，个人觉得这个不存在问题，只是作者在解构不同史料的时候角度不一样罢了，或者在叙事的时候换了语言体系，当然也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当然这本书还有一个很好的优点是附录很翔实，以及地图的大量出现。对于一些问题有自己的想法，例如对于蒙古帝国的分裂以及对李壇叛乱都有合理的解释。在研究蒙古史的时候是很好的思维方法。其实这些作为科普读物是足够了，缺点是有些人物脸谱化或者太有感情色彩，但是这不也是畅销书一贯的风格么。
日本人的蒙古史就像北海道的成吉思汗一样。想要表达的其实见到了才知道。
